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能不能愉快的吃瓜了：極權主義的興衰機理

　　張千帆：極權主義是極難維繫的，但威權（或后極權）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從某個版本的威權走向民主也很難。

　　

　　北京大學憲法學教授 張千帆

　　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好像中國國內外都沒有對這個問題有太多深入的探討。文革是極權主義的產物，要探討文革，首先要探討極權體系的基本結構和它的基本規律，以及通過什麼樣的方式解構它。

　　很多人都以為，文革好像是極權到了一個登峰造極的階段，其實這是不準確的，因為到文革那種狀態，最基本的秩序都已經失控了，社會大亂，這就不是極權了，應該說連威權下的有序狀態都沒有達到。我對文革這一事件的定性是，極權面臨危機，差點崩潰。也許這種危機一開始並不是一個現實的危機，但是最高領袖感知到一種危機，以為自己的最高權威受到了挑戰，所以發動一個極權國家所特有的資源，來修復或排解極權危機。文革就是這麼一場運動。

　　真正的處於巔峰的極權國家是不可能有這種危機的。它是靜悄悄的，大家都跟蜜蜂一樣，自覺圍著一個蜂王，奔著一個統一的目標，為「社會主義建設」拚命忙碌。頂多就是最高領袖在天安門城樓上秀一下，千百萬紅衛兵激動得熱淚盈眶……這是極權國家的標誌性狀態，而不是全國大亂、出現各種造反派這種文革現象。

　　極權國家可以比喻為一種「權力零阻抗」狀態，國家想管什麼就管什麼，想怎麼管就怎麼管；只要國家有一個指令下來，它就得到無條件的執行，社會是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社會和個體的抵抗幾近於零，不可能對公權力構成任何的阻力。國家權力暢行無阻、所向披靡，個人權利則被徹底剝奪，對國家行為沒有任何抵抗力。不達到這樣的狀態，只要社會還存在零星的抵抗和阻礙，就不是純粹的極權主義。

　　用我們自己的語言來表達，孫中山等人的總結已經很準確，那就是三個一：「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國家必須要達到這種狀態，才是一種「權力零阻抗」的極權狀態。首先，它必須是「一個主義」，因為目標只能有一個，而且這個目標一般是宏偉遠大的。極權國家要求人民作出的犧牲是巨大的，所有的自由都被剝奪，最後連思想的自由都被剝奪，因為不剝奪思想的自由，就不可能達到零阻抗狀態。只要人還有思想，就天生會根據自己的利益，根據各自的家庭背景、成長環境、利益立場而會有所差異，就不可能實現目標一致。這是極權國家和威權國家最本質的差別。只有一個意識形態，也就只能有一個政黨。你要有兩個政黨，就有兩個意識形態，意識形態就不可能統一。

　　要達成統一的意識形態，只能有一個政黨，而且政黨內部也只能有一個最高領袖。如果說有一個最高領袖，卻還有一個領導團隊，這些人和最高領袖的地位雖然不對等，但是有某種分權的關係，那麼既不可能形成一種嚴格的意識形態，也不可能是嚴格的一黨專政。因為最高領袖和其他領導幹部之間會有一種權力上的競爭。這種競爭如果被允許存在的話，那麼每個人都會想辦法擴大自己的資源，一開始可能在黨內——劉少奇、鄧小平等資深元老可以聯合起來，保護自己的黨內地位和資源；最後，黨內資源都不夠用，就會用到黨外的資源。如果走到這一步，基本上就是走英國《大憲章》和「光榮革命」的道路，貴族和國王之間進行鬥爭時，各自都要到體制外拉資源，英國的民主就不斷擴大。

　　極權國家一定不能允許這種狀況發生，所以一定要設法消除黨內權力鬥爭。當然，一黨統治本身就為黨內形成一個獨一無二的最高領袖提供了政治條件，因為他的競爭者所能獲取的資源很有限。既然實行嚴格的一黨專政，黨內競爭者就不能到黨外去爭取自己的資源。而在黨內，權力的分配格局一般從一開始來講就是不均衡的；這種不均衡在一個競爭很有限的環境之下，只會往更加不均衡的方向發展。

　　因此，我們會發現，極權國家只要能夠繼續走下去，那麼它最後都必然會發生嚴重的黨內權力鬥爭，鬥爭的目的正是消除黨內鬥爭的可能性，儘管這種權力鬥爭在我們看起來可能完全不必要。比如斯大林統治時期，他的地位是非常穩固的，尤其到1930年代，蘇共黨內沒有誰可以像劉、鄧抗衡毛那樣挑戰斯大林的地位，但他自己會把事情看的非常嚴重。到他那個地位，他每天、每晚都會想，他周圍的這些人在不斷地覬覦自己的權力，越親近的人越危險，所以他一定要通過黨內或者黨外的權力鬥爭，把他們給斗掉，形成讓他放心的穩固壟斷地位。斯大林主要通過黨內鬥爭清洗對手，而到了中國，文革就跑到黨外去了，變成全社會的一場革命，因為毛覺得搞不定黨內，所以要到黨外去「發動群眾」，來摧毀黨的官僚機構和國家機器。文革的本質就是動用極權國家的社會資源，來解決黨內發生的權力危機。

