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在命運的陰影中——一篇關於文革的私人對話

　　余寒 鳳凰評論家

　　摘要：今天之所以要深刻反思文革，之所以大聲疾呼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就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不再經歷形形色色的變相文革，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在權利有保障的環境里和平、自由地生活。

　　

　　文丨余寒

　　4月15日，鳳凰評論「首席評論員」欄目刊載了林達老師的文章《已消失的中國「猶太人」群體》，讀完這篇文章，非常沉重。許多人在階級鬥爭為綱年代里被歧視、被虐待，他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設身處地地想想那個中國的「猶太人」群體，難道我們的心不顫抖嗎？

　　在一個微信群里，我推薦了這篇文章，並寫上了如下按語：

　　過去我們受了許多血腥暴力的階級鬥爭教育，腦子裡沒有「人」，更沒有「人權」，只有「敵人」「人民」的概念。對歸入「敵人」另冊的所謂黑五類、黑七類、臭老九，無論他們經受了什麼樣的悲慘遭遇，都無動於衷，這即所謂「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那時，人所該有的同情心，幾乎都被壓抑死了，誰要是動了惻隱之心，就被自己、也被別人批判為「階級立場不堅定」。如果說那時年少不懂事，那麼今天回頭反思，難道不心痛不震撼嗎？在一個現代政治文明國家，人們可以有不同的政治見解，但絕不能因為政治見解不同而被殘酷迫害，絕不能把人分成上等人和賤民。今天之所以要深刻反思文革，之所以大聲疾呼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法治建設，就是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不再經歷形形色色的變相文革，為了我們的子孫後代能在權利有保障的環境里和平、自由地生活。

　　發言在同學群里激起了反響。一個同學希望私聊，於是就有了下面的長篇展開。

　　平：先說個別人的故事，真人真事。Z老頭辛苦努力，在解放前夕擁有了工廠，另外在西安也辦了廠。解放了，形勢很好，老頭把所有的家當都投進廠里，進了原材料，準備造汽車，大幹一場。公私合營粉碎了他的夢，老頭不能接受，攜老婆住進和平飯店跟政府理論，結果可想而知，不法資本家的帽子牢牢地扣在頭上，房子、車子統統沒收。老頭大病一場，診斷為精神分裂症。

　　後來幾十年老頭一直在自己廠里當工人，技術很過硬，也不因自己的身份而低頭。退休后自己在家造車，載著老太滿世界跑。他的大兒子搖著輪椅去北京討公道，摘掉了「不法」的帽子。問他為什麼不提賠償，起碼得把房子要回來，他回答說不敢提，萬一上面不高興，反都不給平怎麼辦？

　　余寒：讀了你上面的故事，很凄慘，忍不住想哭。以前這樣的人和事，都是沒處說也不敢說。我之所以把林達的文章貼出來，就是想反思歷次的政治運動。這種暴力掠奪在革命神聖的名義下獲得了正當性，但帶來巨大的浩劫。到現在，我們這一代人里還有很多人崇拜革命，崇拜暴力。你還有這樣的人和事能寫出來嗎？我想把它彙集起來，提供給一些做歷史記載歷史研究的人。

　　平：跟你聊聊我家吧。昨夜失眠了，有很多事本想忘掉，可怎麼也忘不掉。

　　從來沒有抱怨過父親，我覺得他是個好人，只是命運不濟罷了。因為我出生晚，有些事情是我姐姐告訴我的，有些是我自己的感受，可能稍有偏差，請諒解。

　　我父親大學畢業后沒找到工作，後來又生了一場大病。母親變賣陪嫁首飾，終於治好了父親的病，父親隨後在親戚的幫助下找到工作，在上海一家紗廠。不久，他接到同學來信，邀請他去大生一廠，那邊工資高福利好。父親心動了，大概在1947年左右到了N市。隨後我母親帶孩子也過去了，在N市安了家。我父親不善交際，也很老實，在那邊結識了一個人，姓姜還是蔣，填寫了一張表，是加入三青團的。噩夢從此開始，據說上面委任他為小隊長，但他其實從來沒有活動過。父親是搞技術的，不過問政治。

　　解放后，所有在偽政權里做事的都要主動去登記，之後定罪為「歷史反革命」。父親是搞紡織廠水暖通風的，是廠里這方面的元老，這方面的技術人員都是他一手帶出來的。什麼事他都身先士卒，經常下深井，患上了關節炎，在廠里口碑也不錯，老工人都跟我說：你父親是個好人，老實人。

