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現金獎勵論文，將把中國科研帶往何方？

　　科研圈2016-10-10 18:08:25閱讀(10)評論(0)

　　你可能聽說過這樣的言論：與西方的研究人員相比，中國研究人員的薪資不是很高。但令西方同行驚訝的是，中國研究人員每發表一篇論文就可以獲得數倍於年收入的獎金。

　　撰文 Naomi Ching

　　編譯 高由 張士超

　　你可能聽說過這樣的言論：與西方的研究人員相比，中國研究人員的薪資不是很高。但令西方同行驚訝的是，中國研究人員每發表一篇論文就可以獲得數倍於年收入的獎金。

　　由於不同的期刊的被引用的次數不一樣，論文所發布的期刊越核心，期刊的被引次數越多，加薪的幅度就越大。

　　根據我國一位匿名的科技成果評估調研員所提供的資料，部分研究機構按照簡單的公式來計算給予研究人員的現金獎勵：一萬元乘以一加上期刊的影響因子（影響因子反映了期刊的平均被引數）。舉個例子，《柳葉刀》（The Lancet）2012年的影響因子是39.06。在《柳葉刀》上發表一篇論文可獲得400,600人民幣的獎金。相比之下，我國科學家在同一年份年的平均年薪只有69,254元（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著名期刊在我國學術界的地位根深蒂固。這位記者非正式調查了17位在我國工作的科學家。其中十五位表示，在高影響因子的期刊上發布的論文能在升職考核時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除此之外，65%的受訪者承認這些論文對他們的收入有著顯著的影響，76%的受訪者表示一旦論文發表，研究機構就會給予現金獎勵，這種現象非常常見。2004年的一個調查與此結果類似，該調查發現43%的科學工作者承認這種績效工資通常占他們總收入的一半以上。

　　

　　論文獎勵近幾年有所降低，但在知名期刊發文仍有不菲的收入。圖為武漢某高校於2014年公布的論文獎勵政策，截至今日暫未有修改或廢除聲明。

　　但是這種以論文發表數作為要求的行為被很多研究人員所唾棄。17名受訪者中有13名表示利用期刊影響因子來判定研究人員的潛力是非常不合理的，除此之外12名受訪者反對純粹基於期刊名聲的現金獎勵機制。這些反對影響因子迷信的思想正形成一股潮流。2011年著名化學家王乃興在《自然》（Nature）上發表社論稱「中國化學研究已淪為名利場「，而其原因正是對影響因子的迷信。根深蒂固卻不受歡迎的影響因子是認識我國科學歷史的一扇窗，然而在短期內我們似乎還無法撼動它的地位。

　　率先利用SCI，南京大學成功逆襲

　　1983年是中國科研史的一個分水嶺。前南京大學校長匡亞明教授聯合其他三位大學校長共同撰寫了一封給黨中央的信。信中認為國家高等教育投入嚴重不足，呼籲中央應儘快選出五十所學校建成世界一流的大學。

　　好消息是中央贊成信中的建議。壞消息是，中央只選出五所大學，而且匡教授所在的南京大學不在其中。在那之後，清北復交等頂尖名校各獲得了一個億的額外經費，而曲欽岳院士作為繼任校長臨危受任，要憑藉有限的資源，與獲得中央資助的「天選之子」競爭。

　　

　　曲欽岳院士帶領南大逆襲功不可沒，然而唯 SCI 論引發的連鎖反應，是曲校長自己也沒有料到的。

　　曲校長把目光投向了科學引文索引（SCI）。這是一個國際性的權威索引，它可以計算索引中所有期刊發表的論文（也就是所謂的SCI論文）被索引中其他論文引用的次數，常常被用於評估研究結果的重要性。南京大學將它引入了自己的評估系統。在南京大學的官網上有這麼一句話：「在校長們的眼裡，科學引文索引是最好的系統。因為它不牽扯任何人際關係。」南京大學在一開始的時候對每篇 SCI 論文的每位作者獎勵一千元人民幣，目的就是建立一個客觀的評價機制。

　　這個策略頗有成效。從1992年到1998年，南京大學拿下中國大陸大學 SCI 論文產出「七連冠」，在國家推行的211、985項目中均為首批入選院校，排名一度穩居全國前五。其他的大學注意到了南京大學的崛起，也開始將 SCI 用作評判研究人員年度表現的指標，現金獎勵也變的越來越多。