　　從極權國家的形成過程來看，它的建構是極其不易的。在一般國家，哪怕是像中國這樣具有絕對王權政治基因的國家，也未必會走到這一步。除了先天政治基因之外，一般都是偶然事件，通常是比較重大的國家災難，才會把一個國家助推到極權主義深淵。在歷史解釋當中，有一些因素是主觀的，可能這些事本身沒什麼，卻被說成、渲染成大事，以至改變了歷史發展的軌道。但不管怎麼說，我們發現，無論是列寧主義政黨還是希特勒這樣的統治集團，其基本規律都是一開始有一個很小的、戰鬥力很強的、嚴格以一個領袖為核心的衝鋒隊，我們稱之為「先鋒隊」。這個團體本身就有「一個主義，一個政黨」——雖然是很小的非執政黨，而在黨內有高度的領袖崇拜。換言之，它就是一個極權主義政黨，只是有待它奪取政權，把國家變成一個極權國家。

　　奪權過程通常要通過暴力革命或政變，但也不一定，它也可以通過民主方式上台。像希特勒、布爾什維克當時都已經獲得了相當大比例、百分之三四十甚至四五十的民眾支持，不過他們其實最後都沒有達到多數。他們之所以能夠執政，就是通過一場政變，使自己成為執政黨。當然，也未必一定要通過政變，也可能得到超過百分之五十的人的支持。無論是一開始是個什麼比例，它的下一步是非常關鍵的，那就是要把自己變成百分之百。換言之，實行一黨專政，消滅其他黨派，從肉體上消滅異己分子，剝奪所有自由——人身的、財產的、言論的……再啟動宣傳機器，對剩下的全體人進行洗腦。如果這些事情都做成的話，那麼這就是一個到了巔峰狀態的極權國家。

　　巔峰狀態極權國家是通過洗腦來治國的，我想沒有哪個國家真正達到這種狀態，但是如果能夠達到的話，國家是不用說一句話，你就會很自覺地按照國家的意圖去做，每個人的個人意志都不會偏離國家意志。當然，這種狀態是很難達到的，也許從來沒有真正實現過。通常一個國家要經過巨大的犧牲，才能接近這種狀態，基本達到以後要維持也是極其困難的，因為我們人天生都有利益、都有立場，而且某種意義上，人仍然有「善」的基因——不要誤解，我對人性的企求不高，但即便如此也不能簡單地說人就是「惡」的。當我們被迫不能說真話，必須要說謊、拍馬逢迎，而我們知道這就是為了自己的利益，不得不這麼做時，我們心裡會感到不舒服。這就是人的善性在發揮作用。作為進化的動物，人都是有自尊的。人的天性是不同意，而不是順著別人強加給自己的「選擇」。要迫使所有人同意，極權國家時時刻刻都處於一種反人性的高壓狀態。要形成和維持這種反人性的高壓非常不容易，需要社會各個階層的配合。即便成功了，要是哪個階層不配合，那麼「權力零阻抗」狀態就被打破了，國家權力——更準確的說，最高領袖的個人意志——的傳達和實施都會面臨阻力，因而這種狀態註定是曇花一現。

　　極權主義也分左和右。某種意義上，二戰前後德國、義大利、日本這樣的國家都算不上嚴格意義的極權國家。在研究極權主義的專著中，比較有影響的除了阿倫特的《極權主義的起源》之外，還有弗雷德里克與布熱津斯基合著的《極權專政與獨裁政體》。他們把極權和普通威權的區分落實在三點：意識形態、秘密警察治國，還有一個是對社會和經濟的全面控制。我認為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意識形態，經濟控制在某種程度上是意識形態所附帶的。我們看到，德國和義大利這兩個要素基本上都沒有，它當然有些合作主義、集體主義，但沒有像共產主義國家這樣，大規模充公土地、廠房、住宅等私有財產。在意識形態上，它們也沒有要把某一套東西讓人民都無條件接受。一開始，極權國家這個概念是為他們打造的。二戰結束以後，鬥爭的矛頭髮生轉移了，就被用在蘇聯等共產國家。

　　這種狀態之所以維持不下去，首先垮的就是意識形態，因為我們都知道太假了，現實和宣傳之間落差太大了。當然，我們這裡講都是韋伯式「理想類型」，真正的極權百分百誰都沒有達到，中國也沒有達到。即使是在極權最高峰的時候，也還不是百分之百。當這個意識形態的控制慢慢衰落，革命的熱情過去以後，就進入了所謂的「后極權」狀態。后極權狀態有不同的定義，比較合適的理解就是強調「后」，也就是說它越過了巔峰狀態。它從建構到頂峰，現在已經在走下坡路。極權統治有三大法寶：宣傳洗腦、一黨專政、恐怖治國。當意識形態開始衰落以後，洗腦不管用了，那麼它就進入到恐怖治國階段。他說的這一套都是謊言，但是民眾還必須按照這個去說、去做；這麼做並不是真的相信它，而是出於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在不同的階層，無論你是草根，還是某一個層次的幹部，高層領導更不例外，你都有利益去維護這套話語體系。這套話語體系道義上不管用，管用的是秘密警察造成的恐怖治國。

