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的終結：歷史被忽悠的一面

絲綢之路的終結：歷史被忽視的一面
　　

　　摘要ID：ipress   人們在熱情談論這條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時，卻很少問問它是否真的可以稱為「洲際商貿大通道」，或者稱為「和平友誼之路」。

　　橫亘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在世界文明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今天更成了國人關注的焦點。然而人們在熱情談論這條絲綢之路的輝煌歷史時，卻很少問問它是否真的可以稱為「洲際商貿大通道」，或者稱為「和平友誼之路」。

　　在近代以前的歷史上，這條絲路曾經是世界上路程最遠、為時最長、同時意義也最重要的國際商道。早在兩千年前，羅馬地理博物學家老普林尼（Gaius Plinius Secundus）說道：「遙遠的東方絲國在森林中收穫絲製品，經過浸泡等程序的加工，出口到羅馬，使得羅馬開始崇尚絲制衣服」。他還說：「保守估計，印度、塞雷斯（中國）和阿拉伯半島每年可以通過貿易從羅馬帝國賺取一億銀幣（Sesterces）的利潤，這便是我們羅馬帝國的婦女每年用作購買奢侈品的花費。」雖然他說的貿易數字無從證實，但這段話也表明：早在公元之初，絲綢之路已把歐亞大陸兩端的漢帝國和羅馬帝國以及中間的印度聯繫了起來。

　　

　　然而，絲綢之路的經濟意義不宜誇大。

　　首先，交通運輸方面，這條絲路是一條極盡艱難險阻的路程。它在歷史上經歷了不少變化。在漢代，它西起羅馬帝國首都羅馬城，經西亞、中亞，最終到達中國的首都長安。到了唐代以後，絲綢之路覆蓋範圍擴大，西起地中海東岸與黑海沿岸港口城市（例如亞歷山大港、大馬士革、阿勒頗、君士坦丁堡等），經過裏海南部進入亞洲，穿過巴格達，分為幾條支路穿過內陸地區，再彙集於鹹海附近，然後在中亞的布哈拉開始分路前往印度的德里與阿格拉。經過布哈拉，到達帕米爾北部的撒馬爾罕后，絲綢之路再次出現分支：往北通向阿拉木圖，往東穿越中亞，並沿崑崙山脈或天山山脈行進抵達西安。

　　無論是哪一條絲綢之路，一路上儘是高山、大漠、草原、荒野，大多數地方人煙稀少，許多地方甚至人跡罕至。唐代高僧玄奘沿著絲綢之路西行，行至莫賀延磧，「長八百餘里，古曰沙河，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復無水草」，「唯望骨聚馬糞等漸進」，「四顧茫然人鳥俱絕，夜則妖魑舉火爛若繁星，晝則驚風擁沙散如時雨。雖遇如是，心無所懼，但苦水盡渴不能前。是時四夜五日無一渧沾喉口腹干燋。幾將殞絕不復能進」。到了梵衍那國，「在雪山中，塗路艱危倍於凌磧之地，凝雲飛雪曾不暫霽，或逢尤甚之處則平途數丈。故宋王稱西方之難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即此也」。又「渡一磧至凌山，即蔥嶺北隅也。其山險峭峻極於天，自開闢已來氷雪所聚，積而為凌，春夏不解，凝冱污漫與雲連屬，仰之皚然莫覩其際。其凌峯摧落橫路側者，或高百尺，或廣數丈。由是蹊徑崎嶇登涉艱阻。加以風雪雜飛，雖復屨重裘不免寒戰。將欲眠食復無燥處可停，唯知懸釜而炊席冰而寢。七日之後方始出山。徒侶之中凍死者十有三四。牛馬逾甚」，旅途極盡艱難。元朝初年人周密說：「回回國所經道中，有沙磧數千里，不生草木，亦無水泉，塵沙眯目，凡一月方能過此。每以鹽和面作大臠，置橐駝口中，仍系其口，勿令噬嗑，使鹽面之氣沾濡，庶不致餓死。人則以面作餅，各貯水一檻於腰間，或牛羊渾脫皮盛水置車中。每日略食餌餅，濡之以水。或迷路水竭，太渴，則飲馬溺，或壓馬糞汁而飲之。其國人亦以為如登天之難。」馬可·波羅行經中國新疆的羅布荒原時，從荒原的最窄處穿過，也需要一個月時間；倘若要穿過其最寬部分，則幾乎需要一年的時間。人們要過此荒原，必須要準備能夠支持一個月的食物。在穿越荒原的三十天的路程中，不是經過沙地，就是經過不毛的山峰。特別是帕米爾高原，沿高原走十二日，看不見一個居民。此處群山巍峨，看不見任何鳥雀在山頂上盤旋。因為高原上海拔高，空氣稀薄，食物也很難煮熟。

