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物喪志？ |麻將與近代中國女性的娛樂

　　玩物喪志？ ——麻將與近代中國女性的娛樂作 者：賈欽涵    來源：《學術月刊》「作為一種影響廣一泛的遊戲活動，麻將在近代中國的大眾生活中無疑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清朝末年迅速流行之後，它不僅改變了人們的日常娛樂，而且逐漸成為時髦的社交工具，還被視為中國文化的重要象徵。一方面，麻將遊戲難免牽扯諸如賭博、通姦等赴會問題，遭受各方詬病；另一方面，它又同近代中國城市化進程、女性社會地位轉變、基層社會的國家控制等主題密切關聯。對此，以往少有學者從社會史、文化史、性別史角度進行深入的研究。① 眾所周知，1934年發起的新生活運動引發了國家機器對女性身體、生活的一場全面的規訓與改造，從規定妓女佩戴「桃章」以與良家婦女區隔，反對女性穿著奇裝異服，再到明令禁止女子燙髮。然而，同樣「於家庭教育，社會風氣，大有莫大關係」的女子麻將，從晚清以來卻一直未遭到禁絕。雖然像「麻雀之毒中人之深」的危言聳聽時時得見，但這種遊戲在女性群體白的日常生活中反倒日益流行，並且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本文將嘗試從性別視角切入，透視近代麻將遊戲的流傳演變，探討該時期中國女性及其家庭關係的改變。同時，在鋪陳女子麻將「禁與不禁」的對抗論述中，展示新舊交替時代女性娛樂生活的一些細節，進而，重新審視近代中國女性從束縛走向解放而又不斷被規訓的歷史。12一、「雅戲」的越界

　　

　　據現有研究判斷，麻將牌大約成型於道光咸同年間的江浙地區，最初流行於船夫商人之間。② 雖然男性和女性都會參與到這種遊戲中，但對於單獨一桌麻將而言，遊戲者的性別構成往往是單一的。一桌女子麻將中，參與者多是有血緣關係的家庭內部成員，她們打麻將的時間也較為集中，常在節慶年關之際。比如，清末權臣趙爾豐的後人趙珩先生曾回憶說，他們家男性都不會打牌，而晚清民國時家中的男性也很少參與春節期間的博彩，但除夕至正月十五，「宅中女眷是可以打麻將，推牌九，擲骰子的，有些小輸贏，只博一樂」。③ 由於婦女從事這種娛樂活動能促進家族內部之間的和諧，多半是被父權社會所允許甚至是鼓勵的，④ 女性因此可以被更好地控制在家庭的封閉空間內，從而避免「思淫生邪」。⑤ 在這一點上，麻將所起的作用與傳統的棋弈遊戲十分類似。⑥清末畫師吳友如《宋宮遺俗》⑦ （圖一）反映的就是清末婦女們在家中打麻將的情景，將它與乾隆時期表現女性對弈場景的《月曼清游圖冊》⑧ （圖二）相比照，無論從周圍環境的奢華布置，還是從女玩家興奮而投入的表情動作來看，麻將和圍棋一樣，都彰顯了女性玩家高貴的身份與閑逸的生活狀態。《宋》圖中婦女們賢淑富態的裝飾打扮，與乖小學步的幼童、麻將桌下的家貓、影壁上的白兔、庭院中的芭蕉等一系列格套化繪畫元素，共同營造了一幅典型的傳統閨閣景象。值得注意的是，畫師吳友如把光緒朝後才傳播流行的麻將標名為「宋宮遺俗」，恰恰表明清末民初麻將初興時，人們所對這種遊戲的女性化與傳統化想象。　　　　圖一　　

　　

　　圖二

　　

　　在這一時期不少繪畫作品里，麻將常被描述成一種上層社會婦人的高檔家庭遊戲。在畫家「小南」的《博趣圖》（圖三）中，畫面上精緻的自鳴鐘、方形吊燈、綴花落地幃帳、繁複的盆景傢具擺設……無一不襯托出遊戲者生活條件的富足。而打麻將的四位婦女和玩骰子的三個男子，被分別放在兩間相互隔開的居室，兩桌遊戲者被寬闊的牆面和屏風截然分開。甚至連剛及桌面高低的一對男女幼童也被分別置於玩耍骰子和麻將的房間內，畫面上側題記中的「雌捉雀，雄擲骰」六字則更點明了這種家庭遊戲在性別上的分野。⑨　　　　圖三

　　

　　圖四

　　

　　但隨著19世紀末以來麻將的日益流行，它也越來越多地被男性群體當做一種賭具。近代詩人、光緒朝進士樊增祥曾在組詩《憶博》中對新興的麻將這樣描述：「花底摴蒱催上場，紅氈銀燭小排當。寧波麻雀知何味？強與周旋故拙行。」⑩ 詩中點明了麻將「柔中有剛」的特點，看似閑雅娛情的「小排當」，倘若遊戲者「強與周旋」，最終也會「拙行」落敗。對於麻將牌的這種弔詭，一位署名「愛樓主人」的作者在《與麻雀牌絕交書》中用擬人化的手法寫道：「雀兄足下：君雕球作骨，師竹為懷，初交君時以謂君真雅人也，故梅窗御冷，恃共陶情，荷屋招涼，常同入座。而君面帶豪情而心懷暗算，迷龍列陣，陰柔害人。牧豬為奴，輾轉交我，而我不測人情，遭君籠絡者數十餘載，有君不援我溺，因此喪失者數千餘金……」(11) 此文發表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其象徵意義在於它不僅僅是愛樓主人與麻雀牌的「絕交書」，更標識了從舊時代到新紀元麻將娛樂本身發生的巨大轉變。正如麻將在該文中被戲稱為「兄」，清末人們想象中陰柔的「宋宮遺俗」被日益稟賦了種種男性特質（如賭博、喧鬧、暴力等），而所謂「雅戲」的稱謂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譬如，出版於20世紀初的《官場現形記》中就有較多揭露諷刺官宦士紳打麻將揮霍縱樂的文字，而諸多方誌資料中也都記載晚清之際士大夫階層較流行這種遊戲，(12) 這在同時期的圖像資料中亦有所反映。(13)