　　到了后極權狀態，三大法寶雖然都不那麼靈光了，卻依然存在。洗腦治國效力已經大打折扣，包括媒體都不願意跟著他這麼去做，但是也沒辦法，你只能配合，而在配合過程當中，它還是有一定實際效力的。有擔當、不合作的只是這個國家的少數甚至極少數，大部分人民還是生活在某種洗腦狀態之下。除非發生征地、拆遷等突發事件可以使他們有所警醒之外，平時如果沒事就處於這種麻木狀態。洗腦還是會發揮一定作用。

　　一黨專政以及在黨內維持一個領袖，在後極權階段都會面臨困難，因為後極權之所以「后」，就是因為原先那些開國元勛們都都退場了，接任的二代三代統治天然合法性越來越弱。統治如何能夠維繫下去？這個問題取決於一系列因素。道德資源和統治正當性究竟有多麼重要？還是說恐怖治國就能夠維持相當長一段時間？你我都知道怎麼回事，你是我的下屬，你就得聽我的；我之所以坐在這個位置上，不是因為我有什麼地方比你行，而是你不聽話，我就用國家機器堂而皇之地整你——純粹的利益交換、理性控制的狀態能把這種統治維繫多久？黨內能否再回到或維持個人崇拜的狀態？

　　這些問題的答案會部分取決於所謂的「國民性」。這個概念可能會引起爭論，但我覺得問題還是存在的。如果「這一屆人民不行」，那麼黨內極權會維持得更長久一些。至少是在經過了無神論那麼長時間統治以後，每一個中國人基本上都是一個狹義理性人。如果大家都還是很吃這一套，這樣就會使得我們每個人都處於一種「囚徒困境」。你要站出來，為某種良知、原則、立場說話，為什麼？這樣做是有風險的，所以從上到下都極少有人選擇這樣做。現在上面幾乎完全沒有，至少全體失聲了。好在民間還是比較活躍，即便一片肅殺，還是會有人堅守下去。

　　不管怎麼說，極權統治還是會遭遇越來越大的危機，恐怖治國越來越難以為繼，反抗極權的代價也越來越小。不僅黨內個人崇拜難以維持下去，在黨外也面臨同樣的問題。最後，極權蛻變為普通的威權。有的國家在這個轉型過程當中，走得比較順利。像蘇聯東歐基本就是這樣，從極權慢慢的走到威權，再從普通的威權轉向某種憲政民主。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不排除有的國家會走一些彎路。如果它突然醒來了，發現這樣走下去不行，要「亡黨亡國」，就會要往回走。這樣就出現了所謂的「新極權主義」。什麼是「后」，什麼是「新」，最近這些概念爭議比較大，我認為主要是一個方向問題。「后」是指極權的衰弱和退化，從威權3.0向普通威權1.0版平緩過渡。「新」則是在「后」的過程中往回走，走到了威權2.0版，發現不行，再試圖走回到3.0。實際上它走不回去，走不回去就可能停留在某個點上，譬如2.5版的威權。極權三大法寶慢慢失靈了，效用在減退；有人要擰緊螺絲，重新把它們有效利用起來，這就是新極權。

　　我認為，新極權是不可能走回極權巔峰的。新極權不可能真正達到目標，但是要區分極權和威權轉型之間一個比較關鍵的差異：極權是極難維繫的，但威權（或后極權）是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從某個版本的威權走向民主也很難。也就是說，極權是必然要退化到某種形式的威權，可能是1.0，可能是2.0，也可能是2.5，但是能否從威權真正走出來？這就不一定，因為威權體制要發生民主轉型，公民社會要有相當強大的力量，而極權國家長期統治以後，儘管意識形態不管用了，但它最大的一個作用就是極大殺傷了公民社會，無論是獨立主體意識、思想與行動的自由，還是維權的勇氣和資源，都幾乎從零開始。

　　我們能否從現在所處的大家都比較擔憂的狀態中走出來？最根本的還是取決於兩種力量的鬥爭。如果說公民的力量能夠壓倒極權的力量，那我們就能夠走出來。也許極權的衰落是必然的，但問題是衰落到什麼時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是狹義理性的「囚徒」，那麼確實有可能衰落到整個國家的物質硬體難以維持文明生存的時候。那個時候不僅是什麼「國破山河在」，很可能山河都沒有了。人們關心的首要問題已不再是走不走得出來，而是怎麼逃亡和生存。悲觀一點看，這種情況也不是沒有可能發生。因此，千萬不要因為極權肯定會衰亡，就放心做一個「囚徒」，等著別人冒風險來改變這個體制。如果我們自己不作為，這個體制是可以帶著所有人一起衰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