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的事為何不能全交給將軍們？

　　本期作者：梅然（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

　　一戰發生之際的德國首相是貝特曼，他算是一個好官，憂國憂民，做事勤懇，不怎麼計較個人名利，但有一個缺點，就是容易相信軍方。這至少體現在兩點上。一是，在一戰前夕，德國的將軍們認為，由於德國的主要對手法俄的軍力增長，德國將來的處境會愈發不利，甚至可能首先遭到進攻，所以不如早點開戰，先下手為強。這種認識其實很成問題，但貝特曼當時傾向於接受。二是，德國軍方制定的作戰計劃是，如果大戰打響，德軍主力將借道比利時進攻法國，爭取先速勝法國再轉頭對付俄國。該計劃的一大風險是，由於英國對比利時的安全很看重，進軍比利時可能招致英國對德宣戰。這在一戰中也成為現實，英國也讓德國吃了很大苦頭。但是，貝特曼也未反對該計劃。這位首相覺得，軍方在軍事問題上是專業權威人士，無論就搜集和分析國外軍事情報而言，還是就如何排兵布陣而言，都是行家裡手，所以應該尊重專家，尊重權威，誰讓文官出身的我不懂軍事呢。

　　

　　一戰時期的貝特曼。在一戰中，隨著德國軍國主義氛圍的空前濃厚，貝特曼這位文職首相在很多時候也身著軍裝。

　　1軍人為何可能跑偏？

　　貝特曼的例子說明：在軍事尤其戰爭問題上，文官領導人不能對將軍們放手太多。這屬於政治學的一個分支「政軍關係」(civil-militaryrelations，即文官當局與軍方的關係)的範疇。軍人雖然是軍事上的專業人士，但的確不能說對這類問題的見解都在理，至少有如下幾個理由。

　　

　　在2009年的美國海軍學院畢業典禮上，奧巴馬正欲與一位畢業生熱情擁抱。美國總統是美國武裝力量的總司令，但通常非軍人出身且缺乏軍事素養的他們如何履行該職責？

　　第一，軍人的專業權威性主要是針對軍事領域的裝備、技術、戰術和戰略，而戰爭問題，無論是備戰、迎戰、作戰還是終戰，涉及的面太多，經濟的、社會的、國內政治的、國際政治上的，不少方面是軍方不擅長甚至不大懂的。因此，如果將戰爭主要交給「專業」軍人處理，等於你到飯館吃飯時，點什麼菜、吃多少錢都由燒菜做飯的「專業人士」即大廚看著辦。這頓飯你有多大把握吃得順心順意？

　　第二，軍人和政治家們大體都懂，戰爭也屬於政治，只是實現政治目標的手段，對武力的使用應符合政治目標，但這話說來容易，做來未必。軍人打仗時難免追求酣暢淋漓的勝利，或者說怎樣打得爽就怎樣來(這常被說成是本性難改的「軍隊文化」)，但打得痛快未必等於符合政治目標。比如，在朝鮮戰爭中，美軍最高指揮官麥克阿瑟主張對中國本土進行大規模轟炸，甚至使用原子彈。但是，這雖然可能讓中國的抗美援朝變得更困難，但也可能導致蘇聯干預和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而總統杜魯門為首的美國政府的一大目標是避免後者，不想朝鮮戰爭擴大化。再比如，在1866年的普奧戰爭中，在普魯士軍隊擊潰奧地利軍隊后，將軍們主張乘勝直搗維也納，將奧地利徹底揍趴下。但首相俾斯麥認為，與奧地利不能搞得太僵，因為將來難免還有求於人家，同時也要防止其他大國出兵干涉，所以應見好就收，得饒人處且饒人。總之，在很多時候，戰爭就是要打成一比〇，多進一個球都不行，但這難道不讓球員憋得慌？如果他們收不住腳呢？

　　

　　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爭執是政軍關係問題的一個典型例證，參見該書：《杜魯門、麥克阿瑟與朝鮮戰爭》。

