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京籍」們的中國夢

　　趙晗：單純以控制人口為目的提升義務教育入學門檻並關停學校，不僅事與願違，還會付出不可逆轉的社會代價。

　　　　



　　
趙晗

　　2016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第二審判區門前陸續聚集了從京城四處趕來的「非京籍」家長。他們聽說，一位「非京籍」初中生的家長因為孩子的上學問題，將北京市人民政府告上了法庭。

　　網路上的開庭信息很快被刪除，但焦灼的家長還是寧願信其有，有的憑藉記住的關鍵詞「上午九點半、龍爪樹南里車站」，按時抵達了法院。旁聽資格被嚴格限制，沒有家長列席。此案當庭未做宣判，擇日審理。

　　無法上學導致的「民告官」

　　自2014年北京為嚴控人口祭出史上最嚴的「教育控人」手段起，這已是第二起「非京籍」因無法上學的「民告官」案件。

　　2014年，九名「非京籍」學生，因無法在北京參加中考並報考普通高中，委託父母向北京海淀法院對北京教育考試院提起行政訴訟。2014年7月，海淀區法院一審判他們敗訴。「非京籍」不服提起上訴。9月20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宣布維持一審判決。

　　2014年，北京市中考報名確認考生為8.9萬人，其中「非京籍」考生2萬人。他們中的大部分選擇離開出生地北京，返回陌生的老家當留守兒童。

　　「非京籍」有許多稱呼： 隨遷子女、外來工子女、打工子弟、流動兒童。其中很多稱呼並非精確定義的，人們一般撿起什麼用什麼。北京市教委的統計資料裡面，會使用北京市戶籍、非北京市戶籍這樣的統計稱呼。

　　廣義來看，「非京籍學生」包括進城務工隨遷子女和非北京戶籍城市戶口的學生（這部分包括很多白領的孩子）。入讀的學校分為四類：公辦學校；高收費民辦學校（每年學費大概在2-10萬不等）；有證的打工子弟學校；無證的打工子弟學校。

　　「非京籍」家長屬於「九類人」（台胞子女、博士后子女、隨軍子女、中建首鋼子女等）的，其子女可以在京參加中考。還有一些「非京籍」家長，大學或大學畢業來到北京，已經積累起不錯的社會資本。最底層的，便是俗稱的「農民工」，他們通常在京從事體力勞動或「厭惡工種」。

　　無論心智、觀念還是氣質，流動兒童作為第二代移民，都與他們的父輩截然不同。如果說第一代城市移民會將自身的成敗與老家的生活相對照，那麼第二代移民的參照點則是生活的城市。

　　在中國，「流動兒童」完全是由戶籍政策界定的，現實是：他們並不怎麼「流動」。北京一關注流動兒童的教育機構最新研究發現：小學階段55.6%的流動兒童沒有轉過學，初中階段86.9%的流動兒童沒有轉過學；流動兒童的高中入學率非常低，只有16%學生在城市流入地讀高中，其中22%在老家就讀高中，5%在第三地就讀高中，29%在城市就讀職校，27%已經離開學校。

　　十餘年來，流動兒童在京能否上學，實質性改革並無動議。2013年，控人政策開始加碼，流動兒童升學更難。

　　年復一年，「五證」不達標的孩子被孤立在教育邊緣，無法升學，看不清未來，但他們卻可以清晰表達對於制度不公的憤恨。單純以控制人口為目的提升義務教育入學門檻並關停學校，不僅事與願違，或許在未來還會付出不可逆轉的社會代價。

　　控人加碼

　　2014年3月16日，中央政府對外發布《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明確提出「嚴格控制城區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規模」。2015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審議通過《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提出到2020年北京常住人口須控制在2300萬以內的硬指標。

　　「五證」門檻始於2002年，一開始只要求四證。在2004年至2013年期間，北京市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在校生人數持續上升。

　　2014年，北京市各區幼升小「五證」要求花樣翻新，處處刁難，嚴卡工作地區和社保繳納時段，使得很多已經在京買房家境殷實的家長也犯了難。為了符合一些區對父母雙方的要求，也有家長選擇離婚。

