一件奢侈品引發的中國式家庭矛盾

　　馬繼東：北京連卡佛專櫃里，一件價值不菲的杜嘉班納男士西服意外成為北京798藝術區的年度話題性裝置作品。

　　

　　專欄作家 馬繼東

　　北京連卡佛專櫃里，一件價值不菲的杜嘉班納（Dolce&Gabbana）男士西服，因為趙趙的緣故，意外成為北京798藝術區的年度話題性裝置作品。

　　趙趙，1982年生於新疆，是一位憑藉多元性藝術表達在國際舞台嶄露頭角的先鋒藝術家。2015年初，他想在全家赴美前添置幾件衣服，於是，帶著剛到北京不久的父母一同逛商場購物。

　　在連卡佛百貨，趙趙相中一件領口和袖口綴滿金色亮片的杜嘉班納黑色西服。他自己試穿了一下，照照鏡子，覺得挺合身，轉身問詢父母的意見。母親誇衣服漂亮，父親則評價拘謹。趙趙接著讓父母猜價格，父親猶豫片刻，猜三四千。趙趙給二老亮出價簽，上面赫然印著「99,999元」。

　　剛從新疆一所高校退休不久的父親，見到如此高昂的價格，起先面露窘態，進而變得憤怒，經歷過「上山下鄉」的改造，一輩子勤儉持家、教書育人的他，如今退休工資也不過5000元左右，買這樣一件衣服，對他來說，意味著「不吃不喝兩年」才能湊夠！

　　天生逆骨的趙趙，看到父親強硬反對的態度，心裡覺得有些可笑，堅持刷卡買單，過程毫不猶豫。

　　此舉自然讓父親拂袖而去，一旁的母親苦口婆心，勸趙趙沒必要花這麼多錢去激怒父親，曾在商場工作的她說，同樣材質的衣服，花3000元錢也能做出來。

　　之後發生的一連串事情，則很富戲劇性，也很當代，很「趙趙」。

　　趙趙的母親，揣著兒子給的3000元錢，每天跑到北京南四環的大紅門服裝批發市場，小心翼翼地捧著天價杜嘉班納西服，從選料、打版到縫製，每個環節悉心比照、親自督工，一年後，仿造任務大功告成；趙趙的父親，在兒子建議下，將自己對此事的不滿情緒，注入一篇長達萬字的「檄文」里，在文末，他道出了一位老共產黨員的困惑：「是否很可悲？不是因為我買不起而感到可悲；問題在於我們付出的勞動價值在哪裡？怎樣衡量？何以體現？」言之鑿鑿，字字鏗鏘；至於趙趙，則將母親監製的「山寨西服」、父親手書的信箋，連同那件引發家庭衝突的杜嘉班納，合併為一件題為《西裝》的藝術裝置，作為其2016年個展的三件作品之一。

　　10月下旬，我在北京798藝術區的唐人藝術中心裡，看到了這件由趙趙一家三口「合力」完成的作品——兩件西服，正品與仿品，並列懸掛在一面刷得雪白的牆上，對面是玻璃櫃里一排展開的信紙。

　　相比同期展出的另外兩件趙趙新作，不論是被整齊切割的100公里電纜和曾在沙漠里通電的冰箱——作品《塔克拉瑪干》，或是藝術家7年時間從不同家庭里收集到的1000把英吉沙小刀——作品《刀》，《西服》顯然不具備宏壯的場面和震撼的數字，安靜得出奇，卻也格外引人注目。

　　我給兩件西服分別拍了照片，隱去正品領口的標籤，發到微信朋友圈內，讓大家猜哪件是真哪件是假。短短半小時，收到幾十條答覆，大部分朋友都能準確命中。不難看出，如果僅從「像與不像」的角度來看，仿品似乎不太成功——當然，這也不是趙趙的創作初衷。美國藝術評論家芭芭拉•波拉克（Barbara Pollack）對此點評道 ：「在趙趙眼中，這恰好例證了中國式思維的糟粕，比如仿冒品好過正品，比如微博、微信是Facebook和Twitter的有效替代。由此而來的這件裝置直接將觀眾帶入這場家庭衝突，正品和仿冒品之間的對比一目了然。」

