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談 | 關於中華現代性的思考與展望

　　文匯學人去年以來，以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新青年》雜誌創刊一百周年為契機，學術界不斷進行著關於現代性的反思。日前，由《復旦學報》《學術月刊》和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聯合主辦的「中華現代性:反省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會在復旦大學舉行，為近一階段的思考提供了一個相互交流的平台。本刊摘錄部分會議討論內容，以饗讀者。

　　現代、現代化、現代性

　　魏楚雄(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現代化指工業化，工業革命帶來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全部社會轉型，是大革命，不是小革命。現代性一開始是藝術詞語，後來被用在人文社會科學中，持續到今天的社會文化觀念就是反傳統的。這個詞本來是特指中世紀之後的特定現象，但後來成為表示一種非常普遍的、有關聯的歷史文化現象。它特指因現代化而導致的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方式、行為、思想方面等各個領域裡出現的反傳統現象。這種現代性既有主觀的方面，也有客觀的層次，有個人的層次，有國家社會層次，有經濟政治領域的，也有思想文化和日常生活領域的。現代性的標誌、主要內涵是什麼？　很重要的就是，個人主義至上，主張自由平等，崇尚理性化和專業化，堅定信仰，社會科學技術不可避免地進步，以及人類走向完善的必然性。這也代表了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的一場運動，這其中包括市場經濟、城市化、工業化、世俗化、民族國家以及相關的機構發展、公共教育等，是一個系統工程。

　　現代這個詞最早跟現代性是不分的，到了19世紀以後，兩者才區別開來。現代性是指對之前、對最近的過去否定，但是這種否定不是取代，而是重建。現代性同時具有歷史的非連續性和連續性，具有革命性和非革命性。現代性其實是隨著現代化進程而在各個領域裡面出現的一種新型的、非傳統的人類活動現象。但是因為它是分好多領域，所以它在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領域中發展過程並不一定同步，會出現錯綜複雜的情況，就是現代性在某些方面並非一定要在現代化的過程完成以後，它是可以輸入的。比方說晚清中國要求婦女解放，婦女平等，那個時候中國的經濟和社會從整體發展來說還沒有到那一步，但是因為有些人士提倡呼籲，就出現這樣一些運動。同樣，現代化也不一定就帶來現代性，經濟領域經歷了現代化過程，不一定必然導致文化社會領域也出現現代性。比方說亞洲「四小龍」，經濟上實現現代化，但保持了儒家傳統，不主張西方現代性中的核心成分——自由與個性。

　　西方現代化的發展過程導致的現代性屬於相對常態性。現代性在各個領域步調比較一致，總的來說先是經濟上的變化，然後政治變革，然後是社會現代化，然後是文化現代化。比方說英國，在16、17世紀手工業工廠蓬勃發展，然後在1640年發生革命，革命之後在1760年代就開始了工業革命。法國在17世紀的時候就參與了殖民擴張，在北美佔領了廣闊的殖民地，18世紀晚期從英國引進了蒸汽機，引發工業革命，然後又爆發了法國大革命。美國的工業化也差不多在18世紀晚期開始，美國獨立戰爭爆發就是因為英國的殖民統治嚴重阻礙了北美殖民地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美國內戰也是因為北方資本主義工人勞動制與南方奴隸制鬥爭的導致。實際上美國是經過19世紀20到60年代的工業化，到了20世紀初期出現了政治進步和民主規範，這時候社會道德規範也隨著政治改革出現。中國現代性的性質由於具有革命性和突變性，所以也產生了很大的不平衡性。中國的現代性又常常被政治性所取代，比如辛亥革命之後現代性以「剪辮子」為標誌。中國的現代化滯后發展，是在西方國家已經進入後現代化時期才開始。中國開始現代化過程時，已經看到了西方很多現代化的弊病，它已經有了某種先知先覺。

　　