　　文革開始時，工廠沒多大動靜。在67年底還是68年初，某一天父親沒有回家，同時一張大字報貼在家裡大門上。因為出身地主，同一弄堂的小姐妹們不和我們玩了，一時間我們成了另類。不管颳風下雨，門都是開的，那張大字報也不敢碰，弄壞了可是罪加一等。直到我和哥哥去插隊時，父親也沒被放出來。關押時批鬥是經常性的，掛個大牌子，低頭站在台上，真正的老工人不管這事，也不動手打人。倒是帶手把手教出來的技術員在背後捅刀子。父親心知肚明，但絕口不提。最難堪的是去打飯，兩個人脖子上掛個大牌子，要去大食堂給被關的幾十號人打飯，放出來後父親從此不肯踏入食堂半步。幾年以後，父親說，多少次想一死了之，但又不能死，死了便是畏罪自殺，罪加一等，老婆孩子怎麼活？

　　父親從科室下放到車間勞動，重體力活，三班倒，五十幾歲的人，渾身病，沒辦法，咬緊牙關，熬！幾次暈倒送醫院，還好廠醫是老同事，看在昔日的臉面上，有時給點病假，工人老大哥也時不時幫點忙。熬過幾年，調到車間加工點管理工具，又過一段時間回到原科室。退休后五廠聘請，重新干老行當。加入科技工作者協會、紡織工程協會，總算過上了正常人的生活。是喜？是悲？

　　

　　

　　余寒：這幾年我自己的認識有了提高，反思革命，才認識到反人類反人性的罪惡和殘酷。過去無論如何也想不到自己的同學會有什麼樣的遭遇，而且也不會去想。那時從沒有過替別人想想的角度，從來都天然認為革命偉大。到後來大了，回想起初中對白XX的態度不好，那時逼迫同學下鄉，白XX結婚了不去下鄉，我們就鄙視她。現在想來非常內疚，後來全班同學聚會時，白XX明顯地和大家疏遠，當時我其實心裡挺難受的，感覺那時候傷害了她，給她留下了心理陰影。現在想來，我們姐妹三個沒一個下鄉，都去當兵了，是貨真價實的利用特權逃避下鄉，有什麼資格去說別人？但那時我不這麼想，還認為當兵光榮呢。這些年來一點點地反思檢討自己，感覺到以前有很多錯誤的東西，現在需要一點點清理掉。

　　平：我父親工資挺高，母親持家有方，不愁吃穿。子女學習成績都很好，整面牆壁上都是獎狀。上初中第一次填表，有一欄為「政治面貌」，我不知道怎麼填，母親教我在父親一欄里填寫「清楚」，別人的都填「清白」，我知道有區別，但母親不說，我也沒問。後來姐姐放假回來，說起入團的話題，她囑咐我不要打入團報告：我家的是入不了團的，哪怕你再優秀。我的心頓時涼了。

　　看著同學們積極求進步，心裡的滋味不好受，遇到這種話題，總是小心翼翼地繞開，從心裡羨慕出身好的同學。1966年的暑假，小學時的幾個同學到附近農村學農，很快農村也鬧革命，那些青年衝進地主、富農家，打爛人家的罈罈罐罐，撕碎人家的衣服布匹。當時我也跟著進去，看那老夫妻驚恐無助的樣子，心中不忍，當晚離開那兒回家了。到學校一看，天下大亂，至今還記得張XX老師跪在條凳上涕淚交流的樣子。在學校昏天黑地地混了一陣，武鬥開始了，不時傳來XX被抓了，XX自殺，小地方，這些人都認識。

　　余寒：你寫得實在太感人了，我真想悄悄地發到我北京朋友的圈裡，好嗎？讓那些在高官大院里長大的人看看，他們從來就沒有平民百姓的生活體會，更體會不了因家庭成分、因莫須有的政治帽子而被歧視，在政治陰影下擔驚受怕生存的同齡人的內心。

　　平：好的。不過別透露我的真名。

　　余寒：放心，我幫你取個昵稱就好。你的文字非常好，我讀了感觸頗多。

　　平：父親被關押在廠里，家裡平靜地接受了這個現實，沒有哭泣，沒有埋怨，日子照常過下去，只不過奶奶不再拿著放大鏡看報，獃獃地坐著，不再喋喋不休。母親仍舊做著家務，義務為居委管理著互助儲金帳戶，為一些有困難來求助的人幫忙。我們心裡明白，挨打批鬥免不了，但不會送命，父親是老好人，從不得罪人，與世無爭，不會有人下毒手，普通工人大多滿善良的。不久，姐姐回校，畢業分配到貴陽，二哥插隊去啟東。在同學們都不知道的情況下，我報名去了啟東。上學是無望的，我不想讓同學知曉這一切，我有我的自尊，可憐的一點點自尊。