　　第三，其他一些偏狹的觀念也可能讓軍方不能正確處理戰爭與政治的關係，或者說容易變得好戰。比如，軍國主義觀念當年也刺激了德國軍方的求戰心態。再比如，俄國軍方在一戰發生之際主戰的一大原因是：他們在1905年輸掉了日俄戰爭，元氣大傷，後來幾年中面對德奧的強硬只能做縮頭烏龜，正想找機會替自己掙回些面子。但他們其實身子骨還虛著呢，結果在一戰中是舊辱未去又添新恥。

　　第四，軍事領域內的學識具有較高的專業性，當代高技術武器裝備的發展更加強了這點。這樣，當討論相關問題時，軍方也可能倚仗在本職工作的所謂專業權威性，故意向通常缺乏軍事學識的文官隱瞞、剪裁、誇大和曲解事實，以使軍方的主張看似不可挑戰或更容易被接受。如果一個文官不懂什麼是C4ISR、隱形戰機和相控陣雷達，不懂現代的登陸戰、空海戰、反游擊戰如何打，不僅沒吃過豬肉，甚至沒見過豬跑，他面對滿嘴儘是術語、數據、情報的軍人，不免會心虛氣短，甚至可能連提問也不太敢：話一出口，是否會讓身邊這些軍事專家暗笑太業餘了？

　　在一戰前，為了鼓動開戰，德國軍方就曾向皇帝和首相故意誇大根據「專業分析」得出的俄軍動員速度。在一戰中，當德國軍方主張實行未經警告即可擊沉船隻的「無限制」潛艇戰時，貝特曼曾表示擔憂，主要是擔心這會刺激美國參戰，但海軍將領們將證明本方主張合理的統計圖表往他面前一放，他也就覺得底氣不足了。

　　在二戰後，共有三位美國高級將領曾出任負責外交的國務卿之職：喬治·馬歇爾、亞歷山大·黑格、科林·鮑威爾。他們分別是杜魯門、里根和小布希的國務卿。但是，沒有美國文官擔任過高級軍職。這也表明，軍事領域擁有令很多軍人引以為傲的較高專業性，所以文官的不少活軍人也能幹，但外交官或文官要干軍人的活就難了。當然，不服氣的文官也許會逞口舌之快：人吃的東西狗也能吃，但狗吃的東西人絕對不吃！(也有文科生這樣搶白理科生)但不能不承認，在官僚政治中，更高的專業性意味著更有能力抵制外來干預、守護本方的主張乃至不正當追求。

　　

　　馬歇爾、黑格和鮑威爾，三位軍人出身的政治家，馬歇爾曾跑到中國調停國共衝突，鮑威爾在１９９０年代中後期曾被廣泛猜測可能成為首位黑人總統。

　　2「病人」指揮「手術刀」？

　　一種傳統的主張是：和平時期的事務應由文官當局負責，但如果戰爭到來，如何進行戰爭就應聽軍方的，甚至應由軍方為贏得戰爭而全面接管國家事務。當年的很多德國軍人就是這樣認為的，而在一戰期間，軍方也確實成為了德國實際上的權力中樞。還有一種仍承認文官優先地位的主張則是：應由文官決定是否開戰，並確定戰爭目標和所應遵循的原則，軍方則據此提出若干戰爭方案供文官選擇或與其商議，並在文官選定后負責執行；文官在戰時仍應保持領導權，但應避免或儘力減少對戰事執行問題的干預。這種觀點也是今天的很多美國軍人所認同的。對此，有人曾以這樣的一個比喻作類比：職業軍人如同精通醫術的外科大夫，缺乏軍事經驗的文官則如同病人，病人在手術前有權向大夫過問手術方案，但一旦手術開始，你就不能一邊躺在手術台上，一邊還指手畫腳地(如果你未被全麻)與大夫商量該割我哪塊，雖然大夫是為你服務的。

　　

