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關係不應有「半官半媒」的尷尬

　　張鋒：中新「書信事件」成為《環球時報》「媒體外交」的顯赫例子。但媒體宣傳在中國外交中地位上升是好事嗎？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國際關係學系研究員 張鋒

　　最近發生在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和《環球時報》之間的所謂的「書信事件」，在中新關係史上頗不尋常。它突出體現了中新關係目前存在的一些問題，也反射出中國外交呈現出的一些新狀態和新趨勢。分析並反思這些問題和趨勢，不僅對處理磕碰中的中新關係有益，也可啟發對中國周邊外交的一些思考。

　　此次「書信事件」體現出的最直接的問題，是雙方在「這一事件的關鍵到底在哪裡」這一根本性問題上，出現了認知的錯位與溝通的障礙。羅大使認為《環球時報》的報道存在事實性錯誤：新方並沒有在不結盟運動峰會上提南海問題或南海仲裁案。他因此想通過他所知道的事實來駁斥這篇報道，以便讓《環球時報》、中國政府和民眾、甚至關注這一事件的其他國家，了解事件的真相。

　　但是，《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最關心的卻似乎並不是羅大使所謂的事情真相，而是新加坡在不結盟運動峰會上表現出來的針對南海問題的態度和意圖。胡總編也為報道的真實性進行了辯護。但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真正想和新加坡說的是，新加坡在南海問題上做過頭了，已經損害了中國的利益。

　　羅大使大概尚未認識到胡總編的這一「真意」，因此在第二封信中依然在強調事實的真偽，並認為胡總編在其信中對新加坡南海政策的解讀與事情真相無關。從「技術」層面看，羅大使是對的；但在政治層面，他不免已經「失之毫釐，去之千里」。

　　胡總編（估計不少政府、學界和民間人士也是如此）並不想和新加坡在其是否在不結盟峰會上提了南海問題或仲裁案這個細節問題上糾纏。他們關心的是新加坡南海政策的趨勢甚至意圖。從趨勢看，今年以來的新加坡政策給很多中方人士的感覺是，它就是要或明或暗地給中國找麻煩、設障礙；新加坡是否在不結盟峰會上提了南海問題，並不影響他們對該國總體政策性質的判斷。

　　羅大使認為，此事的關鍵在於理清事情的真相，因此不過是一個簡單的媒體層面的事實性問題。但在很多中方人士看來，這事已經超過媒體報道本身，上升到了政治外交的層面。即便新加坡真的沒有從自身立場出發在不結盟峰會上提南海問題，它所表現出來的想代表東盟更新此次不結盟峰會聲明中關於南海部分內容的積極性，也足以說明新方的態度。這種積極的態度，以及其背後若隱若現的意圖，已經足夠讓一些中方人士不滿到要給新加坡一個公開警告的程度了。

　　從這一角度看，羅大使和胡總編都有點自說自話，有意或無意地忽視了對方的核心關切。從羅大使的角度看，《環球時報》應澄清事實細節，還新加坡一個公正報道的公道。從胡總編的角度看，新加坡應認識到其南海問題上的政策傾向和態度，不要刺激中國甚至損害中國的利益。

　　中國外交部的表態則使這一媒體事件上升到官方層面。9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事實很清楚，極個別國家堅持要求在成果文件中片面渲染有關涉南海內容，但這並沒有得到不結盟運動絕大多數成員國的認同，有關內容也沒有反映包括中方在內的南海問題相關方的共識。」

　　從這一表態看，外交部支持《環球時報》報道的主旨，但並沒有直接回答新加坡方面的核心關切，即澄清中國官方是否認為新方在不結盟運動峰會上提了南海問題或仲裁案。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一表態實際上肯定了《環球時報》在這一事件上的引導外交的作用。