　　哥哥姐姐都走了，家中留下上小學的小弟、母親和奶奶。對面樓的鄰居家在一個夜晚被抄，一片狼藉，母親事後對我說，假如抄家，倒不如一根繩弔死算了。母親是個極要面子的人。至於為什麼沒抄，一個原因是我家從不張揚、人緣好，還有就是母親和居委幹部關係極好。奶奶病了，老家鄉下來人，要抓老太太回鄉批鬥。在居委的幫助下，最終同意在居委開批鬥會。神智不清的老太太拄著拐棍，由人扶著站在台上，母親代為念認罪書。沒過幾個月，奶奶去世，父親已經放回，得以給她送終。

　　余寒：沒想到你們家遭遇了這些，文革真是所有人的劫難。迄今為止我們說反思文革，說得熱鬧，但大多數都是那時的紅衛兵，自己沒有受到過「猶太人」遭遇，甚至沒想到有中國特色的「猶太人」群體。並且，反思文革儘管也說到人的遭遇，但多數都在說名人官員，何曾說過歸入黑四類黑五類黑七類臭老九的普通人的遭遇？沒有。因為他們是芸芸眾生，是沉默的羔羊。50年了，這個群體默默忍受，默默地自我舔撫內心的傷口，儘管他們中有不少人的物質條件大大改變了，但心頭的傷口依舊在流血流淚。這是中國社會隱藏最深的傷口，傷口的癒合，需要復甦人性，確立人的權利和人格尊嚴意識，並使之成為國家和全社會的基本價值底線，否則所謂的「政治正確」還會以「民主」、「法律」的名義，繼續行反人性反人類的集體罪惡。所以，我感到，反思文革離不開中國特色「猶太人」群體的發聲。

　　平：那天，我系著圍裙在摘棉花。棉花大多都已摘好交庫，只剩下枝頭上稀稀落落的幾朵。活不重，心不寧，眼皮跳個不停，似乎要有什麼事情發生。我至今都記得那種感覺。郵遞員把一封信交給我，是母親寫的。她告訴我，她得了癌症，晚期的，本地醫院無法治，建議找關係去上海。走了一小時的路，順利請到了假，第二天回了家。再返隊時已是幾個月後，打開門，我驚呆了，被子、衣服和一些雜物堆在屋子中央，上面倒扣著木盒，看得出火燒過的痕迹，窗戶開著，玻璃沒了。在田裡幹活的老鄉都涌過來，七嘴八舌的。隔壁傳來一陣吵鬧，大家又一窩蜂地走了。原來，隔壁那女人瘋了，發作起來拿著菜刀追人。那火就是她放的，幸好沒燒起來。說來也可憐，他們是漁民，不知為什麼「送」他們來種田。倆口子四十多，老公哮喘，兒女十歲多。身體差，農活不會幹，哪裡掙得到工分？壓力大，老婆脾氣暴，哪想到就瘋了呢。她和我一牆之隔，每天晚上我把門閂上，再用長凳頂住。窗戶修好，用一根手臂粗細的長木棍撐牢。枕頭邊放把菜刀壯膽，瘋子的力氣很大，我害怕極了。回城十幾年，經常做夢還在那兒，心裡又急又怕。

　　75年底，好像是鄧小平復出主持工作，知青的情況有了改善。公社下達知青回城的指標：25％，很幸運的我拿到這個名額，回家了！

　　回家工作，穩定下來后婚姻大事提上議程。父親的問題沒有徹底解決，必然影響到子女。大哥的婚姻之路坎坷，他像父親，人老實，話不多，大學畢業分在Y市。介紹的女孩子不少，但當他把父親的事如實說出，結局都是分手，直到三十幾歲才成家。那時我的要求是找個工人家庭出身的，平庸的人。軍人不行，政審通不過；積極進步也不行，會影響提拔；出身不好不可以，我不想禍及下一代；差點的也不可以，我看不上。父母總覺得我太挑剔，但有誰知道我真實想法？當然後來時勢變了，噩夢總算結束了。

　　八十年代的某一天，我聽到母親的歌聲：北京有個金太陽……唱得很好聽，我從來沒有聽到她唱歌，好奇極了，忍不住問道：「媽，你說是國民黨好還是共產黨好？」她想都沒想，說：「共產黨好。共產黨來了，沒有通貨膨脹，沒有賭博嫖娼，沒有土匪，不要跑反。」是的，那時都沒有。

　　父親退休后，時不時地開個會，去外面參觀參觀，收穫了他應該得到的尊重，很滿足。父母的晚年過得很平靜，子女們也遠離政治，干好了自己的本職。經歷了這麼多，我真心希望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安居樂業，每個人都能有尊嚴地活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