　　入學門檻升高后，從入學人數上看，控人效果立竿見影。2014年，北京小學階段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31426人；較2013年的50107人減少18681人，同比下降幅度為37.28%。初中階段入學，2014年非京籍學生招生人數教2013年下降幅度達9.89%。

　　隨遷子女以往的借讀路徑也被堵死。過去，家長非「九類人」的「非京籍」學生可以在北京市普通高中借讀並獲得臨時學籍，繳納借讀費后可在聯繫好的高中借讀。借讀生可以在北京參加會考並拿到高中畢業證，再回到戶籍地通過社會報考參加高考。2014年，這條折衷的就學路徑也被堵死。

　　過去十年，北京市流動人口數量快速增長，從2006年的403.4萬人增加到2010年的704.7萬人。2011年口，流動人口增速放緩。2013年後，在北京的嚴控人口的各項措施之下，流動人口統計數字增長近停滯。2015年流動人口進入負增長，為-0.15%。據北京市統計局資料，截止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2170.5萬人，其中常住外來人口（流動人口）822.6萬人，0-14周歲流動兒童68.7萬人。

　　自2009年起，我開始關注「非京籍學生」的教育發展問題，特別是處於社會底層的外來工子女。我深深意識到，這些在京的外來工子女，最迫切需要的，是機會。人總渴望向上流動，第二代更不會開倒車。如果完全沒有上升機會，對他們來說無異於沉重的打擊。而一旦得到機會，他們往往更加珍惜，和本地人相互激發，形成包容性促進發展，本事一件好事。

　　「可惜你是外地人」

　　「在和平年代，我們竟然沒有學上！」發出感嘆的楠楠（化名）， 是一名在北京出生長大的「非京籍」，父母是外來務工人員。

　　楠楠的感嘆並不代表少數。生活在北京的第二代移民，常常經歷到一種無力感，其中可能還混雜著憤恨，小小年紀的他們，已經會抱怨「不公平」。他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北京這樣的大都市，憑藉其薄弱的教育水平，根本無法立足或與城市人競爭，以後可能混得連父輩還不如。但是他們並非不想讀書，而是不能讀書。

　　唐女士和丈夫李先生來自山西省繁峙縣的深山，二人都沒讀過書，「專干北京人不願意乾的臟活累活」。李先生曾為北京挖地鐵出力，在施工中不慎失去了兩根手指。來京十多年的唐女士說：「已經回不去老家了。」她心態決絕：「我就是讓三個孩子輟學在北京當小混混，也不送回去當留守兒童！」

　　唐女士說，上次回老家，她發現鄉里小學只有三個學生，坐在草垛上無所事事，她看著心酸。她還告訴我：「鄉領導說了，別讓孩子回來，留守就是製造犯罪分子。」

　　楊姐和丈夫來京二十年，一直在北京當擠奶工。楊姐腳面經常因為擠奶時被牛踢而腫得老高，三個孩子自出生起就在北京，雖在打工子弟學校，卻都熱愛學習。楊姐面臨艱難選擇：供養三個孩子需要收入，可是老家沒有房子沒有地，回去怎麼掙錢？如果讓孩子留守的話，楊姐在外打工的弟弟已經留下了四個孩子給老人照顧。再加上楊姐的三個孩子，兩個老人要照看七個孩子，楊姐說：「不敢想。」

　　面臨「不敢想」窘境的，不僅是來京打工的底層，甚至也包括一些相對殷實的非京籍家長，在北京買了房買了車還開了公司。正如昨日出現在法院門口的A先生，從河南來北京近20年，他認為自己一直在為北京做貢獻：納稅、投資、創造就業、維護社會秩序……另一位家長聽出了A先生對自己事業的肯定和自豪，不合時宜地潑了一盆冷水：「可惜你是外地人。」

　　A先生髮愁，把自己當成「北京人」的孩子，回去讀書連老家話都聽不懂。A先生早已把父母接來北京，一家人在北京紮根，無法在老家縣城從頭開始。

　　B女士和A先生很有同感，她十好幾年前從山西來到北京，在中關村從事金融行業。B女士的女兒在東城區數一數二的重點中學讀初二，她為女兒鳴不平：「我女兒非常優秀，一直讀北京最好的學校，琴棋書畫，多才多藝。要是我們過來參加高考你們不讓也就算了，但是我們從出生起就一直在北京呀！」