　　這對《環球時報》大概是一件好事，中新「書信事件」已經成為其「媒體外交」的一個顯赫的例子。但媒體宣傳在中國外交中地位上升，對中國外交來說，是否是件好事，則有待評估。政治宣傳自有其必要性與合理性，但如果聲勢過猛，恐將影響外交政策的專業化和外交決策的理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外交的情緒化與膚淺化。

　　雖然中國外交部支持《環球時報》報道的主旨，但這事也未免給它帶來了一點小麻煩。中國處理對新關係的外交官應該對此次不結盟運動峰會上新方作為的細節有所把握，但是，即便細節有利於羅大使的辯解，為新方澄清這些細節，甚至代替《環球時報》還新加坡一個公正報道的公道，也不是外交部應該做的事情。所以，外交部的表態只能朝著《環球時報》報道的方向走，不管此事本身是它在引導《環球時報》，還是它被《環球時報》引導了。這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媒體外交」的影響。

　　其實，給新加坡一些警告，不管有無必要，都可以在中國官方層面做到，據說今年以來中方其實已經發出過警告的信號。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新方還要或明或暗刺激中方，中方就需要深入尋找新方政策的根源，同時思考是否需要給予這種政策以一定程度上的「同情的理解」，或者對其施加壓力與影響。

　　由於此次事件的「劇本」沿著「中國媒體引導——新加坡官方回應——中國官方為媒體背書」的套路展開，介於半官半媒之間，這給中新關係帶來了罕見的尷尬，雖然並不見得會導致實質性的影響。也許，新方應由學者或者媒體人士從「技術」層面去回應《環球時報》的報道，而讓大使去和中國外交部做政治外交層面的官方溝通，從而不至於讓這一事件影響中新關係的總體氛圍。

　　此外，這次事件體現出中國社會對南海問題的高度敏感，甚至出現了一種「誰提南海誰就是和中國過不去」的心態。但是，不讓相關國家提南海，又如何與它們就南海問題進行外交和戰略溝通呢？更關鍵的問題，應該是什麼時候提，以及以何種方式提。中方在南海有自己的國家利益，其他國家也有它們的關切、利益和立場，關鍵是找出雙方利益和立場的交匯點。如果中方要在南海問題上划底線，比如不讓某些國家在公開場合提仲裁案裁決，那麼這一底線應通過外交操作傳遞給這些國家；如果它們超出這一底線，中方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進行反制。中國應有允許在適當場合討論敏感問題的外交氣度，而不是觸及敏感問題就大肆口誅筆伐。

　　至於中方是否應該懲罰新加坡，這完全取決於新加坡在哪些方面和多大程度上損害了中國的利益。這是外交部和其他相關部門應該評估的問題。當前媒體和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似乎並不深入。

　　就這次事件而言，新加坡積極想要對不結盟運動峰會最終聲明進行更新的東盟關於南海部分的內容，大部分都與東盟公開立場（特別是今年7月底的《第49屆東盟外長峰會聲明》）一致，而這些公開立場是中國承認的。唯一的區別，大概也是令中方不滿之處，是提到了南海軍力部署和島礁的進一步軍事化，並強調非軍事化和在島礁建設等活動上的自我剋制的重要性。聲明並沒有提到南海仲裁案。

　　這一外交聲明，以及新加坡在其後的積極性，在多大程度上損害了中國的利益，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為此而懲罰新加坡，也許可以增加新加坡對中國的敬畏感，使之謹言慎行，並藉此警告其他區域國家甚至美國，但也有可能導致新加坡更加反感中方在南海問題上高度敏感化的政治外交，加深其對中國「大國欺負小國」的印象，加劇其倒向美國的傾向，並打擊新加坡企業界在華投資的積極性。或者，可能的結果介於這兩者之間。

　　不管如何，懲罰性和強制性外交並不是件小事，不可輕易為之。今年以來，外界對中國周邊外交的印象是中國懲罰性外交的思維在加強，而且帶有一點泛政治化、宣傳化和情緒化的傾向。事實是否如此，似乎也值得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