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活必將走向崩潰，中國不能重蹈覆轍

原標題：中國夢：西化還是蛻變？——解決全球經濟環境危機的鑰匙，在中國的過去

原文作者：Emanuel Pastreich（貝一名）

翻譯出品：【Brighter China（明媚中國）翻譯組】（裘成、周明暘、許蘭）

作者介紹：貝一明，美國人，現任韓國慶熙大學國際大學院教授，亞洲研究所所長。曾任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東亞語言學科講師，韓國高麗大學東亞研究研究所研究員，東京大學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研究室研究員，美國伊利諾大學亞洲語言文化學科助教授，賓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喬治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獲美國耶魯大學中國文學系文學學士、日本東京大學綜合文化大學院比較文化比較文學研究室碩士、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研究所博士學位，精通中文、日文和韓文，著有《跨海求真：哈佛博士論中美未來》等著作。

導語

「為治癒積重難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國尋找良藥。」本文的英文作者是Emanuel Pastreich（貝一明），美國人，現居韓國任亞洲研究所主管。他以一位對中國文化極其了解的西方人視角，講述了「一個西方人的中國夢」。

「中國所擁有的偉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長遠歷史的可持續農業傳統、以及理性化低消費觀的悠久傳統，可以為人類發展引領另一種模式——即利用其生態和政治倫理傳統，作為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的基礎，替代當前以『經濟增長』和『消費主義』指標為基礎的世界觀，構建一個嶄新的國際社會和全球治理機制。中國擁有著構建能詮釋新世界觀價值體制所需要的哲學基礎，甚至是藝術才能。」這，是他的中國夢。

中國能否從積聚財富和權力的激情之中回歸，從往昔重視人性和智慧為先的可持續農業與經濟之中尋找靈感，探索能真正融合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另類發展模式呢？作者認為，中國的「一帶一路」項目作為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為所有中國人和發展中的世界詮釋這樣的一個「中國夢」，可以通過構建「新絲綢之路」來將世界引至正確的方向上。作為我們中國人自己，能否意識到這份早已掌握在手中的寶藏呢？

當今中國

近期我前往南京開會，抵達后囑咐學生安排我去南京老城參觀著名的夫子廟。這是我第一次到訪南京，我期待著能探索這座古城的街道小巷，或駐足停留在某個古樸的茶館里。

我早已認識南京，以及它明代以前的名字「金陵」，儘管此前我從未訪問過。當我在東京大學和哈佛大學研究中國文學時，曾大量閱讀過以南京為背景的詩詞。對我而言，秦淮河的風貌早已在十七世紀的文學雜記中被描繪和勾勒出來，而小說《紅樓夢》中所描繪的十八世紀南京的華麗府邸則更令人傾心嚮往。

然而，我對南京的尋覓撲了空，在當代南京紛亂的馬路中，古時的金陵街巷毫無蹤影。夫子廟周邊的傳統中國建築已被蹂躪殆盡，取而代之的是呆板的混凝土樓房，充斥著各種快餐店以及販賣T恤的小商店。雖然能找到出售好茶的商鋪，但這裡的絕大部分食物和配置都與曼谷的相差無幾，或某種程度上跟洛杉磯的大同小異。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能夠代表南京。這座城市的藝術氣息和匠心氛圍都已經消失，詩人和小說家就更加無從談起了。

夫子廟裡給人的感覺一點都不真實。牆體是混凝土灌注的，而非由石頭或灰泥構成。木質結構加工粗糙，牆角邊緣處理欠妥。劣質的傢具擺放其間，平庸的書法作品被掛在牆上。

在南京的這個下午，我沒有找到歷史的深厚印記。這裡完全不同於巴黎的聖母院或是奈良的東大寺那樣，蘊含著動人過去的遺跡。我有印象曾讀過這樣的介紹，說南京的過去是中國人必須了解的一段歷史，可是，那段逝去的文明與如今的一切關聯甚少。