　　有學者認為，在晚清之際的士人、官員群體中，麻將遊戲是不斷被「正經化」的。(14) 此一表述的準確性雖有待商榷，但更為重要、且不可否認的是，基層社會公共空間內的「男性叉麻」現象變得越來越普遍。在北京城古玩市場廊坊二條，一群閑民在一家玉器鋪內「天天招聚」，「沒黑間帶白日」地大賭麻將牌，引起了地方報紙的關注。從報道中所附的圖畫看來，這些男性玩家顯然屬於富有群體，畫面上碩大的吊燈、眾多圍觀的看客，共同勾畫出一幅嘈雜擁擠的聚眾賭博圖（圖四）。由於打麻將常被文人稱為「竹戰」、「竹戲」，畫面背景中的一幅竹圖即暗示了這一別稱，另一方面則又隱含著「君子雅人」、「不可一日無此君」的諷刺(15)。在批評上海新興麻將賭戲的圖畫《賭棍騙人資財之可怕》中，畫師竟然不避繁贅之嫌，在四名打牌人旁邊排列了九名觀者，他們或背手靜觀，或指畫點評，在營造「君子觀局」閑雅形象的同時也給人帶來一種不協調的擁擠感。畫面中，傳統樣式的屏風、四方桌，與西式風格的座椅、眼鏡、多立克式房柱及現代化的電線，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顯示出此時麻將雖帶有傳統博弈遊戲的特徵，但伴隨它而來的現代因素似乎與傳統社會之間存在一種天然的張力（圖五）(16)。這些「叉麻雀」的男性往往也像麻雀一樣，「先飛鳴於茶肆，旋翔集於囊家」，令旁觀者不由得想起清末民初游氓群體中「成群結隊，邀游都市」的「麻雀黨」，使人「目眩心駭」、「莫能形容」。(17) 此外，非公共空間的麻將遊戲也顯得越發不平靜，在民國元年的一幅新聞畫中，其標題「打龍」不僅意示著鬥毆事件「因座中一人誤打一龍」，更有「二龍打鬥」的暗諷在內，展演出麻將遊戲中男性化的一面（圖六）(18)。　　　　圖五

　　

　　圖六

　　

　　圖七

　　

　　圖八

　　

　　對於娛樂領域的這種變遷，後來有人指出「奈之何濁世汶汶，群生擾擾，不娛其所可娛，而樂其所不當樂，眾陽啟其先，群陰繼其後」(19)。的確，隨著近代中國女性家庭、社會地位、角色的轉變，麻將桌上的女性緊隨其後，也像男人們一樣組成自己的交際社團，並漸漸跨越了傳統世俗道德的種種規範。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由富豪家庭閨秀組成的「女總會」(20)。從《新水滸》、《續海上繁華夢》等晚清小說來看，在女總會中男女同台叉麻雀是家常便飯，而且往往會引起惡性賭博、通姦吊膀的發生。(21) 在這些小說的插圖中，我們可以直觀感受到當時「男混女雜、通宵大賭」的熱鬧景象（圖七）(22)。對於牌桌上「長幼不分、男女混雜」(23)、「無男無女、無晝無夜」(24) 的現象，傳統社會的反應可謂非常強烈。

　　譬如，揚州的一位風流老翁常與「其子妾媳婦」一起在公園酒樓茶肆中「同席叉麻雀」，這種「謔浪笑傲」的行為顯然刺痛了時人的神經，記述者形容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並責問「不知該縣之巡警果何為者？」(25) 其實，地方巡警對男女混雜的麻將遊戲也是異常敏感的。1917年10月6日，北京三道柵欄路的王姑娘和本家嬸媳、鄰居王氏兄妹四人打麻雀，由於長時間來分輸贏，直到夜裡十點被巡警抓獲時仍在遊戲。這種娛樂行為在如今看來或許太過稀鬆平常，但當年北京地方警署頓費了一番周折才證實涉案四人皆是「良民」。儘管四人最終無罪獲釋，但警方仍認為「男女共同娛樂亦屬不合」。(26)

　　有時，家裡藏著一副麻將牌即使不玩也是危險的，北京內左四區員警署曾查獲了這樣一宗案子：西送姑娘衚衕女伶延貴卿到河南演戲時結識了兩個戲迷王子金、王以仁，由於十分仰慕延姑娘，他們在延氏回到京師家中后竟追隨而來，並提出可以幫她招攬更多的生意。王姓二人和年僅十八歲的延姑娘相談甚歡，似乎與她父母也處得很好，而當地的巡警卻突然闖進屋內，搜出了延姑娘從河南帶回的一副麻將和其父吸食鴉片用的煙具。結案后，京師警察廳在發給內左四區警察署的指令中寫道：「延貴卿一口是否暗娼、抑或有開燈並招人打牌情事，仍仰隨時訪查，務獲確證拏究。」(27) 警察為何會突然闖入搜查我們無從得知，但在警方看來，麻將和嫖娼、抽鴉片、賭博等社會問題有著緊密的關聯。

　　從前述兩案不難發現，基層司法機構對男女雀友同台雜處的娛樂方式尤其警覺，投射出國家和政府對於麻將娛樂可能潛藏性交易的擔憂。(28) 麻將雖具有傳統遊戲中消遣、溝通情感等等功能，但「朋從相遇之時，卜日卜夜，每藉琴棋書畫消遣閑情，而意趣非可強同」(29)，與琴棋書畫等古老的家庭娛樂品有了質的區別。它在當時社會環境中代表著一種對傳統的越界，承載著對新生活方式的嘗試，也伴隨著一種新的社會關係組合。

　　如果說在小說《新水滸》、《官場現形記》和圖畫《宋宮遺俗》、《博趣圖》創作的時代，麻將遊戲更多的是限於家族內部女性間的娛樂活動，那麼隨著民國的建立，這種區隔很快被打破。漫畫作品《同居之愛》（圖八）就生動地描繪了麻將玩家社會關係的巨大變化(30)，「亭子間之嫂嫂，后樓之阿姐，以及對門之挨姨，或前街之好婆」(31)，遊戲者身份、年齡、社會背景日益複雜多元，使我們直觀感受到民國都市牌桌上的女性交際生活。顯然，在迅速城市化、近代化的時代里，對於剛剛從「熟人社會」中走出的女性來說，麻將確實是她們相互溝通情感（「同居之愛」）的絕妙工具。這種娛樂方式似乎適應了中國現代化的潮流，尤其在大城市裡更是如此。但在女子麻將流行的同時，一系列的指責和質疑也隨之而來。12二、女子麻將：眾矢之的

　　

　　「閨門雀戲，尤宜禁絕，兒女看賭，不務學業。不修家政，害在眉睫，淫盜生心，門戶不密。」(32) 《賭博十害歌》中的這段歌謠概括性的點出了主流社會對玩麻將女人最主要的三項指責，分別關乎撫養後代、家政勞動與貞潔操守，這些顯然是舊式婦女遵從三從四德倫理綱常時最應加以修持的。　　　　圖九　　

　　

　　圖十

　　