　　不滿以論文論英雄，「急診超人」離開體制

　　現在 SCI 論文和引用數的影響力隨處可見。它不僅被用作獎勵指標，也被用於處罰指標。2011年，北京協和醫學院醫生於鶯創建了一個微博賬號。通過微博，人們無須連夜在醫院排隊掛號就可以諮詢一位醫學院內科醫生，這種便捷的方式吸引了許多患者。在微博號才創建一年多時，她的粉絲數就已經突破了兩百萬。由於不僅了履行她的職業義務，而且還能夠接受在線諮詢，人們送給她「急診女超人」的稱號。然而，在2013年6月中旬，於醫生辭職了。她發了一條微博：「幹完這個月就辭職了……追求自由執業之夢想！」隨後她解釋道，她厭倦了我國的學術界評估系統：「我已經做了七八年的醫生了，而我沒有獲得升職機會的原因卻是我沒有（在正確的期刊上）發表足夠的論文，這不公平。「

　　

　　「急診女超人」於鶯毅然辭職走出體制，選擇自營診所。

　　並不是於鶯一個人有這種想法。譴責影響因子的觀點有很多，有人認為影響因子並不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指標。「官員政績考核靠 GDP，科研人員考核靠 SCI，這兩個洋指標在中國能夠流行二三十年，難道不值得我們認真反思嗎？」我國著名植物學家蔣高明說道，「影響因子是用來衡量期刊的影響度的，他們並不適合用來評價一個科研工作者或者用于衡量獎懲。」他還提到一點，跨專業的引用次數相比是毫無意義的。由於每個專業的研究人員總數都不一樣，期刊的出版頻率也不同。氣候變化和能源可能是目前最熱的話題。但這些熱門話題的論文被引次數多，並不能說明這篇論文就一定要比其他的論文要重要。

　　為攀學術「珠峰」犧牲前程，值嗎？

　　單一地以引用次數作為考核標準的做法變相鼓勵了科研人員轉向更簡單、更熱門的領域。你可能認為這樣的做法會幹擾科研的獨立性，乃至影響科研人員的事業。其實這是引用標準的特性。假設你已登頂珠峰，相信沒有多少人會質疑你能不能爬上洛根山之類矮一點的山。但是在以影響因子作為標準的科學評估世界里卻不是這樣的。著名化學家，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副所長俞飈有這樣一番言論：「你可能花了十年完成一些珠峰級的任務，但是你的論文幾乎沒有被引用，因為沒多少人嘗試去爬珠峰。你若是會花幾年甚至更少的時間登頂洛根山，可能反而會獲得更多的追隨或引用。」

　　俞教授所提到的珠峰級研究是一個為期四年的研究。它致力於開發一個63步人工合成 Landumycin A（一種抗生素和抗癌藥物）的方法。俞教授表示，這個項目的重要性在於它能讓科學工作者們合成很多類似的，稍簡單的化合物。 這是一個很費時、很「不經濟」的研究，對年輕的科研工作者尤甚。這是因為所有的研究最後都總結在一篇論文上，這篇論文於2011年論文發布，兩年後只被引用了14次。俞教授麾下的兩位研究生花了六年研究這個項目，儘管項目成功了，他們在畢業后都沒能保住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他們只發表了一篇論文。「這個項目經歷肯定是不足以用於申請教授職位的」 俞教授說。若俞教授只是為了爭取提拔機會或者研究資金，他也不會做這個引用數不會很高的課題。

　　

　　俞飈研究員指導學生

　　當科學研究要靠引用數來衡量重要性時，內容已經不再是要點了。甚至文章格式都能與研究內容同等重要。在我國流行一些「論文秘籍」，教研究者如何寫出符合高影響因子期刊編輯們口味的論文。在百度上搜一下「如何寫SCI論文」，你可以得到成千上萬的結果。其中一個文檔建議縮短「實驗材料和方法」的篇幅 ，「因為這會讓你的結果和討論看起來太少了」。但是別縮短的太多了，「因為其他人可能會質疑你的結論」。這個文檔還鼓勵作者修改自己的風格以符合期刊的風格。它還提到了「不要讓編輯們討厭你」。

　　正如國際上許多研究者總結的，過度依賴影響因子還可能導致其他問題。舉例而言，少數擁有極多引用次數的論文能明顯提高期刊的影響因子，從而作用於在此期刊上發表的所有論文。但是這些受影響的論文實際上可能永遠達不到期刊中論文的平均引用數。研究人員還發現，在高影響因子期刊發表文章其實與自證預言很像：同樣一篇論文如果發布在低影響因子的期刊上只能獲得一半的引用數。另外，影響因子所涵蓋的衡量範圍為兩年內，但是某些論文的重要性在兩年內並不能得到體現。