　　戶口之外的「二次拼爹」

　　同樣是沒有北京戶口被攔在上學之外，不過「非京籍」學生的命運各不相同。這是家長們各顯神通的時刻，是依靠「拼爹」拉大教育不公平的二次較量。

　　楊姐和唐姐別無選擇，楊姐最後選擇讓孩子回去留守，唐姐選擇讓孩子輟學。不過名牌大學畢業，在京任職IT高管的張先生卻琢磨出一條孩子上學的折中之路：去北京隔壁的天津買個藍印戶口（持藍印戶口者即可享受與本地常住戶口同等待遇，包括子女在當地讀書）。2013年，張先生在天津一次性付款買百萬元的新房。

　　「怎麼都得徹底荒廢一個人，要麼荒廢孩子，要麼荒廢大人。」最終，張氏夫婦決定「荒廢」張太太。任職公司主任的她，辭去職務，和女兒搬去天津。張先生開始適應「留守爸爸和留守丈夫」的日子。他時常懊惱自己當年的幼稚。1995年，大學畢業的他本有機會得到北京戶口，他未做特別爭取，而是天真地想：等我有孩子的時候，戶口這個惡政肯定早被取消了。結果張先生悔不當初。

　　不過，有錢似乎也沒用，這條藍印戶口之路於2014年被堵死。

　　在京升學的最後一條路，就剩下一些重點高中的國際班了。2014年訴教委的九位原告學生，三位回到老家讀書，一位通過天津藍印戶口讀高中，一位在與北京接壤的河北香河縣讀高中，四位入讀國際班。

　　參與訴訟的章女士把女兒送到了國際班，一個學期至少13萬元。但章女士告訴我：「女兒很喜歡國際班的學習環境，因禍得福。」 一直以來，兒子是參與訴訟的朵媽的驕傲。他在西城一重點中學，多才多藝，還擔任班長。為了兒子踏上這條留學之路，朵媽乾脆把北京的房子賣了，重新租房住。

　　在研究了國際班政策后，B女士發現，現在北京一些高中的國際班都明令不收非京籍。在北京打拚近20年，原本以為更接近自己的夢想，沒想到卻更像一場夢。B女士猶豫，是否要為了孩子，回到老家，一切重新開始……談到這裡，B女士也說了句：「不敢想。」

　　從我接觸到的家庭看，自2014年起新一輪「教育控人」政策之下，走的往往是孩子。還沒有看到政策預期的，限制一個孩子上學而遷出北京一個家庭的效果。學者的研究也表明，北京以往實施的控人政策似乎事與願違。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宋映泉博士的最新研究顯示，北京以往的控人政策恐怕難達效果。從2010年至2015年，宋映泉和團隊對北京10個區的1867名當時上初一的打工子弟進行追蹤調研。2011年8月，北京集中拆除24所打工子弟學校，波及項目中七所學校的370名學生，另外1497名學生的學校未被關閉。

　　在以往這樣的政策之下，外地學生和父母是否離開北京？「結果正相反。」宋映泉介紹，學校被關閉的370名學生中，只有8%回到老家讀書；學校沒有被關閉的學生中，反倒有13%的人返鄉讀書。

　　調研結果顯示，控人政策明顯使打工子弟更早流入勞動力市場。學校被迫關停的學生中，有75.7%選擇在京工作，這一比例高出學校未被關停的學生群體8個百分點。

　　「這樣的發現令人吃驚。」宋映泉分析背後的原因，可能是「既然讀書路徹底斷了，索性踏實留京工作」。另一種原因，「可能是反抗的心理」。

　　不少研究表明，北京的諸多「城市病」和人口規模並無關係。梁建章和黃文政的一系列研究和文章表明，與世界上其他大城市比，北京的城市規模和人口密度並不大。

　　根據北京市人口和財政收入規模不難看出，北京教育並不缺錢。北京的生均經費，在全國遙遙領先：截止2014年，北京小學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23441.78元，全國平均為7681.02元；北京市初中生均公共財政預算教育事業費36507.21元，全國平均為10359.33元。

