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一場戰爭催生立憲風潮

　　

　　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佔領東北的俄國軍隊將領與中國少年合影，日俄戰爭爆發后，大批無辜百姓成為炮灰，而清政府卻宣布局外中立

　　《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原標題《「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日俄戰爭催生立憲風潮》

　　1910年-1913年，少年周恩來正在奉天省官立東關模範兩等小學校讀高小。期間，他曾到奉天附近日俄戰爭舊址參觀。當少年周恩來看到矗立在魏家樓子沙河岸上的紀念碑和紀念塔時非常憤怒，說：「張家和王家打架，打到我們李家，殺了我們李家無辜的人不算，還要在我們李家豎碑立塔紀念，真是欺人太甚了！」1955年蘇聯和中國商談從旅順撤軍時，蘇聯曾提出建立日俄戰爭時在那裡戰死的俄軍馬卡洛夫中將紀念碑和其他陣亡者的方尖碑，被周恩來當場拒絕了。

　　可見，當年日俄戰爭給中國人帶來的恥辱對少年周恩來的影響。1904年到1905年間，已經雄踞東北的沙俄和覬覦東北的日本為爭奪東亞霸權大打出手。他們把中國東北作為戰場，大批無辜的中國百姓成為炮灰，而清政府卻宣布局外中立，聲稱「彼此均系友邦」。

　　日俄戰爭讓中國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其影響也至深至巨。除了周恩來外，我們熟悉的魯迅棄醫從文、秋瑾「拼將十萬頭顱血，須把乾坤力挽回」的誓言等等，都是在日俄戰爭的刺激下發生的。而日俄戰爭除了喚起當年這些熱血青年的愛國熱情外，還推動了清廷的「預備立憲」。

　　「不由於種而由於制」

　　其實，根據日本和西方的史料可以判斷，在日俄戰爭中清政府的局外中立是「被迫」的。在1903年12月30日的日本內閣會議上，內閣就做出「必須確保中國中立地位」的決定。這並不是說日本害怕中俄聯手抗擊日本，恰恰相反，當時中國朝野上下一片「聯日拒俄」的呼聲。日本人害怕的是，中日聯手抗俄會引發西方的「黃禍論」。日俄戰爭之前，日本為避免刺激歐洲列強的敵意，就在外宣上一再明確，日本作戰目的只是遏制俄國的擴張，絕不是針對西方。

　　

　　1904年3月日俄戰爭爆發后，日本第一軍由朝鮮鎮南浦登陸。日俄戰爭開始后，立憲派就認為立憲的日本一定能戰勝專制的沙俄

　　與我們今天看待這場戰爭不同，儘管日本竭力淡化這場戰爭的種族色彩，但在許多人看來，這場戰爭仍然是一場「黃白」大戰。自近代以來，世界歷史上都是白種人打敗黃種人，白種人對非白種人進行殖民統治。所以當時的國人，對於日俄軍隊在中國土地上廝殺，在感到恥辱與憤怒之外，也有希望日勝並以此來打破黃種人不如白種人謬論的複雜心情。

　　但在日俄戰爭之前剛興起不久的立憲派看來，這場戰爭還有另外一個觀察角度，那就是立憲與專制之爭。就在日俄宣戰後三天，立憲派就發文表示，過去說黃種人不如白種人的言論已經深入人心，但是「國家強弱之分，不由於種而由於制」。日本雖然是黃種人，是小國，但有先進的君主立憲制度，而俄國雖然是白人、是大國，但卻是腐朽的專制制度。日俄戰爭就是在立憲的小國與專制的大國沙俄之間進行的，所以日本必定會勝利。與之相反，守舊派卻認為俄大日小，而且作為專制國家，更能調動國內資源，所以，日本必敗。