　　儘管進程緩慢，影響因子的局限性正逐漸受到重視。2013年5月12日，一百五十多名科學家和75家科學機構簽署了舊金山科學研究評估聲明（DORA）。該聲明認為，期刊影響因子「作為評估研究價值的工具有許多缺陷，這點證據確鑿」，並對資助方、科研機構、研究人員和出版商提出18項建議，鼓勵不以影響因子為指標雇傭、續任、提拔科學家。聲明表示，科學研究的重要性應該用研究所產生的功績和貢獻而不是論文所發表的位置來衡量。

　　王乃興認為學術界已經開始做出了改變，他說：「在我指出影響因子存在問題的兩年後，世界科學界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了。」即使是在我國，濫用影響因子的現象也有所改觀。中國科技技術信息研究所（中信所）是一個政府組織，致力於幫助大學和科研組織決定研究方向和決策關鍵提案。在2010年，中信所調整了它的評價指標和標準，不再完全依照SCI論文年產出量來為大學及科研機構排名。類似地，2012年，教育部的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信息網公布了對三百九十餘所大學的評估報告。研究中心的負責人表示，這是該中心有史以來第一次不再將 SCI 論文發布數量作為唯一的評估標準。

　　然而，儘管中國學術界對影響因子的依賴正在逐漸消退，我們依然有很長的路要走。現金獎勵機制依然存在，提拔教授的委員會還是希望申請者能有 SCI 論文的發布經歷。《食品管理》（Food Control）的編輯 Joseph Jen 表示，這種機制某種程度上是中國科學界運作模式導致的。「研究項目的主題是由資助方決定的。因此科學家們做研究就是為了發論文，而不是為了自己推動科學進步的願望。」以下數據能夠證明我國研究資金的集中性。2011年，一個涵蓋十個國家的調查顯示我國78%的 SCI 論文通過種種方式得到了政府資助。然而美國和英國的相關數據則分別是53%和51％。一個高度集中的競爭需要一個統一的表現指標，引用數則是一個非常適合的數據。中信所副所長武夷山先生解釋了該機構的思路：」高影響因子期刊的容納量有限，在這些期刊論文能夠證明你強於其他競爭者。項目資金的總量也有限，所以有限的經費應該撥給那些擁有競爭力的人。」

　　若是俞教授為了爭取提拔機會或者研究資金，他可能也會因引用數過少而選擇不做這個項目。

　　這種現象與我國尚不成熟的學術界也有關聯。 畢業於清華大學的德克薩斯州農工大學助理教授 Le Xie博士表示，我國的數字化評估系統「可能足以區分開 『壞」 和 』還不錯』的研究，但是如果要鼓勵和區分開 』非常好』 和 』還不錯』，這種純粹用數字來評估的系統可能就無能為力了」。他還提到美國的同行評審系統在他看來是一個更加有效的系統。但是這樣的系統需要一個健康而且富有競爭的科研環境作為前提。而這種環境還需要時間去塑造。他說中國還沒有達到那一步。「原因很複雜，涉及到文化背景，社會制度、經濟發展階段等等。短期內很難形成。」

　　已經退休的劉慶生教授花了十年時間來評估我國的研究項目。他表示「中國的科學界還沒有一個可信且可靠的系統，所以一些數量上的指標還是必要的。」劉教授還指出，中國學術界缺乏的懲罰機制，像數據造假這樣的違反專業倫理的行為應該受到懲罰。但是「沒幾個研究機構採取了任何類似的措施「

　　無論將來如何，在我國當今的科研界，引用數和著名期刊還是佔據著主導的地位。回首過去，俞飈教授覺得自己非常幸運：「我入行時間比較早，那時候影響因子還沒有像現在這麼重要」。過去，他並不太擔心發論文和升職問題，專攻那些艱難但是不熱門的難題。但是俞教授現在對於當今年輕一代的研究人員所面臨的評估和晉職系統感到不滿，因為這些指標都太依賴影響因子了。「我知道這對他們很難。教授職位、金錢、名望，誰不想要。」 他給學生的建議非常簡單：「不要為了發表論文而做研究，努力研究的動力應該是項目所富含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