多虧我的學生做嚮導，我找到了一間傳統茶館，但起身離開時卻心懷悲哀，我悲哀於這麼多傳統中國印記的消失，很大程度上，這並非因為文革，而應歸咎於殘酷無情的消費文化在中國的普及。我的這種哀傷的情緒當然也絕非因感情用事。

因為，真正的悲劇是，中國曾經給世界帶來了最為龐雜的、支撐其複雜官僚系統與眾多人口的體制，而這一體制的基礎則完全有賴於可持續的有機農業。當美國農學家F. H. King在1911年寫成《四千年農夫：中國、朝鮮和日本的永續農業》（Farmers of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一書時，他提出美國應該儘早效仿東亞地區真正可持續農業的模式。可悲的是，中國卻從美國最終引入了致命的複合肥和殺蟲劑，可持續不復存在。在中國，年輕人已不再傳承中國農業智慧，而這正是當下最迫切需要的。

與此同時，在如今全球消費主義所主導的無情社會，中國傳統所倡導的樸素、勤儉、敬老和謙遜的品質因具有替代作用而有著極大的吸引力。可是，當你來到中國想要再探尋這些傳統的品質時，將會大失所望。

中國的西方夢

如今，為治癒積重難返的西方文化，很多西方人士在中國尋找良藥。我當年之所以研究中國文學，也因類似的動機：物質主義和軍國主義正在蠶食著美國賴以存在的制度。儒學、佛教和道教讓美國人意識到社會還可以有另一面，而非皆為利來，皆為利往的生活。

還是學生時，我就受到了啟發，它源自中國所提倡的勤儉以及道德上倡導的知行合一。古代的許多儒學名家在生活中實踐著簞食瓢飲與淡泊名利的準則。即便是富貴人家也會避免奢靡浪費和虛榮浮誇，他們將文化與修養視作最為崇高的目標。中國過去所展現出的文明形態主要在於維持農村與自然的和諧，這種形態保證了文明得以延續千年。

然而當我今天造訪中國時，卻目睹了同樣在美國存在且令人唏噓的對物慾生活的盲目崇拜。我驚訝於中國人用餐時的揮霍浪費，對非生活必需品的熱衷與無節制的消費。在一百年前，這樣的行為想必會招致中國人的鄙夷——而即使在今天氣候劇烈變化的時代，這樣的消費舉動也是可恥的。如今，中國的年輕人會隨手丟棄瓶子和塑料袋，就像他們的美國同齡人一樣，從不會考慮這樣做的後果。

最悲哀的莫過於中國官員同樣將扭曲的經濟理論和拜物主義作為了衡量政績的標準，而這些標準的執行已經在西方國家造成了極大的損失。中國人已習慣於充斥著可隨意擲棄用品的大商場，他們將高性能的戰機視為國力的象徵。我對此很敏感，因為作為一個美國人，我目睹過自己的國家因此而偏離正軌，在消費幻象叢生的社會裡，它的國民正為了躲避更為殘酷的社會現實而尋找庇護。

美國為世界樹立的是道德的反面教材。這不僅僅由於我的國家在近二十年的時間裡捲入了一系列的非法戰爭，而更因為美國的眼光僅盯在關注自己國家的切身利益上，它從未嘗試建立更高的標準來向世界做出有意義的改善，或為世界做楷模。美國在環境政策或關注貧窮問題上的不關心以及無作為都可證明這一點。

相反，當今的中國正在引領全球發展中國家的前進步伐。非洲和亞洲諸國把中國作為成功發展的模範，它們從北京獲得的援助款數目也節節攀升。世界上每五個人之中就有一個中國人，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力是任何其他國家都不可比擬的。中國的文化正直接影響著非洲和南美，很多發展中國家競相向中國學習。