　　在我發的那條關於兩件西服的朋友圈，第一位正確回復的是主持人曹滌非，幾乎是秒回的速度。事後他問我：「你知道我是怎麼看出來的嗎？」「剪裁？」「不對。」「面料？」「不對。」「那是什麼？」「扣眼」。

　　從工藝層面，曹滌非判斷一件西服是否高級，一般根據兩點：扣子和扣眼。定製類西服的扣子往往都是天然牛角扣，且一般都不會事先預留扣眼，西服做完后，還要根據客戶需求做調整，袖口的扣眼是最後才打的。像湯姆•福特（Tom Ford）這樣的高端西裝品牌，即使成衣也是如此，讓客人有享受定製服務的感覺。此外，從奢侈品所具備的「功能」、「審美」、「價值」和「故事」這四個層級的含義來判斷，「一件山寨產品，即便是找齊所有原材料，請來原廠師傅，按原工序製作，即便外觀百分之百像，如果缺少了LOGO所賦予的歷史價值和品牌故事，二者仍是天差地別。」

　　曹滌非與時尚圈淵源頗深，擔任清華大學時尚教育顧問近十年，與許多品牌和時尚媒體都打過交道。他認為，趙趙這件以杜嘉班納為創作靈感的藝術作品，與以往奢侈品牌主動選擇藝術家合作的案例有著本質的區別。

　　比如迪奧手袋（Lady Dior），曾用兩年時間，邀請全球60位知名藝術家、攝影師、電影製作人，以「Lady Dior我之所見」為主題進行自由創作，中國藝術家劉建華就將這款經典手袋塑造成一件金黃色的小型雕塑，呈現與皮革質地完全不同的質感。再比如愛馬仕（Hermes）與中國藝術家丁乙合作，推出過的一款名為「中國韻律」（rhythm of China）的絲巾，印滿了該藝術家一貫的「米」字圖案，在絲巾兩個對角處，丁乙將「米」字改為了「H」。

　　曹滌非表示，上述兩個案例均是由奢侈品牌出資，給藝術家的「命題作文」，對應的，品牌也藉助藝術家的獨創思維，提升社會影響力與藝術價值，屬於雙贏舉措。而趙趙的這件作品，並非杜嘉班納主動邀請，作品主要聚焦於他與父母兩代人之間的衝突，此時品牌的象徵意義已經被弱化。「對藝術家趙趙來說，是不是杜嘉班納不重要，只不過是他拎出來作為奢侈品的代表。」——也正因為屬於「被動選擇」，杜嘉班納品牌公關方至今也謝絕對《西裝》做出回應。

　　圍繞這件作品，我問詢另一位時尚人士、「藝術北京」執行總監李孟夏的看法。他認為，趙趙之前的創作通常都是具有野心的宏大命題，消費以及消費符號的出現比較少見，「拆去的教堂以及佛像曾經以形態統一的小立方體出現在他的作品里，而當下的中國，消費才是人們的新宗教，很多人信佛，『連卡佛的佛』。」李孟夏調侃道。在全球消費化的時代，時尚工業欣欣向榮，消費符號化產生出一套全新的識別語言，「今天的中國，在審美、文化、消費面前產生的巨大割裂，就已經可以成為一件藝術作品了，正如趙趙以作品《西裝》來呈現出杜嘉班納這個符號的多重割裂的解讀一樣。」

　　針對《西裝》所隱含的兩代衝突，曹滌非闡述，老一輩人看到奢侈品，首先會想到物料和功能性，隨之產生的疑問就是：憑什麼化纖的會比純羊毛貴？正裝西服有一兩套就夠了，為何還要再買？等等。而新一代的年輕人消費觀念早已升級，有了更高階的著裝搭配要求，他們選擇不同款式、不同品牌，以滿足不同季節、不同場合的審美。

　　在曹滌非看來，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和城鄉的轉型升級，兩代人之間圍繞物質層面的觀念衝突只會變得越來越少，「如果有一天我的女兒想要買愛馬仕包，我不會反對，只要她能夠負擔。」他更關注的是未來兩代人的衝突，可能集中在精神層級的觀念衝突上，比如單身主義，比如丁克主義，比如性取向。

　　「有時，這種新的兩代衝突將會來得更加猛烈。」 曹滌非感言。

極具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