　　直到17世紀初，葡萄牙傳教士鄂本篤沿著絲綢之路從印度經中亞來中國，旅程依然非常艱險。在翻越帕米爾高原時，「由於天氣寒冷、空氣稀薄，人、馬幾乎不能呼吸，因此而致死者比比皆是，人們只有靠吃蒜、蔥或杏干來抵禦」。他們經過了一段最惡劣的道路，在滕吉巴達克（Tengi-Badascian）山附近損失了大量財物和馬匹，在翻越撒克力斯瑪（Sacrithma）高山的時候又凍死了許多同伴。在與盜賊、火災、山嶺、風雪相爭鬥后，1603年11月末這支商隊終於到達目的地——喀什噶爾的鴨兒看城。此時距鄂本篤等離開果阿東行已有一年。鄂本篤所帶的馬有六匹都死於凍餓睏乏。

　　絲綢之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駱駝和馬、驢，特別是被稱為「沙漠之舟」的駱駝。據馬可·波羅在羅布荒原所見，商人們用駱駝的多，因為駱駝能載重物，而食量又小，比較合算。然而，即使是駱駝，其運載能力也十分有限。例如連接歐亞海上貿易的蘇伊士地峽，長不過160餘公里，沿途是沙漠，貨物運輸只能靠駱駝。適應這裡天氣和地理情況的阿拉伯駱駝，在最佳狀況下能馱運400磅（180公斤）重的貨物，每天走40英里（64公里）的路程。絲綢之路沿途的地形更為複雜，行程更為遙遠和艱苦，因此駱駝的運輸能力更受限制。他們將食物和商品裝在驢子和駱駝背上，如果這些牲畜在走完這個荒原之前就已精疲力竭，不能再使用的話，他們就把它們殺而食之。

　　

　　其次，前近代時期的世界上，各個國家（或政權）的領土往往沒有明確的邊界，因此出現許多管轄權不清的地方。不少地區在若干時期中甚至沒有國家（或政權）管治，成為政治管轄的真空地區。這種情況使得國際貿易成為高風險的事業。特別是前近代時期國際貿易中的商品主要是價格昂貴的奢侈品。這樣一來，使得從事國際貿易的商隊更加成為沿途盜匪垂涎的目標。因此絲綢之路上盜匪橫行，洗劫商旅，殺人劫財，乃是常情。玄奘西行中就多次遇到盜匪，有一次遇到多達二千餘騎的「突厥寇賊」。另外一次與商人通行，有一日，「同侶商胡數十，貪先貿易夜中私發。前去十餘里，遇賊劫殺無一脫者。比法師等到，見其遺骸無復財產」。蒙古帝國時期治安情況有所好轉，絲路得以重現繁榮。但是從馬可·波羅的記述來看，盜匪依然不少。像著名的商業中心忽里模子城附近就因有成群的強盜不斷襲擊搶劫商旅，所以極其危險。蒙古帝國瓦解后，中亞地區大多數時期處於混亂狀態。鄂本篤於1603年3月從印度啟程前往中國，在拉合爾隨同商隊出發去喀布爾，同行的有500人，已有相當的自衛能力，但途中遇到盜匪，多人受重傷，鄂本篤和其他幾人逃到了樹林里才得以脫險。因此之故，商人只能結成大團伙，攜帶武器，僱用衛隊，以對付小股盜匪。荷蘭人白斯拜克於1560年奉日耳曼皇帝查理五世之命，出任駐奧斯曼帝國使節。他在伊斯坦布爾見到一位旅遊中國的土耳其麥沃拉納教派的伊斯蘭傳教士。此教士講了他去中國經歷。他加入了進行絲綢之路貿易的商隊。這個商隊規模頗大，原因是路上艱難險阻，非結大隊不可。他們一直行抵中國嘉峪關后，方才安全。

　　