　　婦女打麻將會對子女造成不良影響，並且會荒廢家務，往往是堅決抵制麻將者的最重要理由。比如在漫畫《兩種主婦》（圖九）中，作者分別用兩組圖片對比了沉迷於麻將的婦女和賢良主婦在一天內截然迥異的生活情況：早八點前者還在酣睡，後者卻提著菜籃子送孩子上學；近午時分前者剛剛起床梳洗，後者則開始準備午餐；下午三點前者陶醉於麻將娛樂而置哭泣打鬧的孩子於不顧，後者一邊看護著孩子一邊織著毛衣；直到晚上，前者的丈夫下班后看到空無一人的家裡一片狼藉，後者的丈夫則是愛子繞膝、幸福無比。(33) 如果按照傳統道德標準來衡量，與「正當的家務」相比，女性「把麻雀當做最高尚的娛樂」顯然是不正當的，正由於「無心理會」原本歸屬於她們的家庭職責，「家庭的幸福，也隨此斷送盡了」。(34) 此外更多的漫畫、文章，都批評沉湎於麻將的婦女未能承擔起作為母親的責任，(35) 並對孩子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家庭婦女為之置家政兒女於不顧，幼年兒童因環境不斷的熏染，更迅速的成功了一批新的麻將健將」(36)，「再有些毫無識見的主母，叫自己的小小子女，幫著自己叉麻雀，小女孩就如此，將來會做良好的家主母嗎？」(37) 漫畫《不同的娛樂》就很好地反映出社會上的這些譴責（圖十）(38)。另一些作品的諷刺意味似乎更大於所謂的教育意義，例如，漫畫《麻雀博士》中，麻將桌上的三個女人被分別扣上了「大三元」（「中」、「發」、「白」）博士帽（圖十一）(39)；作品《家庭教育》則刻畫了一位留著短捲髮的母親，分別用麻將牌和撲克教兒子學習數學和英文，令人不禁莞爾（圖十二）(40)。　　圖十一　　

　　

　　圖十二

　　

　　對於麻將桌上可能存在的「性風險」，時人曾戲擬「撲克牌」口吻諷刺麻將遊戲場上的暖昧，其用語幾近惡毒：「至若君所以獨具之美，有時男女雜坐，履舃縱橫，美其名曰碰和檯子，實則淫娃蕩婦借為勾引之媒。」(41) 當時在女界最風靡的時尚雜誌《玲瓏》曾刊有一文，記述一個公子哥用麻藥迷倒一同打麻將的三個女性明友，並企圖對她們施以強暴。從文章內容、情節和文字判斷，此事大概是作者刻意的虛構，其意無非是為了感嘆「多少清白的少女們，因為雀戰而在無可奈何的誘惑中，犧牲了她們的貞操」(42)。如此說來，麻將桌上凡是男女混搭的，就真的意味著必有姦情么？刊登《戲擬撲克複麻雀書》一文的《遊戲雜誌》在次一期又接連刊載了著名作家周瘦鵑的小說《嗚呼賭》，講述了原本賢德的荷貞女士因沉迷於麻雀牌而最終與丈夫黃仲良離婚的故事。在周文中，黃夫人「和兩個美少男在一起打牌，謔浪笑傲，快樂得很。抹牌的當兒，四雙手攪在一起，仲良瞧在眼中，好生氣憤」。荷貞太太看到丈夫后「若無其事」，但黃先生卻受了極大刺激。(43) 可以想見，在嘈雜混亂的牌桌上，男女之間的「姦情」其實更多的是一種「調情」。正如徐志摩所調侃的，「男女之間最規矩最清白的是煙榻，最噯昧、最嘈雜的是打牌」(44)。在「金嗓子」周璇、「瘦皮猴」韓蘭根共同演唱的歌曲《麻將經》中，一場十分平常的男女混搭麻將，卻偏偏加入了「隔壁的周姑娘生得好，韓大哥心裡亂七八糟」的對唱，(45) 歌詞唱腔浪漫撩人，整個歌曲似乎都在傳遞著麻將桌上的種種風情。民國初年的女性在麻將桌上娛樂的同時，往往電承受著丈夫的重重猜忌和憂慮，而傳統父權社會男性對家庭、婦女控制力的衰落於此也畢現無遺。《電聲》雜誌的「信箱」欄目就曾收到讀者徐源之的來信，他在信中強烈抱怨妻子常在他外出工作時與人打牌：「若說她與人通姦嗎？一時沒有確實的證據；若說沒有嗎，可疑之點又太多了。」(46) 對於這位一向「賢德、順從、體貼」的太太，徐先生實在不願、也沒有理由相信她會做出不貞的事來，但整天在外打麻將又讓他疑神疑鬼。

　　不僅僅是貞操問題，在「身份」和「名譽」上的損失往往被一些批評者認為是打麻將婦女最應警戒的，因為「靡男女貴賤趨湊之」(47) 的牌桌的確是消融社會等級的最佳場所，所謂「一言打牌則尊卑長幼行跡皆可不拘」(48)。對於那些社會名流的夫人，在家中與親友打麻將尚且罷了，如果被發現「在外叉麻雀」，則會被八卦報刊當做一種難堪加以曝光。鄒韜奮的夫人就因迷戀打牌而被挖苦：「這真令人不敢相信是韜奮的夫人呢。」(49) 因打麻將造成社會形象受損也有較極端的例子，《申報》曾報道了上海松江西門外一「姿容曼妙、服飾麗都，望而知為大家閨秀」的姜姓女子突然發瘋，披頭散髮狂奔街頭，甚至脫下裙裾跑到綢庄大喊大鬧，還對前來提供幫助的路人恣意謾罵，後來才知是因「赴戚家作方城戲，忽聞警察至，猝然受驚，頓時神經錯亂」所致。(50) 作者專門強調姜姓女子的美貌和「大家閨秀」、「未字」的身份，言語間充滿了譏諷與惋惜。

　　有趣的是，另一些批評是從關懷婦女的角度，勸誡她們莫打麻將的。如葉楚傖主編「新生活叢書」中的《婦女的新生活》就這樣寫道：「婦女在家庭，因無事可做，往往呼朋引伴，通宵達旦，以打牌消磨時日，因為太普遍，社會上很不以此種不良消遣為非，這是中國社會的病態。打牌一事，不但是喪財廢事，而且是有害身體。因為在打牌的時候，聚精會神，腦力用的太多，身體坐著不動，如歷時過久，精神與身體必感到極度疲乏，對身體健康，極有不良影響。」(51) 作者傅岩與一般的批評家不同，似將「喪財廢事」放在了關注女性健康之後，但其實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處。因為正如前文所述，社會上因打麻將「喪財廢事」的畢竟還是少數，絕大多數婦女只是藉以打發閑暇時光，其實並未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而以危害身體健康作為理由加以標榜宣傳，則能擴大文章的「打擊面」，既附和了新生活運動塑造新公民生活的旨意，也更能感化勸誡的對象。在另一些文章中，關於玩麻將會對身體造成損害的描述，甚至到了近乎恐嚇的地步。《社會之花》雜誌就報道了漢口某婦因長時間打牌而被迫兩次開刀的事情，作者著重而暴露地描寫了患者的病灶、病狀以及手術情況，其用意顯然是在警示婦女們不要沉溺於麻將。(52) 而在該刊接下來一期的時事議評詩中，則專門就此事寫道：「憔悴容光刻骨痴，玲瓏骰子最相思。賭星高照妝台畔，正是橫流惡血時。」(53) 此詩中的「賭」絕非金錢意義上的「賭博」，其實更應看作是耽湎於麻將的「賭性」。　　圖十三　　

　　

　　圖十四

　　