中國所擁有的偉大智慧、深厚的文化、長遠歷史的可持續農業傳統、以及理性化低消費觀的悠久傳統，可以為人類發展引領另一種模式。然而，針對以消費作為根基的美國發展模式，中國在目前還沒有對此提出一個根本的替代性發展路徑。

中國夢

許多中國人都想要一個強大的中國，可以捍衛自己的利益，將鴉片戰爭（1839 – 1842，1856 - 1860年）后遭受的屈辱永遠地留在身後。中國增強國力以抵抗外國勢力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為體現大國實力，其方式往往在模仿美國所鍾愛的國家權力的外衣，比如建造航母和坦克，而不是處理類似氣候變化這樣真正的安全威脅。

中國一直在爭論是否應進一步接受新自由主義，或者恢復毛時代的傳統。回歸更傳統的經濟、生態和治理手段並沒有被視作第三種途徑。習近平主席在兩種途徑的爭論之間提出了「中國夢」的中國全球化願景。

「中國夢」所描繪的「中國復興」是「實現整個國家以及每一個中國人的理想」。中國夢是寄希望於每個中國人努力合作去實現一個更好的國家和更好的世界而提出的。可是，對很多中國人來說，他們期待著一個充斥著豪車、到處是高速公路、高聳的摩天大廈和消費品爆滿的商店的富裕中國。他們夢想著能夠在昂貴的餐廳消費，點上吃不完的堆在一旁的食物。大多數的中國人將這種「西方的美好生活」視為進步，然而作為西方人自己，我們已經能從身邊處處覺察到這種生活必將走向崩潰毀滅的徵兆。

我們不應該美化傳統中國，儒家的嚴苛要求和對婦女的限制並不值得推崇。與此同時，中國人應該看到他們不應將「過去」僅僅視為克服的對象，而可以將它作為未來的靈感。中國傳統文化認為，學生應從小培養閱讀詩歌，學習倫理和哲學，而不是工商管理和市場營銷。知識分子應對社會和治理國家保有責任心和承諾，而政府官員則是視人性至上的這些知識分子。我們需要的，是更接近E. F. 舒馬赫在《小的是美麗的：一本把人當回事的經濟學著作》（Small isBeautiful: Economics as if People Mattered）一書中提出的發展道路：一條介於「魯莽的實利主義」和「守舊的傳統主義」之間的「中間道路」。

中國沒有像歐洲人和美國人曾做過和仍在做的那樣，掠奪世界的人民和他們的自然資源來發展經濟。也許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未來，中國並不加入「全球掠奪者俱樂部」，而是回歸原來她重視人性和智慧為先的可持續經濟，為所有中國人和發展中的世界重新詮釋「中國夢」。

中國人必須要將對長期的經濟、環境正義的關注融入到這個「中國夢」中，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傳統儒家和道家文化的核心價值觀。中國應該利用其生態和政治倫理傳統作為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的基礎，替代「經濟增長」和「消費主義」指標為基礎的當前世界觀。中國擁有著構建能詮釋新世界觀價值體制所需要的哲學基礎，甚至是藝術才能。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就已具備設計並完成能跨越幾個世紀的農業和灌溉設施的能力了。

也許對中國傳統可持續農業概念的重新發掘，可以作為必要的起點來激勵創造一個「能真正融合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綜合體，對經濟與環境兩個領域都起到導向作用」，就像約翰·費弗在他的文章《新馬克思》中所提到的那樣。問題是，中國人是否能夠意識到這份早已掌握在他們手中的寶藏？

無論中國是否準備好在世界舞台上扮演領導角色，都已沒有關係，因為它早已被推到了舞台中心。不管美國媒體會怎麼說，過去三十年裡美國文化的嚴重衰退，以及美國知識分子顯著的不負責任，已將美國捲入到了一系列國際與國內難題，阻礙著美國在國際社會扮演中心角色。