　　第三，絲綢之路是一條國際貿易路線。國際貿易涉及國際貿易的各國（或者領土政權），在經濟政策、語言、法律、風俗習慣以及貨幣、度量衡、海關制度等方面都不相同。由於這些差異，進行國際貿易有諸多困難。例如因為貿易主體為不同國籍，資信調查比較困難；因涉及進出口，易受雙邊關係、國家政策的影響；交易金額往往較大，運輸距離較遠，履行時間較長，因此貿易風險較大；除交易雙方外，還涉及到運輸、保險、銀行、商檢、海關等部門；參與方眾多，各方之間的法律關係較為複雜。即使在今天，國際貿易也比國內貿易更困難，同時商業風險也更大。至於在前近代時期，情況就更為嚴峻了。由於沒有國際法和國際公約一類共同的遊戲規則，因此一旦商業糾紛出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就只有靠糾紛發生地的統治者的意志來解決。絲綢之路上存在著形形色色的大小邦國及游牧部落政權，用今天的眼光來看，其中許多可以說就是當時的「流氓國家」（rogue states）。它們往往對過往商旅橫徵暴斂，雁過拔毛，過往商隊不得不忍受它們的勒索。即使是那些「非流氓國家」，商隊也往往要向它們上貢，尋求它們在其境內經過時予以保護。更嚴重的是，這條路上的政治狀況很不穩定，正如羅伯特（Jean-Noel Robert）所說的那樣，在羅馬帝國時代，絲綢之路沿途所經之地區政治相對穩定，因此無論怎樣困難，東西方之間的道路還是通貫了近兩個世紀。但是公元3世紀以後，世界陷入一片混亂，安全得不到保證，貿易也隨之越來越少。

　　以上各種情況，都大大增加了絲綢之路貿易的成本。由於貿易成本高昂，因此絲綢之路貿易只能進行絲綢、寶石、香料、黃金等體積小、重量輕、價值昂貴的商品販運。難怪這條商路被稱為絲路，而活躍在這條絲路上的「胡商」、「番客」（特別是波斯商人）在唐代文獻中多半被描繪為慧眼識寶的人。美國學者拉鐵摩爾說：「長期貿易主要是奢侈品的交換，絲（後來又有茶和瓷器）是中國的輸出品。金、玉、良馬，喀什以西的五金、葡萄乾一類的珍味，奴隸、歌女、樂工等都輸入中國。」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這些商品的貿易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並不大，而且非常容易受到各種非經濟因素的影響。

　　中亞和西亞向中國輸出的最主要貨品實際上是馬匹。伊朗學者阿里·瑪扎海里說：「中國人在與西亞的貿易中僅僅偏愛唯一的一種西方產品，即作為阿拉伯馬之先祖的波斯馬。」這種馬就是中國古書上說的汗血馬，學名阿哈爾捷金馬（拉丁名Akhal-teke horses）。汗血馬的皮膚較薄，奔跑時，血液在血管中流動容易被看到，另外，馬的肩部和頸部汗腺發達，馬出汗時往往先潮后濕，對於棗紅色或栗色毛的馬，出汗后局部顏色會顯得更加鮮艷，而這種馬身上的一種寄生蟲，會導致馬的皮膚上出現紅斑，給人以流血的錯覺，因此這種馬也被稱為汗血馬。司馬遷在《史記》中說，汗血馬日行千里，漢武帝時外國進獻烏孫馬，武帝見此馬神俊挺拔，便賜名「天馬」；後來又有人進貢了西域大宛的汗血馬，於是他又將烏孫馬更名為「西極馬」，而稱汗血馬為「天馬」。由於種種原因，波斯馬不能很好適應中原的水土，因此未能在中國繁衍起來，因此以後不斷有西域良馬輸入中國的記載。直到明末崇禎十六年（1643年）仍有「西域獻千里馬」的記載，這是目前發現的明朝與西域朝貢貿易的最後一次記載。不過到了明代中後期，這種以進貢方式輸入的中亞、西亞良馬的數量已經非常有限。

