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前總理：如何應對民主的困境？

　　斯圖布：民主、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理應得到捍衛。要生存下來，它們必須適應一場比以往更迅速的全球革命。

　　

　　芬蘭前總理 亞歷山大•斯圖布

　　對於相信民主、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自由國際主義者來說，眼下的日子不好過。這種意識形態——無論功過是非——已證明了它的價值，但它的衛士似乎已進入冬眠。

　　歐洲和北美仍是遙遙領先的最繁榮的兩個大陸。自由貿易與企業的組合在過去幾十年讓數百萬人擺脫了貧困。然而，這套體系現在遭受著各個方向的攻擊。保護主義和反自由主義的政府在歐洲已經相當常見。英國將要脫離歐盟，比利時瓦隆大區的議會一度想要阻止歐盟與加拿大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美國總統選舉象徵著民主話語中一切粗俗的東西。文明辯論和實質議題已讓位於侮辱和人身攻擊。當美國大選變成PG輔導級時，我們知道民主有麻煩了。

　　民粹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正在抬頭。歐洲難民危機引發了層出不窮的種族主義和仇外運動，使得上世紀90年代末的奧地利自由黨(Freedom Party of Austria)相比之下像一所國際幼兒園。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說要對墨西哥豎起圍牆，這聽上去像是個病態的玩笑——如果他不是當真的話。

　　威權政府的領導人肯定在幸災樂禍地看著這一切。但是，我們應該失去希望，向一個威權的、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的世界新秩序低頭嗎？不，但抵制它並不容易，原因有三點。

　　首先，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運動可能是短暫的，但這取決於你如何對待它們。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歐洲領導人曾放縱民族主義運動湧現，他們的反制行動太少也太晚，釀成了災難性後果。

　　對2016年的溫和中間派來說，關鍵考驗是如何應對當前的民粹主義運動。芬蘭已選擇將一部分政府職責交由右翼的正統芬蘭人黨(True Finns)。權力伴隨著棘手決策，其後果是，移民、緊縮以及紓困政策導致該黨人氣減半。

　　其他國家，比如瑞典，選擇將瑞典民主黨(Sweden Democrats)擋在政府門外，結果自2014年大選以來該黨人氣飆升。歐洲各國的問題很可能沒有單一的解決方案，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你必須去傾聽、去接觸民粹主義運動，以免為時過晚。

　　第二，市場經濟有反彈傾向。而當市場經濟果真反彈時，民主治理的壓力就會減小，人們將不再覺得有必要向現政府發泄不滿，或者寄望極端勢力（無論是極右還是極左）提供出路。

　　有些人質疑經濟增長與負責任的民主政體之間的聯繫。始於2008年的金融危機掀翻了許多政府，但其他國家展現了韌性。憑藉八年的執政經驗，我敢說當經濟增長時，政治生涯會容易許多。

　　歐洲可能面臨長期的低增長，但很可能沒有我們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見到的那麼嚴重。問題在於如何在福利國家體制下分享這種增長？那些一直被告知全球資本主義優越性的人將如何看待這種分配，他們會覺得公平還是不公？

　　第三，科技發展將加速全球化。政治人士和政策制定者必須對第四次工業革命——人工智慧、機器人、物聯網、3D列印和數字化——的影響有所認知。這場革命將對從勞動力市場到貿易關係的一切方面造成擾亂。好消息是科技將令威權政府的日子更加難過（除了監視）。世界各國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機成為反抗政府集權的強大工具。

　　壞消息是新的機器時代將淘汰大批藍領和白領工作——從計程車和公共汽車司機，到X光專家和市場分析師。立法者的挑戰是如何應對勞動市場的這種根本性轉變。

　　自由國際主義者不應失去信心。歸根到底，最終問題是我們要如何適應變化，以及我們是否有勇氣去捍衛自由和民主。在社交媒體和主流媒體製造的喧囂噪音中，想做到這點並不容易。隨波逐流的願望是誘人的。

　　我相信人類是理性的，我們能夠弄懂什麼對自己最好。如果歷史經驗還靠得住的話，威權統治、保護主義和民族主義長期而言必將失敗，但短期內它們可能造成很大傷害。民主、市場經濟和全球化值得捍衛。要生存下來，它們必須適應一場比以往更迅速的全球革命。

　　亞歷山大•斯圖布(Alexander Stubb)是芬蘭前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