　　中國一線城市的入學難，並不是因為外來人口多，而是沒有提前進行教育資源的規劃和布局。以北京為例，從1995年到 2012年，北京的小學數量從2867所下降到1081所；專任小學教師數量從6.2萬下降到4.7萬。

　　「我現在覺得他們這一代以後可能還不如我」

　　雖然教育不應被賦予太多改變命運和翻身的期望，但在中國，對很多城市移民和他們的後代來說，接受教育是打破跨代貧困的唯一道路。

　　擠奶工楊姐總是想不明白：「我原本以為我的孩子在北京會比我過得強，但我現在覺得他們這一代以後可能還不如我。」

　　最可怕的，便是無論貧富，人人對於未來「不敢想」，不敢有希望，既不甘心，也不安心。人們普遍的心態是：有什麼都不如北京有套房，沒什麼都不能沒北京戶口。在房子和戶口面前，一切奮鬥和夢想皆成枉然。

　　在家長群，每當有人因為感到政策不公而言辭激烈時，總會有家長出來自覺維持局面，強調「不要當憤青，我們只想解決孩子上學的問題。」有家長舉例子說，如果在美國打拚十餘年，有著良好的完稅記錄，肯定不會不讓孩子上學，「因為你不知道在座的學生哪個將成為美國總統。」每當舉完美國的例子，家長還會加入辯證的看法，「當然也不是說美國就多好，僅僅是在教育公平問題上。」

　　看得出來，很多家長在努力剋制著，最大程度地壓抑自己憤慨的情緒和言語，他們不敢再提曾經火過一段時間的「異地高考」，卑微地不斷降低請求：「無法在京高考，只要讓我們在京借讀，回去高考也行。」

　　十一長假后，北京上海等城市發布網約車管理辦法公開徵求意見，其中「京人京車」引起輿論嘩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撰文發問：「如果一個城市要享用的全部產品與服務，限定只能由本市戶籍人口提供，那麼這個城市將會怎樣？」

　　再此基礎上，我想進一步發問：「如果一個城市全部的產品與服務，限定只能由本市戶籍人口享用，那麼這個城市將會怎樣？」

　　在全面收緊人口的政策導向下，不僅是義務教育的「非京籍」，連城市未來的公務員和精英也受到影響。2015年春節前，人社部發文，要求「中央單位」2015年度高校畢業生進京落戶的計劃指標在2014年基礎上再削減17%，以配合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受影響最大的是應屆碩士畢業生，他們紛紛接到已簽訂就業協議的事業單位、國企、央企單位的通知解約，事發突然令他們措手不及。

　　對於這些畢業生來說，考公務員或進入大型央企，應聘有進京指標的國企或高新技術企業，是獲得北京戶口最直接的途徑。不忍失去北京戶口的應屆生組織了一個QQ維權群，人數很快逼近一千。這些被中科院、中國聯通、中國移動、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等大機構錄取的好學生、好黨員，也在群里詢問組織遊行的可行性。

　　2016年10月初，北京市公布《「十三五」時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2016—2020年）》，表明在嚴控義務教育階段非京籍兒童入學之外，北京對未來五年高等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的京外招生也作出限制。有學者認為，這意味著北京開始走向全面的教育控人。

　　城市的發展和創新離不開年輕人。很難想象一個令年輕人感到失望和厭棄的城市，怎能持續釋放活力。如果最終發現，嚴控人口並未解決「城市病」，或根本就是緣木求魚，又該怎麼辦呢？

　　我猶記得在2015年多哈世界教育創新峰會（WISE）上，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發表了演講，她說：「我的大學教育把我帶到了那些從來沒有夢想過的地方，包括法院、白宮。這是非常漫長的道路，從我曾經住過的小小的公寓到現在的白宮。這一切都要歸功於教育，讓曾經覺得遙不可及的夢想都能實現。」

　　這是米歇爾宣揚的美國夢。那麼中國夢呢？

　　註：作者趙晗曾任財新傳媒公共政策記者。個人公號：BeAuthent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