　　此外，有些對女性打麻將的指責並沒有充分理由。例如，一位署名為「一個痛苦的丈夫」的讀者曾向《家庭良友》雜誌的「家庭信箱」寫信，抱怨妻子在婚後無事可做，一天到晚和鄰居太太打麻將，並不斷強調由此造成自己在「精神上的痛苦」。但他始終也未能講明白老婆玩牌究竟給他帶來了什麼「精神上的痛苦」，編輯在答信中回復道：「首先，我們要勸告你：你是不必『痛苦』的。一個人空閑了就想找消遣，而找不到有益的消遣的方法時，便自然會去找到了壞的消遣的方法。」(54) 不難看到，當來信讀者和編輯共同討論如何改正太太打麻將「惡習」時，其前提是先把這種遊戲定位為「壞的消遺的方法」。又比如圖十三中，雖然作者直接將麻將界定為「婦女不正當之生活」，但是這幅漫畫給人的整體感覺卻是婦女生活的寧靜與安逸。(55) 對於以「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為宗旨的《生活》周刊而言，四位打扮摩登時尚的新女性「挑燈夜戰」的行為，自然成為了他們最佳的批判對象，但所謂的「不正當」究竟指的是什麼呢？或許連他們自己也很難說清楚。12　　三、作為「正當娛樂」的女子麻將

　　

　　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存在…些聲音，認為女子麻將遊戲是一種正當的娛樂。比如有人就提出，打麻將有為「取樂」的、有為「消遣」的，「這兩種情形目的既不在賭也不在賭食，完全利用閑暇時間作樂消遣，雖有些微錢財損失，也不致傷及元氣，精神上反覺得快活。有時男女混合雀戰更可增加情趣，恐怕比看電影還有趣味呢」(56)。女性們經常抱怨：「麻雀不能說是正式的賭博，像我們做的輸贏很小，不傷元氣。況且除了麻雀，沒有東西可以替它供我們娛樂。」(57)

　　在1935年第7期《玲瓏》雜誌的「婦女生活」專欄，兩位婦女「叉麻雀」的照片被標題為「家庭生活」放在了整個版面最顯著的位置，與之同處一欄的還有「汽車上的女售票員」、「女子招待」等等新女性形象的圖片（圖十四）。很明顯，打麻將在此被認為是大眾女性正當而時髦的娛樂生活。(58) 從一些私人文獻里也不難發現，這種遊戲在上流社會的婦女生活中同樣受到歡迎。(59) 更有趣的是，在《青青電影》雜誌所刊載的當紅影星袁美雲的畫傳里，甚至出現了這樣的文字：「（袁）平日歡喜兜了搭子，在家裡叉叉小麻雀，毫無時下女星浪漫的惡習慣。」(60) 就像張守財那幫跑到戲園看戲的姨太本應待在寓所叉麻將一樣，打麻將反倒又成了居家好女人的一項標準。一些支持女性打牌者的理由竟然和反對者們的論調相一致，認為打牌可以避免「不貞行為」。「我親耳聽見有幾個男先生說」，一位有感於婦女麻將活動的作者這樣引述道：「與其讓妻子閑在家裡，或是出外跳舞，不如讓她沉溺在麻將里，因為在一起叉麻將的全是女同伴也。」(61)

　　與醜化、諷刺打麻將女性的形象不同，民國時期同時存在大量女子麻將的正面描畫，有意無意地把這種遊戲構建成為正當，甚或高檔優雅的娛樂。比如，在廣告畫《九美麻將圖》中，畫家周柏生以九個傳統美人為畫面主體，華麗地展現了一幅大戶人家女子眾樂圖，比起吳友如的《宋宮遺俗》則更添了幾分奢華歡慶的氛圍（圖十五）(62)。在另一幅反映家庭麻將遊戲的照片中，身著無袖旗袍、手執摺扇的兩位中年女性，在豪奢的傢具用品的襯托下，其舉止儀態無不顯出富貴、端莊與高雅（圖十六）(63)。正如該時期一些文學作品中描述的，女子叉麻將高手並不僅僅指牌技的高超，也看重「姿式的優美」——「她的姿勢是女性的表露，輕輕的，牌在桌上一些兒聲息也沒有」(64)，這正可作為此圖的旁註。從民國時期報刊雜誌上刊載的大量廣告中，我們也不難找到許多寫實風格的、以麻將遊戲為題材的圖像，雖然這些圖畫作為廣告整體的一部分，本身並非要為女子麻將吶喊助威，但往往在明顯忽略男性形象刻畫的同時，卻傾向於塑造麻將桌旁摩登而賢淑的女性形象（圖十七）(65)　　　　圖十五　　

　　

　　圖十六

　　

　　同樣是針對女性健康的宣傳，與「賭星高照妝台畔，正是橫流惡血時」的警示截然相反，有一些營養保健品的商家反能利用麻將大做文章，他們在產品廣告里反覆宣稱，其藥物功能可以使遊戲者免除長時間玩樂帶來的各種疾病，乃至「四圈八圈，腰不復酸」（圖十八）(66)。廣告儘管並未特意強調產品僅供女性使用（顯然商家也不願意這樣強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廣告圖像中，女性玩家的形象通常是被相對放大且被置於顯著位置。

　　很多女性本不會玩牌，不過很容易受周邊親朋影響，漸漸接觸麻將。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麻將遊戲在女性的家庭關係、社會交際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張愛玲的短篇小說《五四遺事》曾感傷新時代青年最終不得不向傳統舊道德屈服，在她筆下的「密斯范」雖然不愛打麻將，但新婚之後到夫君親戚家拜訪時，又不得不陪家人玩牌到深夜，以體現她的「賢慧」。(67) 而早在張氏編劇的電影《太太萬歲》中，這一範本就已經被創作出來，女主人公陳思珍為了爭做賢慧太太，百般遷就丈夫婆婆一家，原本最喜歡聽音樂、「頂不喜歡打牌」的她自從嫁給了銀行職員唐志遠后，為了要招待陪候客人，不得不聽從婆婆吩咐入了牌局。(68) 張愛玲曾這樣評價自己塑造的陳太太形象：「《太太萬歲》是關於一個普通人的太太。上海的弄堂里，一幢房子里就可以有好幾個她」。(69) 這種描述再現了當時社會的類似情況，例如有人就寫文章感嘆自己鄰家一位剛進門的媳婦，若不打麻將，竟然不能融入到新家庭的親屬圈子中去。(70) 從這些例子中，我們也看到麻將遊戲複雜的反現代性的一面，這是一部分人反對女子麻將的理由，但同時又是這種娛樂被當時社會容忍、接受的重要原因。　　　　圖十七　　

　　

　　圖十八

　　