　　就這樣，在戰爭剛剛開始，立憲派與保守派雙方就已預先設定了立場，出發點均「不由於種而由於制」，雙方不再關注皮膚的膚色，而是上升到制度之爭。清廷和保守派推斷俄國會獲勝，他們制定了親俄的外交方針，認為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是「以權與民」，這樣士兵必然會「各顧其命」，難打勝仗；而俄國是君掌大權，令出必行。對此，立憲派反駁說，國家的強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雖小，但經君主立憲后精神蓬勃；「俄國雖大，而腐敗之氣象與我國等」。另外，民權乃天賦之權，「故立憲國民每至戰陣之場，各以保守天權為務，生死不計也」，而這豈是「專制之國以軍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語耶？」

　　立憲派當然知道日本覬覦中國的野心，但是如果通過此役能夠使清政府警醒，證明「立憲」的強國之用，也算「把壞事變成好事」。立憲派預測日俄戰爭必然會對中國未來的政治走向起到重要影響：「蓋專制、立憲，中國之一大問題也。若俄勝日敗，則我政府之意，必以為中國所以貧弱者，非憲政之不立，乃專制之未工」，「我國國人必以為白興黃蹶，天之定理，即發憤愛國之日本亦不足與天演之公理相抗，而何論於中國。此意一決，則遠大之圖，一切滅絕，而敬畏白人之意將更甚於今日，而天下之心死矣。」（《論中國所受俄國之影響》，《中外日報》，1904年4月4日）

　　立憲成為「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

　　日俄戰爭的進展證實了立憲派的判斷。1904年2-8月，日俄艦隊在旅順口附近發生多次海戰，俄艦遭受重大損失。同時，日本陸軍從新義州渡過鴨綠江，突破俄軍防線。1905年1月，旅順口俄國守軍投降。日本的優勢逐漸顯現，這使立憲派更確定了其先前的觀點，他們進一步指出，全球富強之國不是立憲，就是共和，沒有專制者。可是由於俄國的緣故，又有人發生懷疑。「於是政府遂以俄為口實以拒絕民權」，現在俄國敗局已定，「此疑釋矣」。（《論日勝為憲政之兆》，《中外日報》，1905年5月21日）

　　清廷避談「立憲」，還有君權旁落的擔心，立憲派則以日俄為例說明立憲不但不會威脅到君權，還能進一步鞏固君權，他們發文說：「中國民權一興，豈不是眼裡沒了朝廷，唉，不然嘔，民人有權，正是尊敬朝廷的意思⋯⋯日本國，變法三十年，民權最發達，日本人民，尊敬明治天皇，如天如地，日本第一條憲法，就是天皇神聖不可犯。不信再看俄羅斯國，不重民權，最重壓制，不許民間開議院，由俄皇亞歷山大、尼古拉，父子雙雙被人行刺身死，至今也沒有消停。請問明白人，民人有了權，是與朝廷有利呀，還是有害呢?」（《愛國再續》，《京話日報》第538號）這顯然體現了立憲派勸諫清廷的苦心。

　　

　　1905年，戰勝的日軍強征中國百姓用牛車運送俄軍戰俘與傷員

　　5月27-28日，日俄雙方在朝鮮半島和日本本州之間的對馬海峽展開激戰。戰役中，東鄉平八郎指揮的日本聯合艦隊摧毀了羅熱斯特文斯基指揮的俄國第二太平洋艦隊2/3的艦隻，而自己僅損失3艘魚雷艇，取得了近乎完美的勝利。這場戰役也使俄國被迫走上談判桌，接受失敗的現實。日俄戰爭結果一出，立憲派藉此大做文章，說「小國能勝大國的原故，並不在土地有多大，海陸軍有多少，全在乎立憲與專制的分別」。（《立憲不損君權》，《京話日報》第680號）

　　日本的勝利強烈地震撼了中國士民，刺激了晚清中國的立憲思潮進一步蓬勃發展，很多人開始認同立憲派的觀點，認為這場戰爭「非軍隊之競爭，乃政治之競爭。卒之日勝而俄敗，專制立憲，得失皎然」（沈其昌：《議員要覽》），「以小克大，以亞挫歐，赫然違歷史之公例，非以立憲不立憲之義解釋之，殆為無因之果。於是天下之人，皆為專制之政不足復存於天下。」（別士：《刊印緣起》）而素有北方清議之名的《大公報》在日俄戰爭結束后也立刻刊載文章稱：「此戰誠為創舉，不知日立憲國也，俄專制國也，專制國與立憲國戰，立憲國無不勝，專制國無不敗。」