　　與此同時，中國人發現從北面的蒙古高原和中國東北地區輸入的蒙古馬，雖然不如波斯馬高大俊美，但價格便宜得多，而且更加吃苦耐勞，因此寧願購買這種價廉物美的蒙古馬。明代中亞、西亞接近中國的地區大部分處於蒙古人的統治之下，蒙古馬成為這些地區對明朝的朝貢貿易的主要內容。為蒙古統治者進行這種貿易中亞商人就通過朝貢貿易把馬大量送到中國。15世紀，中亞商人馬茂德侍奉瓦剌汗也先，並作為瓦剌官員在中國開展貿易活動。他幾乎每隔一年來中國一次，大約在9月或10月到達北京，度過冬季，次年春天返回蒙古高原。正統十二年（1447年）他出現在大同的時候，據說率領超過兩千人的大商隊，帶來貂皮一萬二千多張、馬四千匹，用來交換中國產品。西域各國（或政權）的朝貢使團人數眾少則幾十人，多則三四百人；進貢的方物主要是馬，數量少則幾十、幾百匹，多則三千，甚至六千匹。

　　然而，中國輸入馬主要是為了軍事用途，其輸入處於國家嚴格的控制之下，對於民間經濟並無多大意義。不僅如此，明代中後期，西北方邊防線退到了嘉峪關長城一線。藉助於火器，長城防線有效地防禦了北方游牧人的攻擊，因此明朝不像漢、唐兩朝為了西北邊境的安全需要建立一支強大的騎兵來對抗北方和西北的游牧人，從而也不必從外地大量輸入馬匹。換言之，馬匹輸入的重要性大大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與絲路沿途各國（或政權）之間的朝貢貿易是一種官方貿易，是明朝籠絡其他國家（或政權）的一種政治手段。這種貿易完全取決於有關國家（或者政權）之間的政治關係，因而不是真正的商業活動。由於朝貢貿易不遵循等價交換的原則，因此也不具有現代意義上的貿易性質。明朝在朝貢貿易中實行「厚往薄來」的政策，使得這種貿易成為明朝政府的沉重財政負擔。由於中國在這種朝貢貿易中實際上是賠本的，所以費正清（John Fairbank）說：「不能說中國朝廷從朝貢中獲得了利潤。回贈的皇家禮物通常比那些貢品有價值得多。在中國看來，對於這一貿易的首肯更多的是一種帝國邊界的象徵和一種使蠻夷們處於某種適當的順從狀態的手段。」正因為這樣，我們也就很容易理解為什麼今天有許多對歷史有興趣的國人抱怨，在這種朝貢貿易只是為了滿足中國皇帝的虛榮心，「花錢賺吆喝」。

　　明朝中後期，一則由於財力緊張，二則越來越意識到絲綢之路貿易在經濟上得不償失，明朝政府對維護絲路貢賜的願望和能力都在日減之中。明朝政府派遣出使西域的人數減少乃至沒有，雙方往來成為西域人單方面來華。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由於朝貢貿易違背了商業以牟利為目的這一根本原則，因此缺乏發展的內在動力。到了隆慶初年，朝貢貿易制度也基本瓦解了。

　　事實上，絲綢之路上的民間商貿早就衰落了。由於路途艱難，沿著絲綢之路來做生意的各國商人經歷千辛萬苦來到中國這個富庶之鄉后，都樂不思蜀，不想再回去了。周密說：由於回回商人從中亞到中國「如登天之難」，因此「今回回皆以中原為家，江南尤多，宜乎不復回首故國也」。這些外來客商不想從原路返回故土，中國本土商人更不願沿著這條艱辛之路去那個危險之地做生意。在這種情況下，貿易怎麼進行呢？在此情況下，中國與中亞、西亞之間的貿易也因此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

　　造成絲綢之路貿易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中國與絲綢之路各地的貿易中存在著嚴重的不對等。換言之，中亞、西亞地區需要中國產品，而中國則基本上不需要這些地區的產品。阿里·瑪扎海里正確地指出：「中國當時與世界的其餘地方比較起來極為富裕和技術發達。中國生產和擁有一切，它絲毫不需要與胡人從事交易。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的英國人在想到用鴉片采交納茶葉和瓷器價款之前就發現了這一事實。」明朝人對這一點知道得很清楚。嘉靖初年，都御史陳九疇、御史盧問之向嘉靖皇帝提出：「番人之所利於中國者甚多」，而中國卻不僅未從中獲利，反而受害，因此要求明朝政府「閉關絕貢，永不與通」。這個建議也獲得兵部的支持。雖然明朝政府沒有採納這個建議，但是絲路的商貿地位已大不如前。隨著海上貿易的蓬勃發展，絲路貿易情況更是每況愈下。