　　埃里希·魯登道夫，德國將軍，在1917-1918年間是德國事實上的頭號實權人物。

　　但與前面講的那些原因有關，看似更多的人(尤其在軍隊之外)認為，即便是在戰時，通常身為文官的領導人都應看住將軍手中的「手術刀」。美國霍普金斯大學的戰略研究教授、也曾參與不少軍方事務的埃利奧特·科恩寫過一本書，叫《最高統帥：戰時的軍人、政治家和領導力》，裡面主要談了四位政治家：美國總統林肯、法國總理克萊蒙梭、英國首相丘吉爾和以色列首位總理本·古里安，他們分別經歷過美國內戰、一戰、二戰和中東戰爭。該書強調，是這些文職領導人的積極干預保證了戰事的成功，而一些看似成功的戰事比如美國所贏得的海灣戰爭，因為文職領導人干預不力其實是不成功的。

　　

　　左為《最高統帥》，右為美國政治學名宿薩繆爾·亨廷頓的名著《軍人與國家：政軍關係的理論和政治》。後者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當代西方政軍關係研究的基礎，主張對軍隊實行尊重其自治性和職業性的所謂「客觀控制」。

　　3文職領導人如何扮演統帥角色？

　　顯然，如何干預才是難題所在。最理想的情況說來簡單：文職領導人在該出手時出手，在不該出手時不出手，在該強力介入時強力介入，在該點到即止時點到即止。但何時為「該」或「不該」？在朝鮮戰爭期間，曾有記者問美國總統杜魯門：如果美國對中國動用原子彈，是要打擊軍用還是民用目標？杜魯門說：那得由軍方決定，我不是批准這種事情的軍方權威。按照如今對核武器的觀念，說這種話實在太瀆職了，這種問題當然不能由軍方看著辦。如果在這種大是大非的問題上都不做主，這個總統得趕緊換。

　　一個更複雜的例子是希特勒。有學者認為，希特勒雖然不是技術人員出身，也未在企業和裝備部門工作過，但對軍備技術還是有不少了解，比如關於坦克的主炮、軍艦前甲板建築的高度、工事的混凝土厚度、挪威作戰中所需的槍支、汽油引擎的利弊、合成材料的生產，因此他提出的主張對德國的軍備建設不無裨益。他利用施佩爾(Albert Speer，建築師出身，二戰中後期擔任主管軍備生產的德國軍備部長，表現出了出色的組織才能)這樣的脫離軍方官僚體制的文職人員去負責軍備生產和研發計劃，也被認為值得肯定。還有很多學者認為，就干預作戰而言，希特勒在二戰初期做得不賴。比如，他對軍方提出的入侵波蘭方案沒怎麼修改，該方案也得到了成功實施；對於1940年的入侵法國方案，他的插手在事後證明是正確的：他支持了曼施泰因將軍(被視為二戰期間德國最出色的將領)的以阿登地區為突破口的建議，這一避實擊虛、出敵不意的計劃造成了法國的崩潰。

　　但是，希特勒在二戰中後期對前線作戰的太多干預更像是在給自家拆台。曼施泰因在二戰後寫過一本回憶錄《失去的勝利》，對此多有吐槽，這個書名也能反映這位將軍對其元首的耿耿於懷。一個解釋是：希特勒本就自視甚高，而二戰初期的成功進一步抬升了他的自傲，加之後來的戰局不利和身心疾病的加劇，他愈發變得剛愎自用和神經質。

　　

　　曼施泰因的《失去的勝利》，以及在2004年出版的《希特勒和他的將軍們：軍事會議1942-1945》。後者集中了1942年底至1945年4月間希特勒與將領所進行的軍事會商的文字記錄，對研究納粹德國的戰略決策和政軍關係極有價值。

　　關於如何干預，沒有現成的公式能夠讓文職領導人拿來就用，這是科學和藝術的結合，因時因地因人因事而不同。但按一些學者的看法，某些方法至少是值得考慮的。比如，文職領導人應儘力學習軍事知識。以色列首位總理兼國防部長本·古里安就是一個楷模。他認為，戰爭是如此重要，以至於不能全由軍人們去弄。他雖然也有過從軍經歷，但仍覺得自己在軍事素養上還差得遠。好在他從小就喜歡讀書，好學上進，責任心又強。於是，他在繁忙工作之餘仍勤學苦讀軍事知識，這方面的見解大有長進。