　　法國早期刊物上反映清末剪辮易服的畫報 圖片來源於http：//cent.ans.free.fr

　　高瑞泉(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就中國而言，在現代這個詞以外，還有一個近代的詞，所以很多時候我們把現代看成是歷史的概念。但是我們在討論現代性的時候，現代不是純粹時間上的意義，更多的是社會結構和社會形態意義上的。而現代化的理論呢，是從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過來的，主要是中國人接觸韋伯的思想，這樣過來的。在我看來，現代性這個概念是對現代化歷史過程的一個概念化，現代性，最通俗的理解就是「保持現代性質」，所以實際上是個概念化。因此現代化本身是反思的結果，它當然有具體的內容，所以這方面的討論，各人的方式會有所不同。這三個概念本身界定的方式不太一樣，「現代」是一個歷史學的概念，「現代化」更偏向社會學的概念，「現代性」本質上我覺得是哲學的概念。

　　巴斯蒂(法國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教授）：現代性和現代化是不一樣的。在中文裡，現代化和近代化都是從日語中來的，開始只有「近代化」，沒有「現代化」，後來才出現「現代化」。現代化和近代化都表示一個歷史過程－－－怎麼樣跟文明這個概念有關係？落後的文明發展到現代的文明，這樣一個過程的內涵是什麼？等等。近代化並沒有一個固定的領域，而是發生在很多領域。每個國家有自己的意願，比如德國近代化、義大利近代化，是不一樣的，我們法國的近代化也如此，每個地區的近代化也都不一樣，都有自己的過程，所以沒有一個概括的理論可以去套用。現代性是另外一個理念，我不知道在中文現代性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用的？　好像是最近，以前是不用的。現代性不是一個過程，是你達到了一個文明的最高領域，是完全的，是標準的。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上世紀80年代大家都喊「現代化」，這個概念當時受到了美國60年代現代化理論的影響。相應的發展社會學、發展政治學，預設了以美國為標準的一套現代化理論，以幫助不發達國家儘快實現美國式的現代化。「現代性」到了90年代以後才出現，和現代化非常不一樣，甚至對現代化有強烈的質疑和反思。90年代以後出現的現代性，不再是一個中心，而是蘊含著多元的現代性，有歐洲的，有美國的，後來也出現了亞洲「四小龍」、日本的多元現代性。甚至對現代性在世界整個演化中它自身的歷史有一種批判和質疑，所以現代性的含義更複雜。

　　黃洋(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我所理解的現代性，其實和作為歷史概念的現代，不必然的有對應的關係。它是知識界創造出來、用來進行思想分析的一個概念。這可能是它的一個核心。另外它有憧憬，有強烈的價值傾向——知識分子們、思想家們在討論現代文明應該具有什麼樣的特徵。所以，可能它是有主觀成分的，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概念這麼模糊，不同的人對現代性內涵有自己獨立的認識。如果把現代性看成是知識分子對現代文明有某種追求，這個時候我們可能就要考慮到它和現代、和當代世界的發展之間的關聯。現在我們面臨全球化這個背景，跨國家、跨地區、跨文化的交流，在世界幾千年歷史上沒有先例。對現代性的討論要考慮這樣的一個大的歷史背景。

　　章可(復旦大學中華文明國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我主要想從概念史的角度來看看傳統和現代這兩個概念，在近代中國是怎麼出現的?為什麼大家用這樣的一些關鍵詞而不用其他的詞來表達。

　　先講「傳統」。第一個想法是，儘管我們現在都把五四新文化運動視為一場反傳統的運動，但實際上在1920年以前，沒有一個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或者反對者，用過「傳統」這個詞。現在我們看到「傳統」，最早是1919年，而且是通過日本的渠道。一開始我考慮，是不是後來的學者把新文化運動中被反對的東西稱為「傳統」。第二個想法是，「傳統」這個概念現在有多種變化。比如我們說，這個人思想太傳統，可能是指過時的、落後的、保守的。我們說中國的「傳統文化」，卻並不是指落後保守的文化。