　　因此，我們應當實事求是地看待絲綢之路的歷史。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在文化交流方面有重要意義，但在經濟上則否。到了近代，隨著大規模商貿活動的發展，這條絲路上的貿易更是已經成為過時之物。正如任何歷史上存在過的客觀事物一樣，絲綢之路也是有興必有衰，最後乃至終結。那種把絲綢之路稱為「洲際商貿大通道」、「永遠的通道」的說法，肯定是不符歷史實際的。

　　最後，我還要說一說，以往人們在談論絲綢之路時，往往把它描繪為充滿鮮花和歌聲的和平友誼之路。然而問題是，絲綢之路的歷史都是這樣嗎？

　　

　　如前所述，絲綢之路沿途充滿各式各樣的國家和政權，政治狀況極不穩定，反覆多變。一些強勢的地區勢力（特別是游牧政權）往往通過這條通道向外擴張，而中國往往是這種擴張的終極目標。這一點過去往往為人忽視，但的確是歷史事實。

　　阿拉伯人於公元7世紀中葉從沙漠中興起后，迅速征服了歐亞非廣大地區，建立了廣袤的阿拉伯帝國，中國史籍中稱為大食國。早在8世紀初，阿拉伯帝國在東方的最高長官哈賈吉·本·優素福應許他的兩個大將——穆罕默德和古太白·伊本·穆斯林，誰首先踏上中國的領土，就任命誰做中國的長官。於是前者征服了印度的邊疆地區，後者征服了塔立甘、舒曼、塔哈斯坦、布哈拉等大片中亞地區，但誰都沒能達到中國。唐朝開元三年和五年（715、717年），西突厥部落突騎施聯合大食向唐朝的安西四鎮（位於今天的新疆地區）發動過兩次戰爭，均被唐軍擊退。為了消除大食的威脅，天寶十年（751）四月，唐朝安西節度使高仙芝率唐、番聯軍三萬人從安西出發，翻過蔥嶺，越過沙漠，經過了三個月的長途跋涉之後，在七月份到達了中亞名城怛羅斯（今哈薩克的江布爾城附近）城下。阿拉伯人在接到高仙芝進軍的消息之後，駐巴士拉的東方總督艾布·穆斯林立即派遣部將塞義德·本·侯梅德帶部下數千人的部隊搶先駐守怛邏斯城中，加強防守，為大軍集結贏得時間。艾布·穆斯林帶著自己的一萬人趕往撒馬爾罕構築工事準備大戰，齊雅德和另一將領艾布達·烏德·哈里德·本·伊卜拉欣·祖赫利召集河中的駐屯軍一萬迅速趕往怛羅斯城，高仙芝攻城五天不克，阿拉伯援軍趕到，從背後襲擊唐軍。配合唐軍作戰的葛邏祿部兵突然逃跑，導致唐軍戰敗，高仙芝率領殘兵數千逃回安西。此後，安史之亂爆發，唐朝將安西駐軍東撤，參加平亂，於是西部防線空虛，中國本土暴露在大食兵鋒之前。幸虧此時吐蕃勃興，佔領了西域，與大食鏖戰，阻擋了大食東侵。著名史學家范文瀾先生說：「這個新形勢，從長遠處看，吐蕃阻止武力傳教的大食東侵，使漢族文化免於大破壞，又為後來回紇西遷，定居在天山南北作了準備，對中國歷史是一個巨大的貢獻。」

