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選期間的走關係

當美國國內兩位候選人在決戰的最後階段相互廝殺的時候，近日在英國訪問的國務卿克里（John Kerry）在倫敦市長汗（Sadiq Khan）舉行的論壇上尷尬地表示，「當我和某個國家的外長、總統或者首相等人坐下來談話，並表示『我真心希望你們的國家能夠邁向民主』時，我能看到他們眼神里的懷疑。」

克里坦言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嚴重影響了美國在國際社會的形象

除了這次大選中低俗惡劣的作秀表演之外，金錢政治的元素也再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遭到批評。據《華爾街日報》報道，本屆大選中，20多名億萬富翁為他們競選共捐款8,800萬美元，其中希拉里及其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收穫至少7,000萬美元。

作為「政治獻金」的交換，這些富翁能換取大選后的政策傾斜和高官厚祿。而議員之間通過幫助利益組織從而確保自己卸任后的高薪職位這種「旋轉門」現象，也變得越發惡劣。

長久以來，美國國會和政府所推行的政令改革，除了反應立法者和執政者的理想追求以及普通選民的訴求以外，也在相當程度上受到資本運作的影響，甚至兩黨中的不少議員和官員本身也是從後台走向前台的資本家或他們的代言人。

從某種程度上說，政黨更像是利益集團的組合體。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政黨如何更迭，資本的力量皆可以通過代表人直接參與政治，或是以遊說的方式保持對美國政治的影響力和相當程度上的掌控力。

幾乎每個選民都可以說出不少遊說的缺點。那麼美國為何會允許遊說這套設計的存在？

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里鄭重寫著，「國會不得制定法律來削奪人民和平集會及向政府請願以求解難的權利。」這也就意味著民眾有結黨結社的權利，並可通過請願向政府進行遊說，施加影響。

民間的利益團體對政府施加影響，主要有四種方法：

一則建立政黨，通過推舉候選人入職國會，來推進自己的政策；另則是打官司，通過法律訴訟的方式，利用司法審核權推翻對自己不利的法規；再則是走體系外的群眾路線，也即所謂outsider strategy。通過媒體這樣不受政府控制的公共渠道，向民眾宣傳自己的觀念，通過組織聯名信、電話、投票乃至抗議遊行等方式對議員和政府施加影響。

無論是以上哪一種方法，都會產生程度不一的衝突，在難以掌控成本的同時也無法獲得最高的效率。而所謂insider strategy的遊說制度講求的則是國會、政府和利益組織之間的合作。

今年4月，數千名美國群眾集結國會山，抗議金錢政治

從國會和政府的方面考慮，他們在立法和執法時有聽取民眾意見的需要。現代社會，議會和政府所要負責的問題越來越繁雜，也越發需要專業知識。美國民選體制對候選人並無教育程度和專業培訓的要求，民選議員官員本身對需要監管事務的相關知識經常並不了解，需要專業人士的幫助。

雖然後者在與立法者合作時很可能有利益的考量，但他們也是所涉及法規的直接利害相關者，理應聽取他們的意見。因此國會在立法前都要召開聽證會，也即各種專家說客代表利益團體在國會作證。有很多時候利益團體甚至會幫助議員參與撰寫立法草案的過程。

對利益組織而言，遊說除了可以施加影響之外，還可以從政府內部獲得一線的情報，以決定自己下一步的動向。比如面對一個新出台的法規，相關政府監管部門到底如何理解具體細節，會怎樣執行，都可以通過遊說人和具體的負責人員進行直接溝通。

然而說客們畢竟只代表了一小部分群體的利益。在大資本的高效運作之下，大型的遊說公司不僅對政府和國會進行遊說，也幫助利益團體和媒體溝通，打官司，全方位的對政府施加影響。除了有不少說客最終自己成為議員的情況以外，大量的議員在離職后也會選擇成為說客。

2004年，共和黨議員陶津（Billy Tauzin）在競選失敗后，宣布擔任美國醫藥研究製造（PhRMA）這個巨無霸商業組織的主席；同年，參議院民主黨領袖達施樂（Tom Daschle）在法律嚴禁聯邦參議員於離職一年內從事遊說工作的前提下，仍以「特殊政策顧問」的身份加盟了著名遊說律所Alston & Bird。

2005年，國會曝出醜聞，為印第安人的賭場工作的超級說客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在數年間向300名政府和國會官員行賄140萬美金，最終導致超過20人被定罪。

遊說不可避免地需要在私下以相對隱秘的形式進行，因此更給人以暗箱操作的印象。近年來國會雖然屢次通過另遊說更加透明化的法令，但是面對議員和說客之間的你來我往，這類法令所發揮的監督效應，仍甚是有限。

其實，美國政治中「遊說」一詞就是「走關係」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