　　

　　本·古里安，現代以色列之父，身高一米五的高超政治家。

　　文職領導人還可以在軍方領導層之外延攬若干懂軍事的人士為顧問，這有利於接觸一些相對獨立的聲音。他還可以儘力運用一些文職專業人士去負責非作戰性的軍事業務。他還可以積極運用一個由軍方和非軍方重要官員組成的多部門委員會，讓軍事問題在其中能夠得以集思廣益。另外，在政府之外以及政府與國內社會之間，圍繞防務和武力使用問題，創造一個比較開放和積極的辯論空間也是有益的。文職領導人即便不是軍事專家，至少應做好三點：第一，對與軍事問題相關的所有重大問題有全局性把握；第二，促進以自己為核心的各部門間的政策協調；第三，了解部屬的能力和秉性的長短優劣，將合適的人放在合適的崗位上。劉邦得天下后曾問韓信，我排兵布陣不如你，怎麼還能當領導呢？韓信說，我善於「將兵」，但陛下您善於「將將」。在上述三點尤其最後一點上，劉邦應說還是不賴的。

　　還要強調，即便文職領導人應發揮領導或主持作用，其干預行為也不應主要是為了監督和限制軍方，而應主要著眼於促進文武雙方之間基於既定目標的建設性合作。前文提到，一條看似簡明的分工方式是：文官決定是否開戰，並確定戰爭目標和所應遵循的原則，軍方再據此提出若干戰爭方案供文官選擇，並在文官選定后負責執行。但是，文官的決定權不宜被誤解為文官的排他權。即便文官不干預最後的執行問題，在文職領導人扮演主持或拍板角色的前提下，軍方也應參與到其他環節中去。比如，是否應該打仗與應該如何打仗這兩個問題其實是一體的。正如，如果你壓根不知道如何開車，你就不會考慮如何在下周末搞個自駕游。在文官尚在考慮是否應動武時，對如何打仗更有發言權的軍方也應參與進來。再比如，如果文官對外交努力的苦苦追求導致最佳戰機已錯過，但此時他們又要求採取武力，軍方對動武持異議或反對也並非無理。對於確定戰爭的目標和原則，軍政雙方共同參與也是現實和合理之舉。

　　

　　一張美國漫畫：作戰室中，一群文官在討論「政治戰略」，而負責「軍事戰略」的軍人則暫時被冷落在一邊。傳統觀念往往將文官與軍人、政治與軍事視為相互間相對獨立的決策單元。

　　因此，在文職領導人行主持之責的前提下，在戰略決策中僅讓軍方負責或參與「純粹的」軍事事宜既不合理，也不切實際。比如，當美國的軍事首長們參與高層決策時，他們常常發現：他們本準備只提供軍事方案，卻被「請求」或不得不捲入關於「非軍事」問題或「政治」問題的大量討論。這不是什麼錯。在戰略決策中，文職領導人需要對軍方的行為甚至作戰執行本身有建設性干預，但軍方也需要建設性地參與到更多事務中來。

　　但如同文職領導人一樣，為更好融入這樣的決策環境，軍方也需要多學習，多接觸，多思考。正如，當代大國軍事力量正更多地要以異域文化和種族地區為主要活動空間，以非國家的暴力團體為主要限制對象，以反暴亂、維持治安和重建和平為主要任務，更多地面對敵我混雜而非敵我分明的局面，而在這種與傳統戰爭迥異的衝突環境中，軍隊需要更多地進行民政、宗教、文化、地方政治、大眾傳播等方面的學習和實踐。的確，軍隊不僅是戰鬥隊，也是政治工作隊。（作者：梅然；編輯：鬍子華；圖片來自網路。）

　　作者簡介

　　

　　梅然，1969年生，先後畢業於南京大學歷史系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國際安全與戰略尤其戰略史領域的研究，曾撰寫或參編《德意志帝國的大戰略》、《國際關係史》等著作，並撰有《中心-側翼理論：解釋大國興衰的新地緣政治模式》、《俄羅斯、海上霸權與世界政治的邏輯》等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