　　另一方面，雖然零零散散總會有一些對打麻將女性進行懲罰的案例，但均系禁賭性質的社會管理，多流於形式。而在1940年的贛州，新主政的蔣經國卻擺出架勢，好像真要對麻將牌來個趕盡殺絕。他的禁賭專員在吉泰警備司令賴偉英的家裡，當場抓獲了打牌的賴太太和蔣經國專署秘書楊萬昌的老婆，小蔣非但不開釋放人，還勒令將她們送至公園罰跪三天，以警世人。蔣經國不惜得罪賴、楊二人，最重要的當然是為了樹立威信，順利推行他的贛州新政，但像他這樣以國家強制力介入民眾私生活領域、管制麻將遊戲的做法，在那時還是較為罕見的。(71) 根據1935年修訂的國民政府新刑法，在非公共場所進行的麻將遊戲不再被認定為賭博行為，(72) 「於是明目張膽普及到小住屋，幾乎成為家庭的中心娛樂了」(73)，這更為原本遮遮掩掩的女子麻將娛樂大開了方便之門。

　　然而，像蔣經國那樣違反刑法、仍要禁絕女子麻將的呼聲依然存在，錢鍾書在小說《圍城》中曾對打麻將的「禁與反禁」有段傳神的描寫，三閭大學的教員在汪處厚家中聚餐，方鴻漸偶然提及汪太太說過打牌以供消遣，校長高松年立即板起臉來，擺出一副要糾察誰玩麻將的姿態，提出「抗戰時期大學師生的正當娛樂」來敲點汪處厚，不料汪太太侍寵撒野道：「索性鬧穿了，大家正大光明地打牌，免得鬼鬼祟祟，桌子上蓋毯子，毯子上蓋漆布……我待得膩了，讓李梅亭去鬧，學生攆你走，高校長停你職，離開這地方，真是求之不得。」最終這場爭執在高校長的「tuttut」聲中不了了之。(74) 雖然這只是小說中的一段情節，卻深刻挖苦了民國大眾生活中麻將遊戲「禁與不禁」的尷尬狀態。汪太太固然態度蠻橫，但以她為代表的「麻將女人」在某種程度上卻也理直氣壯。由於大量女性仍被逆歷史潮流的傳統力量束縛在家庭，更由於其娛樂生活的匱乏，以致「長日漫漫，無法消磨」，故而「無所事事的姨太太少奶奶，不怕天塌地震，卻怕『三缺一』，不能成局。硬要將這種唯一的娛樂取消，當然要引起抗議」(75)。

　　與《圍城》一樣，在民國時期的許多文學作品中都能看到與麻將遊戲相關的文字。出版於1947年的小說《的篤戲》對某縣黨部書記長家的小客廳有段特別的描述，這個小客廳正是書記長家張太太約人打牌的娛樂室：「他們又是在這個小客廳里——上首正中，仍舊掛著委員長的五彩半身立像的小客廳里，打起牌來了。」當張太太擔心家裡來訪的女政工隊員會告發她們打牌時，站在一旁的書記長說道：「這是家庭娛樂喲！有什麼關係？——她敢嗎？」(76) 小說作者刻意在牌桌上方布置一幅蔣介石的畫像，自然有諷刺官場腐敗墮落的寓意，同時也反諷了當時權力和聲望如日中天的蔣介石——儘管他在處理國家事務中乾綱獨斷、一手遮天，但在紛繁複雜的基層社會生活空間，他的權力也只能化成一幅冷冰冰的、道貌岸然的偉人畫像，面對眼前熱鬧嘈雜的嘛將牌桌完全喪失了他的威嚴。在發表於1936年的漫畫《杭州雜景》中，市民打扮的二男二女對搭組合在一起玩麻將，作者不無譏諷地旁註道：「說是家庭正當娛樂，取消禁止」（圖十九）(77)。或許這就是麻將在民國社會和當時女性生活中的真實狀況，從「喪志」到「娛情」，這種遊戲事實上已經演變成一種符號。頑固的保守主義者、虛偽的政府官員、詭辯的社會改良派……每個人在必要時都可以把它拿來當作批判駁斥別人的靶子，和粉飾裝扮自己的道具。在各種論述互相頡頏的場域中，打麻將的女人往往置若罔聞，依然盡情享受這種遊戲所帶來的快樂，畢竟這個社會能帶給她們的歡樂實在太有限了。　　　　圖十九

　　

　　12結語

　　

　　在民族危亡而女子麻將卻極度盛行的20世紀30年代，重返政壇的馮玉祥曾特意作詩斥責「母和女，婆與媳」間的家庭麻將，大呼「國已危急，民族大難！你們不去為國服務，只是在賭博場中作踐！」(78) 打麻將成為了女人對國家社會缺乏責任感、玩物喪志的象徵。然而在那樣一個紛亂的年代，怎樣讓這些麻將女人「去為國服務」呢？婦女解放的啟蒙者曾將女賭的興盛歸因於女子缺少就業的機會、國家缺少對於家庭生活的規範，稱「人不可無職業，無職業則將盪逸而為非。女賭之多即可見女子無職業者之多也。家庭不可無整齊嚴肅之組織，無整齊嚴肅之組織則將弛放而越規則，女賭之多即可見女子之家庭無整齊嚴肅之組織者多也。」(79) 又有人形容上海太太們每日晏起后就要叉麻將：「她們對於遊玩賭博，好比吃飯，每天不來不過癮，晚上至少要到二三點才睡」，歸其原因，是由於女權運動未能先解決女子的經濟獨立問題，造成婦女們「依賴性深深的種在心窩」。(80) 雖然這兩種觀點「深刻地」指出了女子麻將在近代中國盛行的原因，但這種高姿態「解放、改造女性」的男性主體視角，很容易使研究者忽略考察麻將遊戲對於近代女性生活的真實意義。

　　從描寫近代中國大大小小麻將遊戲的各色材料中，我們既看到了這一「國戲」帶給女性的快樂與機會，發現女性在私領域所擁有的自由空間；也看到了舊社會對女性的卸責和她們娛樂生活的相對匱乏——與同時代的父兄丈夫相比，她們的娛樂活動更加單調。(81) 即便如此，女性參與娛樂的自由仍受到了極大限制。在苟慧生、馬富祿出演的京戲短劇《探親相罵》中，李家母可以在家陪姊妹兒們任意玩牌，連親家母胡氏來訪也毫無察覺，但對於媳婦野花來說，「背著我竟把麻將打」卻和「腳兒也不裹，腿兒也不扎」一起，作為她向親家母控訴兒媳不忠順的一大罪狀。(82) 西方一夫一妻核心家庭制的引入與推廣，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內容，在近代中國急劇轉變的社會家庭結構中，傳統勢力與道德規範必然和要求進一步自由解放的新女性發生衝突。不裹小腳、不扎褲腿當然是這種衝突當中女性自覺謀求權益的表現，學界以往對婦女解放運動中放足、女子職業等問題的研究也給予了大量關注。然而在另一個日常生活領域——麻將桌上，女性是否也在以另一種方式踐行她們對自我權利的索求呢？