　　因為中國沒有經歷過西方啟蒙運動思想的洗禮，當時的國人並不關心限制皇帝權力的「立憲」以及公民「權利」等等，面對列強的「瓜分豆剖」，縈繞心頭的是救亡圖存。此次日本在打敗君主專制的中國后竟又打敗公認強大的君主專制的俄國，似乎以具體直觀的事例告訴國人立憲就可以強國、救亡。一些守舊派人士思想也為之一變，開始相信「立憲」是強國之策了。這樣，在日俄戰爭后，原本影響不大、只是少數人的立憲活動因此影響大增，「昔者維新二字，為中國士夫之口頭禪，今者立憲二字，又為中國士大夫之口頭禪」。「上至勛戚大臣，下逮校舍學子，靡不曰立憲立憲，一唱百和，異口同聲。」（《中國未立憲以前當以法律遍教國民論》，《東方雜誌》1905年第11期）「立憲」基本上成為中國官紳民眾的共識。

　　推動「五大臣出洋考察」

　　日俄戰爭結束還不到兩個月，「預備立憲」的啟動儀式就開始了。1905年7月16日，清廷特簡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出洋考察政治，不久又加派紹英。這標誌著清政府基本確立了立憲改革的決策，並且邁出了關鍵一步。后因革命黨人吳樾謀炸事件，徐世昌、紹英留京，改以李盛鐸、尚其亨代之，組成五人的出洋考察團。

　　清政府能有如此的「高效率」，正是受到日俄戰爭的刺激。赴外考察一事籌劃很久，但其最終以考察各國憲法的名義成行，正體現了日俄戰爭前後國內輿論風向的變化。

　　

　　大連旅順白玉山塔。白玉山塔，原名「表忠塔」，是日俄戰爭後日本為美化侵略戰爭，於1907年6月至1909年11月，修築的高達66米多的彈形塔，現已成為日本侵華的物證

　　日俄戰爭剛一爆發，立憲派不僅大力宣傳立憲的好處，還開始了積極的奔走。他們認識到，實施立憲離不開政壇上有話語權的官員，開始積極運作，走「上層路線」，拉攏一些「大咖」以尋求支持。江浙的立憲派人士張元濟、張美翊、趙鳳昌和奉天提學使張鶴齡等最早提出遣使分赴各國「聲明東三省主權所在」。他們先說動上海的會辦商約大臣盛宣懷。盛宣懷作為清末最炙手可熱的官商，中國近代工業的最重要操盤者之一，在政治上也有相當的話語權，他同湖北巡撫端方和辦理商約大臣呂海寰商議，草擬了一篇奏稿。盛宣懷考慮到僅憑他們三人的地位身份還難以引起朝廷足夠的重視，又拉上兩江總督魏光燾和兩廣總督岑春煊一起聯銜上奏，稱「惟有乘其勝敗未分之際，及早圖維」。為此，盛宣懷等提出，應迅速特簡親重大臣，以考求新政為名，申明東三省的主權，這樣，將來召開國際會議，中國必能「預佔一席」，不然「將來各國開會之日，（中國）恐被屏居局外」，可見，此次出使的名義為考求新政，實際任務是保衛主權，尚未觸及立憲問題。而且，後來的發展證明，盛宣懷並不支持立憲。或許這與他的官商身份有關，只有在權力不受限制的情境中，才能攫得更大利益。事實上，他的官商生涯也確實聲名欠佳。

　　盛宣懷等人的建議並未被清政府採納，清廷認為時機未到，等到戰事有了眉目之後再定不遲。立憲派得知后，又致函岑春煊的幕僚說戰爭預計秋冬之際即看出結果，宜「趁此機會，先定國是」，加入「立憲」的主張並鼓動一干滿漢大員上奏，不過在上次碰了釘子后，這些大員們也沒有熱情，此事也就沉寂下去了。