　　中國古代文獻當中有「傳統」研究的例子，這樣的例子基本上出現在正史中，大部分在實錄中。現在基本上可以確定，儘管很多研究者不把「傳統」視為一個新詞，因為古代文獻當中也有「傳統」，但是「傳統」的意思已經發生了變化。作為新意的「傳統」，在漢語裡面是1919年之後才出現的，實際上是受到了日語用法的影響。與其他源自日語的新詞不同，在大正初期，相對應中華民國初期這個年代，日語當中「傳統」這個詞本身發生了變化，它的含義從傳承皇統，慢慢變化到傳承文化、文學上的傳承、家族的傳承等等，是日語中先發生了這樣的變化。有的學者覺得它可以對譯西方的　tradition，所以有了這樣對譯的關係。英語中的tradition，目前所知最早的用例出現在1380年。tradition主要指口頭的傳遞，後來慢慢有了尊敬、責任這樣的含義。到了20世紀初，tradition帶上了負面的意思，保守、過時。

　　新意的「傳統」在什麼時候出現的呢?在《申報》1919年的材料中，說所謂「『傳統的』排日主義者……」。梁啟超在1920年說「國民視其固有之傳統的思想」。郭沫若在1927年寫了《中國文化之傳統精神》，文章是用日語寫的，後來他的同事翻譯成中文發表。最早的一些講傳統的例子，就是出現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後重新討論中國傳統是什麼。

　　為什麼近代中國人的思想和語言結構中會出現「傳統」?19世紀大部分士人思想世界中沒有整體的「中國傳統」概念。我覺得傳統概念最大的變遷是大家把它視為一個獨立於自身之外的存在。1900年之前大部分中國人不需要思考這個概念。後來怎麼會有呢?首先有了中和西的空間差異。另外一點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對空間敘事的衝擊和打破，割裂新和舊的時間。這樣割裂出來，就有了「傳統」，有了「當下」。傳統是普遍的，各個地方都有傳統，有了這樣一個新的普遍的意義對空間敘事的衝擊之後，最後，就是「傳統」在我們整個思想和語言結構當中被對象化了。大概是這麼一個過程。

　　再談「現代」的出現。首先在中國古代文獻當中，「近代」「近世」非常多見，但是「現代」很少見。近代、近世可以指最近的時代，清朝人可以說明代是一個近代。是先有「近代，」後有「現代」。漢語和日語不一樣，日語現在還有很多近世、近代這樣的說法，但是漢語現在都說現代性。在引入了西方的三代分期歷史觀念之後，近代這個詞身上有一個包袱，它需要和古代發生聯繫。近代中國以來，我們經常說知識分子的體驗不斷加速化。很有趣的現象是，不管在晚清還是五四運動時，很多學者，他們用近世、更近世、更更近世……說明他們認為時代變化太快了。

　　「現代」一詞最早是在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當中說，「凡此皆現代各國之主動也」。1904年《余之死生觀》　說，「美國博士占士李者，現代著名之哲學家也」。現代這個概念是怎麼樣從單純的時間概念向一個價值概念提升的?　新文化運動之後，現代逐步被表述為一整套的標準和一種理想，所以它超越了當下性、超越自然時間概念的提升。現代的核心問題是自我確認。1930年代有很多「現代化」大討論，討論「現代化」的標準是什麼。同樣在1930年代，出現了「傳統」和「現代」對立的表述。在這個問題上，「傳統」有一個很麻煩的東西，一開始它創造出來是為了表達文化上的延續，但「傳統」很快遭到了很強大的敵人——現代。

　　

　　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實用了「現代」一詞。

　　現代性的特殊性、差異性

　　汪涌豪(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 今天中華文化的交流已經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關鍵詞，我們任何的言說背後都有全球化的背景。我們基本主張是這樣的，世界各大文明體獨立的發展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這是個對話的時代。怎麼樣促進對話?如果真的承認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在價值上是同等的，未來就應該是多元模式的相互對話與作用，跨文化也應該是不同文化的多邊互競、視野的交融和知識共同體的催生。