　　蔣介石在發起新生活運動之初曾指出，中國人醜陋的生活現狀在於污穢骯髒、浪漫無規律、懶惰不守時、頹唐萎靡。(83) 他試圖要改變的國人四大陋習，大多在麻將桌上都可尋得蹤跡，而國民黨當局也確實試圖扭轉民眾對麻將的嗜好。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就利用建立民眾教育館之便，組織棋類錦標賽來將人們的興趣轉移到「正當娛樂」方面。因為相比打牌而言，比賽下棋「可以養成一種有目的的奮鬥」(84)，更可以訓練人們「對於公共秩序的注意」(85)，但這種為謀取政績而刻意進行的官方活動，在居民實際生活中效果欠佳，而且很少會有女性參與到這樣的比賽中。(86) 根據康奈爾等人的研究發現，體育、休閑領域男性氣質的構建往往伴隨著科層、競爭的機構體系的建立(87)，而在近代中國棋界，隨著段位制、錦標賽、表演賽的引進和推廣，國家和民間組織都積極助推著棋類遊戲男性化的嬗變。與此同時，女性迅速淡出傳統棋弈遊藝，而轉向熱愛「無政府無組織」形態的麻將，這一變化本身就隱隱暗示著女性群體對男權社會、國家權力的一種消極抵抗。

　　幾乎與馮玉祥發表《打麻將》一詩同時，左翼文人夏征農在《結婚後的女人底自學問題——答劉詢簽》一文里，給一位來信青年寫下了一段頗值得深思的話：「在這失業恐慌的浪潮中，許多大學畢業的男子也尋不著插足地，更何況婦女。而事實上，社會也從來就不曾這樣替婦女著想過……這在前進的婦女固然還可以在極端的苦悶中掙扎，保守的婦女便只有屈服地把求學心理轉變到服侍丈夫和養兒子上面去，更進一步的便只有率性叉麻雀看電影了。如你堂兄的那位夫人一樣，這或許並不是她安於墮落。而是因為生活的不調和（思想與環境的不調和）有意找尋刺激，也是很有可能的。」(88) 作者既沒有把叉麻將看電影的女性劃為「前進的婦女」一類，也沒有歸類於「保守的婦女」，而是將她們的娛樂行為看作是比「在極端的苦悶中掙扎」還「更進一步」的「率性」和「有意找尋刺激」。法國學者伊麗莎白·派白諾（Elisabeth Papineau）認為，中國的麻將遊戲可以看作是在政治環境壓力下形成的一種來自民間社會的抵抗。(89) 而美國學者詹姆斯·斯科特曾在《弱者的武器》一書中描述了受壓迫的農民如何通過偷工減料、偷懶裝傻等日常形式，以低姿態對抗現實社會的不平等。(90) 我們不禁要問，麻將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近代社會中女性群體的一種「弱者的武器」呢？

　　或者她們並非有意地要通過玩麻將來展示政治要求，但這種拒絕提供家庭服務和參與社會生產、背離傳統婦德的「率性」行為本身，亦可被視為是對父權社會規訓婦德所表達的消極反抗，儘管此種反抗未必值得提倡。畢竟，這種「反抗」是消極的，某種程度上甚至是悲劇的、自欺欺人的。在漫畫《還是同志》中，牌桌上「甲乙丙丁」四個女人聚在一處，互相傾訴抱怨著自己丈夫的不忠和無情。(91) 正如畫旁文章中所提到的，「（太太麻將會裡）她們中起碼在半數以上，丈夫是有外遇的。於是叉麻將變成太太們飲鴆止渴的毒酒了」(92)。在巴金先生巨著《家》的開始幾個章節，曾描述了高公館內女性們打麻將的場景，當天真而孝順的琴姑娘勸母親「牌打多了費精神」時，張太太只是有些無奈地說「這一層我也曉得。然而我的精神不費也等於費的。我一天無事可故，這樣活久了也沒有趣味……」在巴金筆下，張太太「不過四十三歲，可是身體已經出現了衰老的痕迹。她搓了十二圈麻將，便感到十分疲倦。她坐在轎子里，昏沉沉的，什麼也不想；風有時吹動轎簾，她也不覺得」。但即使身體如此虛弱，她每日依然還要長時間地玩牌。(93) 這樣一個未老先衰、麻木消沉的女性形象，或許能讓我們在分梳各種支持、反對女子麻將的言論之餘，更冷靜地反思這種娛樂對於近代中國女性的特殊意味：它不僅僅是新女性擺脫家庭束縛的象徵，還是男權社會重新套牢束縛婦女的工具，更為一個個對現實心灰意冷、無力舒展自己生命慾望的女人們提供了精神的避難所。近代中國社會在一步步粉碎束縛傳統婦女枷鎖的同時，未能有效地建立起接受、容納「新女性」的社會空間，這必然導致女性群體在新舊社會/家庭身份認同上產生種種迷惑和錯位。對大多數「女牌友」來講，與其說她們把生命浪費在打麻將上，是因「玩物」而「喪志」，不如說是整個社會壓抑的生存環境迫使女性「喪志」后，她們才集體沉淪在「玩物」之中。