　　到了明代，情況變得更加嚴峻。差不多就在明朝建立的同時，中亞興起了一個極具侵略性的游牧政權——帖木兒帝國。這個帝國的創始人是帖木兒（1335-1405年），歷史上也稱為「跛子帖木兒」。他自稱是成吉思汗的嫡派後裔，並以成吉思汗的繼承人自居。帖木兒的勢力興起於中亞的河中地區，迅速成為中亞最強大的軍事力量。此人以殘暴著稱，對一切敢於抗拒的敵人進行大屠殺，並用被殺者的頭顱建立人頭金字塔，以警示他人，不得反抗。他一生都在征戰：三征花刺子模，六次或者七次征伊犁，兩征東波斯，三征西波斯，打敗了奧斯曼帝國、東歐的金帳汗國、中亞的東察合台汗國和印度德里蘇丹國等伊斯蘭強國，並對俄羅斯發動了兩次戰爭。中亞、中東、印度的重要城市報達（今巴格達）、布魯薩、薩萊、焉耆和德里等著名城市都遭到過他的洗劫。通過三十多年的征戰，他建立了從德里到大馬士革、從鹹海到波斯灣的帖木兒帝國，定都於撒馬爾罕。他到了晚年打算要征服中國。此時明太祖建立了明朝，於洪武十八年（1385年）派使者傅安、劉偉等出使西域，來到撒馬爾罕后，被帖木兒王朝逮捕，經過長時期的談判后才獲釋。爾後，帖木兒於洪武二十、二十五、二十七年（1387、1392、1394年）三次派使者攜帶禮物到明朝，呈上了措辭謙卑的稱臣書信，以刺探明朝的虛實和麻痹明朝。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派傅安攜帶一封向帖木兒表達感謝的信到撒馬爾罕。但在此時帖木兒已經宣布他要征服中國以迫使中國人皈依伊斯蘭教，並且開始在位於今哈薩克南部的訛答刺城聚集大軍。傅安尚未返回，明成祖已即位。成祖得到帖木兒準備入侵的消息，立即命令甘肅總兵宋晟進行戒備。永樂二年（1404年），帖木兒興兵二十萬遠征中國，途中突然於次年（1405年1月19日）在訛答刺城病逝，終年71歲。在他壯麗的藍色圓頂的陵墓內的綠玉色棺材上，寫著他的豪言：「只要我仍然活在人間，全人類都會發抖！」台灣作家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對此事進行評論說：「僅只比明王朝晚一年，在中亞興起的帖木兒汗國，正決心恢復蒙古帝國東方的故有版圖。1404年，靖難之後結束第二年，帖木兒大汗從他的首都撒馬爾罕；出發東征，進攻中國。不料在中途逝世，軍事行動中止。如果帖木兒不適時的死，根據已知的資料推斷，以明王朝以那殘破的力量，勢將無力抵抗。一個新的異族統治可能再現。」柏楊僅只提到「新的異族統治」，然而與以前對各種宗教都持寬容態度的成吉思汗、忽必烈汗不同，明朝現在面對的是一位狂熱的聖戰領袖，力圖用武力迫使中國人改宗伊斯蘭教。如果帖木兒的計劃成功，中國的歷史可能就是另外一個樣子了。

　　帖木兒帝國之後，中亞一些統治者依然企圖染指中國西北地區。1517年，滿速兒汗從哈密向甘肅的敦煌、肅州和甘州方向攻擊中國本土。與此同時，他的弟弟、喀什噶爾的統治者賽德汗把聖戰引入了吐蕃人的拉達克地區。《明史》和《拉失德史》都記載了滿速兒汗對中國的戰爭，《拉失德史》並指出這是一次反異教的聖戰。在聖戰的威脅下，嘉峪關以西地區各族人民大多皈依了伊斯蘭教。

　　這些中國所面對的嚴重威脅都是來自絲綢之路。因此把絲綢之路想象為歌舞劇《絲路花雨》所描繪的那種鶯歌燕舞、歌舞昇平的和平友好景象，當然不符合歷史。

　　有鑒於以上各方面的原因，到了明代中後期，明朝政府重新考慮以往對絲綢之路沿途地區的政策，採取更為現實的對策。為了保障西北地區的安全和絲綢之路沿途地區的秩序，明初在嘉峪關以西（今甘肅西北、青海北部及新疆東部）設立的七個羈縻衛所，又稱「關西七衛」、「西北七衛」和「蒙古七衛」（因七衛首領皆為蒙古貴族），作為處理這些地區事務的機構。經過多年的考量，到了嘉靖三年（1524年），明朝政府將七衛全部撤入嘉峪關以內。這一行動不僅表現了明朝將邊防線收縮到其力所能及的範圍，而且也表現了明朝不願意再介入中亞地區的紛爭。

　　晚明著名文人袁宏道在談到對待鄰國之間的糾紛時說：「譬如鄰人自相訐訟，我乃鬻田宅、賣兒女為之佐斗，不亦惑乎？」撤回關西七衛也表現了這種態度。撤回關西七衛是明智的，因為這可以使得明朝政府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更加需要的地方。這一行動標誌著在過去兩千年中時通時閉的絲綢之路，終於到了其終結之時。到了清代，絲綢之路貿易在中國的外貿中所佔地位已經無足輕重。因此可以說到了明代後期，絲綢之路就已完成了其歷史使命。

　　

　　作者：李伯重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著有《中國的早期近代經濟》《江南農業的發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