　　我想討論的是知識共同體中的現代性。要建成這種知識共同體，有許多問題要梳理，我們今天講的中國現代性就是其中一個。和羅馬社會相區別，歸於基督教的社會，古代和現代的區別有一些基本的特徵。首先它崇尚理性；第二個特點是，能代替一些超越性的東西成為自己的主人；第三是分門化的確立。這些特徵進入中國，造成了中國現代性的一些特點，中國的現代性是后發的，就像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后發的，中國的后發的現代性本身能不能持續，能走多遠?成為一種問題。中國的現代性展開過程當中始終伴隨著深深的困境，具體表現為:一方面我們肯定現代性，甚至張開雙臂擁抱現代性；另外一方面我們有深深懷疑，甚至反抗。疑慮、反抗、懷疑成為中國現代性的一部分。

　　究竟如何在知識共同體的背景下理解並且尊重現代性?　怎樣理解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和技術理性?　怎樣認識現代性和後現代性的關係?落實到中國的語境，怎樣認識現代性與現代民族國家意識之間的衝突?　怎樣認識中國的現代性所具有的未完成性?　怎樣在堅持啟蒙的同時拒絕後殖民主義理論?　要基於歷史的邏輯，又離不開人們的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發展了30多年，我們眼界也開了。我們看到別人對我們的觀察有許多來自前見。前見是合理的，但許多也片面化了，成為了偏見，所以又的確有許多誤判。怎麼樣真正地發現中國?中國怎麼樣真正地說明自己?這些都是問題，我想，在此過程中，中西方最好都不要太固執於自己的判斷，還是要回歸到知識的平台中去。

　　高瑞泉：我想談的是「未完成的中國的現代性」，這個題目意味著中國的現代性尚在途中，也意味著我們是否能夠達到，是有疑問的。中國人希望不希望達到，這也是有嚴重分歧的，特別表現為當代中國學者對中國現代化經驗做概念化的時候，現在比較主流的話語是更強調民族性。這多少也解釋了現代性研究最近若干年比較沉寂。和上世紀90年代、20世紀初相比，相對來說不是那麼熱鬧。這是我講的未完成的中國現代性第一個意義。

　　第二點，我在合理性的諸形式這個意義上來理解現代性。我們承認有多元現代性，或者多重多現代性，多元和多重有點不一樣，這兩個提法還可以分析。但是多元現代性和多重現代性一開始都不是中國人提出來的。多元現代性或者多重現代性的提法實際上是為中國的現代性的提法提供了一個基本前提——假如不承認現代性是多元的，那麼中國的現代性其實是不成立的。實際上國際學術界關於多元現代性和多重現代性的觀念已經意識到現代性最初從西歐、北美擴展的過程中並沒有演化成一個單一的現代性，已經意識到了這種歷史的現實。但是如果從合理性的諸形式這個角度，我們又要承認現代性有它的普遍性。或者說中國的現代性只是因為中國經歷了特殊的現代化過程，這個過程是因為有特殊的傳統與國際環境而可以呈現為不同的概念化。中國的現代性不過是對中國現代化的過程所作的概念化的理解。我覺得這是一種辯證運動的狀態而生成的。