擁有雄厚財政實力、科學專業性以及體制和文化的深度和廣度的中國，是全世界唯一一個能夠扮演這種全球角色的國家。此外，因為中國在亞洲是（文化）霸主，可它形成霸主不像過去的英國、法國、西班牙和德國那樣通過殖民，中國有希望促進構建世界各地公平環境。但是，這最後一點也還遠沒得到保證，因為關鍵在於中國是否具有足夠的創造力和道德權威，使其從積聚財富和權力的激情之中回歸，並能批判性地評估其傳統文化所能為中國和世界提供的替代性發展路徑的價值。

大多數中國人仍然沒有意識到，現在是中國承擔責任去提倡世界新秩序，引領世界走向和平與可持續的未來的時候了，而不再是她的選擇。有的國家會選擇另類發展途徑，有的國家則應肩負起應有的責任。中國處在後者的位置，世界也正在等待著中國的決定。

「一帶一路」的未來

正好在這一刻，當中國被呼籲在全球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時，她已經推出了「一帶一路」戰略。中國已邀請世界各國來參與這個項目，推動歐亞大陸諸國的一體化與合作。

到目前為止，「一帶一路」專註於基礎設施建設和資源開發。這些項目對於發展一個可持續的未來有時會有作用，但在許多情況下並非如此。項目重點至今是石油、天然氣和其他原材料流向中國，以帶動進一步的增長和投資。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新絲綢之路基金(NSRF)、上海合作組織(SCO)、絲綢之路黃金基金和礦業發展基金，這些機構都與保護環境幾乎沒什麼關係。以驅動消費來表徵國家實力的做法並不是什麼好徵兆，因為中國對食物和能源的消費對整個世界有著如此重大的影響，正如萊斯特·布朗在他的書《誰來養活中國？》（Who will Feed China?）所說的那樣。

不過，「一帶一路」項目才剛剛開始，中國還是有可能用它來建立新的機構、政策和慣例，將世界最終引至正確的方向上。

「一帶一路」是前所未有的機會，原因有兩個。首先，它提供機會，遵循《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來構建一個嶄新的國際社會。該憲章目前不幸地被歐美完全遺忘。其次，它給我們提供了在人口密集的地球上構建合適的全球治理機制的可能性，一個不像世界銀行那樣由私人股權基金和跨國公司所主導的全球治理機制。

「一帶一路」項目需要全球合作，而非由中國一言堂。這將提供難能可貴的機會來創建以共識為基礎的、非超級大國主導的全球體制。但要想實現這一點，必須需要各國都能認真看待「一帶一路」，不僅僅只是把它當做掙錢的機會，而是把它作為造福人類的一項創舉。

中國也應該更深遠地思考與「一帶一路」項目息息相關的常用詞——「新絲綢之路」。「絲綢之路」讓人想到的是唐朝通過如撒爾馬罕和安集延等陸上貿易中心，以及連接中國、印度、波斯和非洲的海上通道所建立起的中國和歐亞大陸的陸路貿易通道。然而，絲綢之路不僅僅只是金錢與貿易，它還包括了中國、中亞、印度和波斯之間的深厚的文化交流，帶來了佛家哲學思想的興盛，以及一幅幅敦煌洞穴的精美壁畫、一件件長安的精緻的瓷器和雕塑、一首首李白和杜甫的優美詩篇。

這條「新絲綢之路」能避免重蹈西方經濟發展的破碎之路、而將視野投向實現人類最高的文化價值之上嗎？能將重心少放在新建大量機場，而多放些在發展可持續的生態有機農業上嗎？能多開展些生產可持續替代能源的合作項目，而少一些採掘石油燃料和金屬的項目嗎？

儘管目前並無跡象顯示會有這樣的轉變，但過去的中國曾向世人證明過，這些根本性的轉變——或蛻變——是可能的。絕大多數中國人都還未意識到，解決全球難題的方案和智慧就在曾經的中國。而這，或許是扭轉我們世界文明崩潰之局的最後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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