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肯尼迪到特朗普：美國全球戰略的危險轉變

　　拉赫曼：肯尼迪那代人深知，讓美國對外部世界不理不問，最終將導致經濟和政治災難。隨著主打「美國優先」政策的特朗普上台，美國已顯現頹廢和衰落的跡象。

　　

　　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1月9日早上被確認當選美國總統，這具有令人傷感的象徵意義——27年前的這一天，柏林牆倒塌。那是一個美國領導力勝利的時刻，還開啟了一段令人樂觀、自由和民主思想在世界各地傳播的時期。那個時期無疑隨著特朗普的勝選而終結。

　　一個打種族牌的煽動者贏得大選，代表著對美國民主體制威望的沉重打擊，也是對世界各地民主事業的沉重打擊——美國自1945年以來斷斷續續地捍衛著民主事業。

　　美國作出的最精闢也最令人感動的承諾是約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1年所說的：「讓每個國家都知道——不論它希望我們繁榮還是希望我們衰落——為確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勝利，我們將付出任何代價，承受任何負擔，應付任何艱難，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敵人。」

　　肯尼迪願景的大氣、廣度和雄辯與特朗普那種小家子氣的民族主義宣告構成了令人悲哀的對比——「我們的計劃將首先考慮美國。美國主義而非全球主義將是我們的信條」。這兩種願景之間的差異是深遠和不祥的。促使美國戰後一代人承諾保護世界各地自由民主的，並不只是理想主義。正如肯尼迪所指出的，他們這代人「在戰爭中受過鍛煉，在艱難困苦的和平時期受過陶冶」。他們與當今這一代把特朗普選上台的美國人（因吃多了快餐食品而變得肥胖，因看多了真人秀節目而變得幼稚）不可同日而語。

　　肯尼迪那代人從「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和二戰汲取了慘痛的教訓。他們知道，「美國優先」政策——那些尋求讓美國對外部世界的問題不理不問的政策——最終導致經濟和政治災難。因此在1945年之後，美國新一代領導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人）為世界打造了一套經濟和安全架構，其基礎是美國的領導力以及國際機構和聯盟，如北約(Nato)、聯合國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特朗普忘記了從上世紀30年代汲取的這些教訓——如果他曾經明白過這些教訓的話。在他眼裡，國際機構似乎比美國自己的機構更值得蔑視。他擬議的政策可能砍掉美國幾十年來支持和捍衛的自由主義世界秩序。尤其是，他挑戰了支撐美國對外政策的兩大跨黨派原則：一是支持一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系；二是承諾維護以美國為首的聯盟以支撐全球安全。

　　特朗普是自二戰之前以來首個當選美國總統的公開的保護主義者。他承諾重新談判美國「糟糕的」貿易協定，比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並威脅讓美國退出世貿組織(WTO)。他還提議對中國輸美商品徵收高達45%的關稅。如果特朗普真的兌現這些威脅，他將引發全球貿易戰，很可能讓世界陷入衰退，類似於上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那場蕭條因美國採取保護主義而嚴重加劇。

　　特朗普對全球安全體系的影響可能同樣戲劇性。這位當選總統質疑美國是否會履行其對北約盟友以及日本和韓國的安全承諾——除非這些國家加大防務支出。美國對盟友「搭便車」的不滿是兩黨都關注的問題。現在的不同之處在於，特朗普公開質疑有關美國將協防盟友抵擋軍事攻擊（無論發生什麼情況）這個理念。這種模稜兩可的態度——再加上特朗普公開欽佩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將會讓人們擔心，美國將不會反對俄羅斯在烏克蘭或者東歐發起新的侵略行動。

　　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尤其是日本和韓國）還擔心，特朗普的「美國優先」政策可能延伸至接受中國在東亞確立一個勢力範圍。

　　對於一個厭倦了中東戰爭而且顯然接受國內經濟問題源於國際貿易這種說法的國家，「美國優先」政策的誘惑是可以理解的。美國有著龐大的國內市場，可以支撐其經濟，它還有兩個大洋作為安全屏障。然而，如果與全球其他國家脫離接觸，美國遲早會變得更為貧窮和小家子氣。就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美國自身的安全和繁榮最終也很可能受到國際貿易崩潰和威權侵略捲土重來的威脅。

　　然而，這一切都是未來的事情，屬於猜想範疇。就目前而言，美國乃至世界面臨一個令人沮喪的簡單真相。曾經由林肯(Lincoln)、羅斯福(Roosevelt)和肯尼迪等巨人擔任過的美國總統，如今被一名淺薄的商販佔據。特朗普承諾「讓美國再次偉大」，但他這樣的人竟然當選總統，其實是國家頹廢和衰落的糟糕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