　　1903年，清末狀元、棄仕經商的立憲派代表人物張謇赴日考察歸來，他與社會上層人士和官場均有密切交往，他遊說魏光燾、張之洞等奏請立憲並為之代擬立憲奏稿。他提出日俄戰爭后，中國必有極大危險，欲加預防，只有實行立憲。謹小慎微的張之洞沒有立即出奏，而是要張謇去探詢直隸總督袁世凱的態度，以決進止。張謇與袁世凱曾有一段師生之誼。1881年4月，袁世凱投入吳長慶軍中，吳命袁世凱在營中跟隨張謇讀書（此年張謇29歲，袁世凱23歲），張謇認為袁世凱這個人「好權術」，在道德文章、科舉仕途上難成大器。其後兩人也有一些恩怨，以致20多年沒有通過信，但此時袁世凱已經青雲直上，成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而且在清末新政中表現積極。張謇遂拋開個人恩怨，於1904年6月投書袁世凱，中言：「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今全球完全專制之國誰乎？一專制當眾立憲，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諸人共成憲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績，特命好耳。論公之才，豈必在彼諸人之下。」慣於政治投機的袁世凱認為時機還不成熟，所以婉轉地回絕了。而張之洞、魏光燾等人在審時度勢下，亦未敢將奏摺上呈。

　　

　　瞿鴻禨

　　在與袁世凱聯繫的同時，張謇還通過張美翊上書其師軍機大臣兼外務部尚書瞿鴻禨，請其倡導立憲。瞿鴻禨長相與同治皇帝有幾分相似，據說，他因這樣的相貌而獲得中年喪子的慈禧之好感，因此受到重用。立憲派鼓勵瞿鴻禨站出來勇敢地倡導立憲，向他提出所謂的「一筆兩用之策」，即出國考察團要把保衛主權和考求憲法結合起來，因為「凡立憲各國，侈然以文明自負」，以考察憲法可拉近與各國的關係，有利於解決「俄日之局」。此外，張謇還與趙鳳昌刻印《日本憲法義解》和《日本議會史》等資料分送給首席軍機大臣奕劻等官員讓他們了解立憲。

　　隨著對立憲了解的加深，瞿鴻禨對立憲派的主張越發認同，他認為中國若在日俄戰爭后的外交上若有所為，就要選擇立憲，他曾對戶部主事陳黻宸說：「以一不立憲國居群立憲國間，不待遠識之士，而知其不可為矣。」「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內治，惟立憲二字，強於百萬之師。」頗受慈禧信賴的瞿鴻禨態度的轉變，對最終慈禧的決策無疑會起到重要作用。

　　日俄戰爭勝負已分后，1905年6月初，美國向日俄雙方提出議和建議。清政府這才急向美國政府提出中國將派專使參與日俄議和會議，但遭到拒絕。6月26日，清政府就如何因應日俄議和以及接收東三省的善後事宜電告各省督撫。因為日俄戰爭的結果使得「立憲」成為流行語和社會共識，各督撫大員紛紛奏請立憲（在8位總督中，就有5位：雲貴總督丁振鐸、兩廣總督岑春煊、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直隸總督袁世凱），而作為軍機大臣的瞿鴻禨更是向慈禧「造膝密陳」，面奏派員出洋，「自請親赴歐美考察政治」。清政府迫於「時局危艱，百端待理」，亦決定銳意振興，「起衰弱而救顛危」。

　　就這樣，在日俄戰爭后的一片「立憲」聲中，拉開「預備立憲」序幕的「五大臣出洋考察」就這樣確定下來了。

　　參考資料

　　1. 侯宜傑：《20世紀初中國政治改革風潮--清末立憲運動史》

　　2. 雷頤：《面對現代性挑戰——清王朝的應對》

　　3. 雪珥：《阻擊黃禍論》

　　4. 潘崇：《清末東北邊疆危機與清政府憲政改革決策的建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