　　註釋：　　① 麻將遊戲在新中國建立后曾長期受到批判和查禁，意識形態的桎梏一直制約著大陸學術界對這一傳統遊戲進行客觀的考察研究。戈春源的《中國近代賭博史》、郭雙林、肖梅花的《中華賭博史》、塗文學的《賭博的歷史》等著作都在「賭博史」的框架內，或多或少涉及對麻將遊戲起源、流行的討論。在塗文學《賭博縱橫》一書、及其《賭博與社會時尚近代化》一文中，作者從賭博遊戲與社會風尚互動、賭博與近代社會文化等角度對麻將的流行發展作了較有突破性的研究。于光遠、馬惠娣的《休閑·遊戲·麻將》一書，則較細緻地綜述了有關麻將起源研究領域的不同觀點，以及學者在中華麻將論壇的發言情況，試圖把麻將納入到休閑競技的層而，來闡述其作為中華傳統遊戲和世界性競技體育項目的文化價值和實用意義（戈春源：《中國近代賭博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郭雙林、肖梅花：《中華賭博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塗文學：《賭博的歷史》，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塗文學：《賭博縱橫》，民主與建設出版社，1997；薛君度、劉志琴主編：《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第394—418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于光遠、馬惠娣：《休閑·遊戲·麻將》，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② 周海雄、王雁玲：《麻將的起源與演變》，載《寧波大學學報（人文學科版）》，第70—72頁，2002。　　③ 趙珩：《舊時風物》，第178—187頁，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　　④ 戈春源：《中國近代賭博史》，第93—94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⑤ 在著名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第五十回「聽主使豪仆學摸金，抗官威洋奴唆吃教」中，記述了一個典型的例子。軍門張守財的姨太太們可以放縱地在宅子里整日打麻將，但出門看場戲卻是絕不被允許的。考慮到該時期限制女性出入公共場所的歷史背景，應與清末江浙地區整飭民風、限制婦女外出的禁令有關（李寶嘉：《官場現形記》，下冊，第791—810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丁日昌：《嚴禁婦女入館飲茶》，《江蘇省例·同治七年上》，第13頁，江蘇書局，同治七年；《禁婦女看戲燒香》，見王利器：《元明清三代禁毀小說戲曲史料》，第二編，第159—16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邑尊據稟嚴禁婦女入館看戲告示》，載《申報》同治十三年11月19日（1874—017），第2頁）。　　⑥ 值得思考的是，在唐代尚為僧道、士人所常樂的棋類遊戲，到了女性生活空間受到嚴格限制的宋代以後，越來越成為一項女子家庭娛樂。清代李漁則明確提出，「以閨秀自命者，書畫琴棋四藝，均不可少……至手談一節，則斷不容已，教之使學，其利於人己者，非止一端。婦人無事，必生他想，得此遣日，則妄念不生，一也；女子群居，爭端易釀，以手代舌，是喧者寂之，二也；男女對坐，靜必思淫，鼓瑟鼓琴之暇，焚香啜茗之餘，不設一番功課，則靜極思動，其兩不相下之勢，不在几案之前，即居床笫之上矣。一涉手談，則諸想皆落度外，緩兵降火之法，莫善於此」。其中「手談」主要指的是下圍棋，而在晚清民初許多材料中也會把打麻將雅稱為「手談」（李漁：《閑情偶寄》，第135頁，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⑦ 吳友如：《宋宮遺俗》，見《海上百艷圖》，上海文瑞樓書局，1908。轉引自莊子灣編：《十九世紀中國風情畫：海上百艷圖》，第49頁，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1998。　　⑧ 陳枚：《月曼清游圖冊》之三，乾隆三年（1738年），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⑨ 小南：《博趣圖》，《大共和日報》1912年2月7日，隨報附送印品。　　⑩ 樊增祥：《樊樊山詩集》，下冊，第147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說麻將最初流行於寧波地區，故稱「寧波麻雀」。參見徐珂：《清稗類鈔》，第10卷，第4905—4907頁，北京，中華書局，1986。　　(11) 愛樓主人：《與麻雀牌絕交書》，載《笑林》，清宣統三年六月十四日，第四版。　　(12) 焦國理纂：《重修鎮原縣誌》，卷六，第29頁，蘭州，俊華印書館，1935；余丕承修，桂坫纂：《（民國）恩平縣誌 卷四》，第2頁，廣州，光華書局鉛印本，1934；錢淦等纂：《寶山續縣誌》，卷五，第12頁，1921年鉛印本。　　(13) 塗文學：《賭博的歷史》，第11、80頁，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6。　　(14) 陳熙遠：《從馬吊到馬將——小玩意與大傳統交織的一段歷史因緣》，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09(1)，第154—157頁。　　(15) 《醒世畫報》，清宣統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第三十四號。《賭棍騙人資財之可怕》，載《圖畫日報》第55號（宣統年間），第7頁。　　(16) 吉民：《叉麻雀文》，載《小說叢報》，第6期，第6—8頁，1914。　　(18) 苕子：《打龍》，載《通俗畫報》，1912年7月2日，第4號。　　(19) 《論婦女之娛樂》，載《中國衛生雜誌》「二年全集」，第312頁，1931。　　(20) 李交發：《治賭史鑒》，長沙，嶽麓書社，第52頁，1997。　　(21) 陸士諤著、歐陽健校點：《新水滸》，第70—76頁，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7。海上漱石生：《海上繁華夢 附續夢 三》，第1560—156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2) 《續海上繁華夢二集》，卷二第七回，載《圖畫日報》，第384號（宣統年間），第3頁。　　(23) 劣僧：《麻雀十害歌》，載《笑林雜誌》，第1卷，第1期，第9頁，1915。　　(24) 蔣著超：《蔽廬非詩話》，第14—15頁，上海民權出版部，1915。　　(25) 姜泣群：《朝野新譚》，第三編，第68—70頁，上海，光華編譯社，1914。　　(26) 《京師警察廳內右二區分區關於王姑娘等以麻雀牌聚眾賭博一案的呈》，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1—019—17791。在同一時期發表的小說《雀聲》中，一名叫做阿四的胡塗巡士接到「某家鄰人」舉報，循著屋內傳來的麻雀牌聲進屋抓賭，結果發現被耍騙，自擺了一次烏龍。由於晚清民初一般居民家庭住宅隔音效果較差，王姑娘等人打牌雜訊或是被警察、舉報者發現的原因（雙熱：《雀聲》，《民權素》，第2集，第51—54頁，1914）。　　(27) 《京師警察廳內左四區區署關於延貴卿家有招聚閑人開燈及打麻雀等情形的呈》，北京市檔案館藏，檔號：J181—019—17044。　　(28) 人們對於麻將桌上性交易的想象或與妓院青樓內常設有麻雀牌局有關［陳蘊茜、劉煒：《秦淮空間重構中的國家權力與大眾文化——以民國時期南京廢娼運動為中心的考察》，載《中國現代史》，2007(4)；蔣建國：《青樓舊影：舊廣州的妓院與妓女》，第114—119頁，廣州，南方日報出版社，2006；韓邦慶：《海上花列傳》，第85—91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暗娼續志》，載《淺說畫報》，1913-07-26，第1638號］。　　(29) 佚名：《麻雀牌》，載《笑林雜誌》，第1卷，第1期，第3—4頁，1915。　　(30) 陳少翔：《同居之愛》，載《永安月刊》，第7期，第15頁，1939。　　(31) 木二：《上海之聲色》，載《新上海》，第5期，第44—45頁，1925。　　(32) 行知：《賭博十害歌》，載《申報》，1920-07-24，第五張。　　(33) 陳浩雄：《兩種主婦》，載《健康家庭》，第2卷，第7期，1940，「漫畫之頁」。　　(34) 麗蓉：《麻雀是不是高尚的娛樂》。載《玲瓏》，第2卷，第54期，第182頁，1932。　　(35) 譬如，蘇松女士：《姨娘手底下的小孩》，載《幸福報》，1929-08-30；陳琪：《媽媽輸了錢》，載《申報》，1941-04-19；佚名：《為了打牌把孩子交給奶媽的女人群》，載《中外影訊》，第7卷，第20期，第9頁，1946；等等。　　