　　第三點，關於依照合理性的諸形式來理解現代性的路徑，多元現代性和多重現代性終究還是現代性，這個說法我比較多的接受挪威哲學家希爾貝克的一本書　《多元現代性:一個斯堪的納維亞經驗的故事》，它的背景和韋伯、哈貝馬斯、維特根斯坦有關。在那本書里，他把合理性理解為基於行動的，從而也是置身於歷史行動和建制當中的。他把諸種合理性分為三種。以往韋伯講的合理性就是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現代化的結果就是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之間的非常強烈的衝突。按照希爾貝克的說法，把合理性分為工具合理性、解釋的合理性和論辯的合理性。在那本書里，他把斯堪的納維亞的現代性作為歷史的概念化，而且他說，19到20世紀，基於特殊的時節，民眾運動及其精英讓工具合理性、解釋合適性、論辨合理性以相融合的方式促進了現代化的過程。我們現在有一個說法叫到達丹麥，指北歐是我們另一個理想。曾經我們是要到達美國，但現在美國有那麼多問題，而北歐把福利國家、環境保護、社會和諧結合得那麼好。希爾貝克所說的，一方面現代性是合理性的諸形式，但他的核心是諸種合理性的融合。所以現在說到達丹麥，大約我們是將中國的現代化指向了諸種合理性的融合，而不是合理性的分裂和緊張。那麼，當我說未完成的中國現代性，就意味著中國的現代性遠遠沒有達到諸種合理性的和諧。我們的工具合理性得到了很大發展，但價值合理性的問題很嚴重，論辯合理性也有很大缺失。

　　

　　李宏圖(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我也同意各位說的，要回到歷史當中才能辨識出現代性的基本內涵，以及各個國家之間的差異性。舉個例子，各個國家的啟蒙運動不一樣，差異性很強。法國啟蒙運動講自由、平等，在這個當中發展現代性，其經濟緯度、社會緯度、工廠制、勞資關係和組織的市場方式等，有自己的特徵。在歷史進程中看，現代性在各個國家有具體體現。

　　第二點是，要理解西方所謂多元現代性，現代性的基本內涵、成長曆程和實踐方式是不一樣的。來到中國的時候，我們要在中國的背景下重新反思、理解和實踐。除了要在歷史中理解現代性，更重要的是在實踐中產生一種博弈。現代性不是唯一的，不是幾個人佔據有利的位置說這就是我們理解的現代性，要讓所有的人，包括弱勢群體都參與到這場博弈當中去，現代性的展開和最後的確立就不一樣。

　　許紀霖：現代性是帶有普遍性的，中華、中國又是特殊的，這裡面就有一種特殊的普遍，這是很有意味的問題。我們今天終於和80年代有了最大區別，80年代中國要向西方看齊，追求的是普遍性。現在風水輪流轉，要在一個所謂多元的現代性裡面尋找中國特殊性，這裡面就有一種緊張。

　　去年是中國的「新文化運動」100年，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新文化運動我們都稱為歷史自覺、文化自覺。但這個文化自覺究竟是一個什麼意義上的自覺?　因為文化自覺可能有兩種，一種是要走普遍的道路，我把它稱為文明的自覺，另一種自覺是說我們要追求特殊的道路，我把它稱為文化的自覺。我基本的一個分析就是，百年以來中國思想界一個最大的糾結和焦慮就是在文明自覺和文化自覺之間形成一個很大的緊張。這個問題其他國家也存在。最早意識到　緊張的是19世紀的德國，因為19世紀德國相比較法國和英國是落後的，他們一方面產生了文明的自覺，要學習法國，法國代表著文明。另一方面，拿破崙入侵以後，德國又試圖用特殊的文化對抗法國所代表的文明。就使得19世紀德國同時出現了這兩種不同的自覺。

　　在歷史上，因為我們比周邊國家的文化都要高，所以中華文化同時就是中華文明。如果韓國人說韓國文明，是蠻奇怪的，普遍性的文明他們沒有貢獻過。但是這樣一種中華文明和文化的合一，到了1840年以後，受到了衝擊。中國碰到西洋文明，實力比我們強，文明比我們高級。晚清以後發生的情況，是文明和文化斷裂，晚清以後的保守主義底氣已經弱了很多，只講要守護特殊的文化，而不敢再自稱我們依然是對全人類有重大影響的文明。