(36) 梅君：《麻將在中國》，載《中國婦女》，第1卷，第3期，第17頁，1939。　　(37) 《座談會：怎樣做一個良好的家主母》，載《聖心報》，第59卷，第6、7期合刊，第141頁，1945。　　(38) 《不同的娛樂》，載《申報》，1942-04-19。　　(39) 《麻雀博士》，載《時事畫報》，第6期，第20頁，1930。　　(40) 張慧宇：《家庭教育》，載《申報》，1941-03-17，第3張。　　(41) 律西：《戲擬撲克複麻雀書》，載《遊戲世界》，第3期，第3頁，1921。　　(42) 佚名：《蹂躪之前》，載《玲瓏》，第1卷，第30期，第1166—1169頁，1931。　　(43) 瘦鵑：《嗚呼賭》，載《遊戲世界》，第4期，第12—19頁，1921。　　(44) 陳定山：《春申舊聞》，見《筆記小說大觀》七編，第十冊，第5925頁，台北，新興書局，1982。　　(45) 吳劍選編：《解語花 中國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曲》，第262—264頁，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7。　　(46) 《丈夫疑妻有不貞行為》，載《電聲》，第8卷，第14期，第647頁，1939。　　(47) 田興奎修、吳恭宇纂：《慈利縣誌》，卷十七，第5頁b，1923。　　(48) 冠倫：《婦女打牌消遣之弊》，載《申報》，1925-01-29，第4張。　　(49) 約君：《鄒韜奮的出身·家庭·夫人》，載《娛樂》，第2卷，第21期，第413頁，1936。　　(50) 朱思忠：《因賭致瘋》，載《申報》，1923-04-17，「常識」專欄。　　(51) 傅岩：《婦女的新生活》，第39—41頁，上海正中書局，1935。　　(52) 佚名：《嗜賭剖腹》，載《社會之花》，第1卷，第5期，1924，「社會趣聞」專欄。　　(53) 醉憨：《嗜賭剖腹》，載《社會之花》，第1卷，第6期，1924，「雜詩」專欄。　　(54) 《家庭信箱：想方法改變妻子的打牌惡習》，載《家庭良友》，第2卷，第5期，第43頁，1939。　　(55) 術初：《婦女不正當之生活》，載《生活》，第3卷，第7期，第71頁，1927。　　(56) 張德生：《用心理學批評麻雀》，載《玲瓏》，第1卷，第33期，第1295—1296頁，1931。　　(57) 朱茂德：《三小姐的消遣》，載《玲瓏》，第1卷，第30期，第1166、1169頁，1931。　　(58) 佚名：《家庭生活：叉麻雀》，載《玲瓏》，第5卷。第7期，第2頁，1935。　　(59) 比如清末大臣那桐晚年曾親自陪妻子、女兒打牌，有時甚至玩到半夜方散（北京市檔案館編；《那桐日記》，下冊，第907、988頁，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　　(60) 嚴次平、陳實：《影人漫畫小傳；第二人袁美雲》，載《青青電影》，第4卷，第11期，第1頁，1939。　　(61) 耐一：《太太們為什麼喜歡叉麻將？》，載《女聲》，第4卷，第7期，第18頁，1947。　　(62) 周柏生：《九美麻將圖》，三江省福順恆商場贈品（民國廣告畫），個人收藏。　　(63) 沈寂、張錫昌編：《老行當》，第49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4) 黎錦明：《火烈》，第96頁，上海開明書店，1938。　　(65) 「好樂汁汽水廣告」，載《申報》，1934-07-22。　　(66) 類似廣告在各大報刊散布甚多，例如：清導丸「喜歡遊戲」廣告，載《良友》，第23期，1928-01，第13頁；清導丸「喜歡遊戲」廣告，載《婦女雜誌》，第13卷，第12期，1927，內封頁；「第威德補腎丸」廣告，載《申報》，1934-01-01。　　(67) 金宏達、於青編：《張愛玲文集》，第1卷，第270—279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68) 桑弧導演、張愛玲編劇：《太太萬歲》，文華影業公司，1947年出品。　　(69) 金宏達、於青編：《張愛玲文集》，第4卷，第260—263頁，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　　(70) 天恨：《麻雀家庭》，載《申報》，1924-10-26，第4張。　　(71) 《蔣經國贛南禁賭史料一組》，載《民國檔案》，1992(30)，第29—31頁；戈春源：《中國近代賭博史》，第320—324頁。　　(72) 國民政府於1935年頒布施行的新刑法第二十一章《賭博罪》第二百六十六條之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的出入之場所賭博財物者，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為賭者不在此限。」而1928年舊刑法之規定為：「賭博財物處一千元以下罰金，但以供人暫時娛樂之物以為賭者不在此限。」司法部對該條修改的解釋中規定：「在自己住宅或家室內賭博財物，非公共場所或公眾的出入之場所，不成立刑法266條之罪。」參見吳經熊校勘：《現行六法全書》，第422、488頁，會文堂新記書局，1935；《司法部解釋賭博罪之疑義》，載《申報》，1936-04-10，第3張。　　(73) 黃之偉：《家庭與打牌》，載《現代家庭》，第2卷，第8期，第18頁，1939。　　(74) 《錢鍾書集：圍城；人·獸·鬼》，第254—258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75) 周駿章：《從禁賭說到提倡體育》，載《是非公論》，1936(14)，第10頁。其實何止姨太太少奶奶，對於那些有獨立職業的新女性而言，打麻將也是她們生活中最普遍的娛樂。無敏：《職業婦女的檢討》，載《婦女新生活月刊》，第7期，第19頁，1937。　　(76) 許傑：《彆扭集》，第52、55頁，上海，開明書店，1947。　　(77) 丁深：《杭州雜景》，載《中國漫畫》，第8期，第11頁，1936。　　(78) 馮玉祥：《打麻將》，載《抗到底》，第5期，第13頁，1938。　　(79) 訥：《女賭》，載《申報》，1921-03-31，第3張。　　(80) 佩芳：《上海太太們的生活》，載《現代家庭》，第4卷，第1期，第8頁，1940。　　(81) 樓嘉軍通過對近代上海娛樂業的研究發現，這一時期娛樂場男性化特徵十分明顯，無論從消費者性別構成看，還是從娛樂產品設計取向上講，女性都遠非公共娛樂場所的主導群體。樓嘉軍：《上海城市娛樂研究（1930—1939）》，第141—148頁，華東師範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4。　　(82) 1929年大中華唱片廠出品的《探親相罵》，參見柴俊為主編：《京劇大戲考》，第410—411頁，上海，學林出版社，2004。　　(83) 蔣中正：《新生活的意義和目的》，載秦孝儀主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緒編（三），第89—97頁，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1。　　(84) 亞珠：《象棋與麻雀》，載《申報》，1933-10-18本埠增刊，第1版。　　(85) 張羽裳：《象棋競賽會實施報告》，載《民眾教育通訊》，第1卷，第1期，第9頁，1931。　　(86) 常志良：《論新生活運動對中國近代體育的影響》，第33、49頁，蘇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常志良、王妍：《論新生活運動正當娛樂中的體育》，載《體育文化導刊》，第88—89頁，2006(9)；佚名：《一月來本館活動事業之進行》，載《民眾教育通訊》，第1卷，第9期，第164—165頁，1931。　　(87) R·W·康奈爾：《男性氣質》，第46—47頁，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88) 夏征農：《文學問答集》，第198頁，上海，生活書店，1937。　　(89) Elizabeth Papineau,「Mah-jong,a Game with Attitude:Expression of an Alternative Culture」,China Anthropology,No.28(2000),pp.29—42.　　(90) ［美］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鄭廣懷、張敏、何江穗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07。　　(91) 《還是同志》，載《女聲》，第4卷，第7期，第18頁，1947。　　(92) 耐一：《太太們為什麼喜歡叉麻將？》，載《女聲》，第4卷，第7期，第18頁。　　(93) 巴金：《家海的夢》，第20—22頁，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