　　清末民初這段時間，中國要學西方，學的主要是西方的「富強」。把富強看作是最重要的。這是受到社會達文主義推動，用我的話說是富強壓倒了文明。但是這樣一種思潮到了1914、1915年發生了變化，特別到1917年這段時間，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相當一批中國知識分子發現西方文明有問題，所以開始對以富強為中心的這樣一套觀念有一些反思，意識到光講富強不行，還得思考最終的一套價值。所以我們看到五四時期有啟蒙和保守的各種爭論。爭論的核心已經發生了變化，討論的是世界文明的方向問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特點，這恰恰又和中國自身的傳統有關，因為中國傳統一直是天下的傳統。五四的潮流基本上還是文明的自覺。到了「九一八」，思想的整個風氣發生變化，要救亡，要自身的民族意識。這時候所謂中國的文化主體意識慢慢有了空間。

　　中華和現代性之間的緊張，就是文明自覺和文化自覺的緊張，這是至今沒有被解開的困境。一百年來，中國的文化自覺和文明自覺是撕裂的，現代性和中華性也是撕裂的。下一個百年能不能重新整合起來?　這是我們今天真正要思考的。

　　李天綱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教授)：五四肯定是作為我們一個現代性的開端，中國的現代性、科學民主價值體系都應該是從五四開始的。歐洲學者已經把現代性推到了啟蒙運動、宗教改革，有一個長長的序列，有一個現代性的發生的過程。這個過程中國有沒有呢?　我覺得，至少從中西交往來講，我們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談現代性。另外，如果更加深入到中國歷史的進程中去，可以看看我們有沒有一種內生的現代性。我覺得五四以來我們的現代性中有這個缺陷。這要回到利瑪竇以來的中國文明主義。歐洲在17到19世紀的時候，認為中國是個現代國家，因為中國的世俗主義、人文主義，所以中國是現代國家。利瑪竇認為中國是早就有文藝復興了。西方人就是這樣看待中國的——一個具有早期現代性的國家。徐光啟提出一個更好的觀點，他提出回到漢學，接通西學。這個想法在我們現代性的討論中應該被提出來，中國的現代是從明末就開始了的。

　　另外一點看法是，我們在討論區域性的問題時，中華現代性只是一個相對的劃分。我受到一些啟發，覺得有一個東亞的現代性的問題。中國、日本、韓國現在應該說都是現代國家了，但是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當中有沒有共享的現代性呢?　以前儒學、佛學、道家在中日韓都有傳播，是東亞共享的，那麼今天的東亞有沒有一些共享的現代性的價值?　我個人是認為，討論中華的現代性，需要我們從更廣的範圍來討論，然後建立學術共同體，來反省我們所經歷的100多年，以及更早以前的歷史。

　　上海的現代性和後現代性

　　王寧(清華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外語系教授):我想討論的是「從上海摩登到上海的後現代(From Shanghai Modern to Shanghai Postmodern)」這個問題。今天我們研究全球化時代的現代性時，現代性還是一個未完成的狀態。也有人和我提到過，後現代仍然是可以在現代性的框架里討論的，因為後現代是現代的一部分。《上海摩登》里回望了上世紀30年代的上海，那麼「上海摩登」在今天有沒有過時呢?我想，上海摩登可以說是反映了中國的現代性的一個獨特的例子。

　　

　　上海已經是世界級的大都市，我認為上海雖然一部分是摩登，但是你去看上海的郊區、里弄，其實還是保留了很多傳統。為什麼上海的現代性、上海摩登會如此呈現呢?　上海摩登的形成有其歷史原因。民國時期上海離作為政治中心的南京很近，而上海地理上又靠海，同時有海洋文明和大陸文明的因素。當時的上海已經對西方帝國充滿了吸引力，列強紛紛試圖佔領上海。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南京的地位一下子被削弱了，而上海在金融、航運等領域的重要性始終保持，上海城市的地位也得到進一步強化，是一個直轄市。文化方面，完全不同於京派文化的海派文化也很發達，海派文化更具有現代性和世界性。

　　我們今天討論上海摩登也依然是有意義的。上海具有張力，具有中心化和去中心化。上海的中心化表現在，上海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逐漸形成城市的時候，其摩登程度是標誌著中國的中心的，在民國時期是對南京這個中心的解構。上海可以說是中國進入現代化或者現代性最早的城市，也是各種政治勢力、文化勢力登場角逐的一個很特別的例子。對於上海而言，「現代性在當下是未完成」，這一點尤其明顯。因為上海摩登，也就是上海的現代性，包容了很多後現代的因素，把後現代放到現代性的領域中來討論，後現代時期的現代性是無處不在的，是延長的現代性。我想，通過上海摩登和上海後現代性的個案，我來解構了西方的現代性。《上海摩登》這本書是21世紀初出版的。當時在國內推廣的時候，第一站選擇的是上海，然後才去北京。為什麼選擇在上海?　我想也不是偶然的。另外要講的一點是，上海又是最早進入後現代、后工業化的城市，並且現在仍然是走在後現代道路上的國際性大都市，獨具特色又國際化，這裡最容易吸引外國人，而外國人居住在此，又能夠感覺到上海和西方其實還是很不一樣。

　　高瑞泉：我一直覺得，從1860年一直到1960年代的上海，在我看來是整個中國工具合理性發育最完善的城市，這種完善表現為城市管理的水平。上海城區的道路，從1949年到1966年，基本上沒有多大改變，地標也沒有改變。上海居然每天能承載那麼多人的上下班運輸需求。上海是最早取消公交車裡的座位的，因為人實在太多了。以前上海的線路是精細化管理，比如本來一條線路有20個公交站，但是高峰時期只設5個。另外還有調頭站，比如本來20個站，但是到了某一段人特別多，可能就在那個站調頭了。上海的公交車上車就要買票，因為一上車你就知道具體要坐幾站，是非常清楚的。1949年以後，我們全盤接收了上海已有的城市管理方式，上海人的生活也很精細，精細到請客吃飯，點的菜總是差不多吃完，不浪費，北京人是覺得受不了的。我們現在越來越趨向於這種精細化的生活，而其中上海人是最精細的，我相信全國大概只有上海的糧票是有半兩糧票的。我還有朋友和我討論過怎麼使用月票坐車更節省。這種精細化，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工具合理性。

　　上海的另一個特點，是多元價值並存，其實是具有後現代性。上海的多元價值不表現為強烈的衝突，而是並存。我們很難說出上海統一的價值，也許它是變化的。但奇怪的是，上海這個城市有它極其頑固的文化。「文革」以後很多老年人執意回到上海，願望非常強烈，他們的祖先可能也並不是上海人，這種回歸不是葉落歸根意義上的，而在於他們的文化意識是建立在對於上海的現代文明的認同上。上海人又是最願意出國的，一開放，上海人跑得最遠，這非常有意思。

　　接下來再談談合理性的發育的問題。上海人可能並不敢自稱文化中心，但實際上1949年以前毫無疑問是文化中心，鮮明的海派文化。出版社、報紙，都是上海最多。另外，從生活上看，上海人是光吵架不打架的。上海人喜歡講道理，吵得一塌糊塗也不會打起來。上海人總體上也很講規矩，重視商業上的信用。剛剛改革開放的時候，做生意的人覺得上海人很難對付，一開始總是要講很多條約，這其實是很重要的，這是基本的商業倫理。我自己覺得，上海的諸種合理性發育是比較充分的。問題是，為什麼我們講未完成的現代性時要提到上海呢?上海能不能代表中國?　我以前覺得不能，上海就是上海，是中國一個很特別的城市。而我又說它是未完成的現代性，上海還在往前走，我坐地鐵時最大的感受就是，那麼多的年輕人要涌到上海來，願意來上海經受風險，上海的現代文明對他們是有吸引力的。所以這個現代性現在看來是有前途的，諸種合理性的發育，這樣的現代文明是有前途的。至於現在的諸種合理性最後能不能實現融合，則有著巨大的不確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