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伊爾·塞巴斯蒂安:一個人類暴行記錄者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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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哈伊爾·塞巴斯蒂安，大約攝於1930年至1945年之間。收藏於羅馬尼亞的Costică Acsinte檔案館。

　　律師、新聞記者、小說家、劇作家米哈伊爾·塞巴斯蒂安（Mihail Sebastian）在《1935年—1944年日記：法西斯歲月》（Journal 1935–44: The Fascist Years）中留下了關於這段歐洲歷史上最可怕的歲月深刻且動人的紀錄。他的祖國羅馬尼亞可能在地理意義上處於邊緣，但在這場極權主義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進行的鬥爭中，羅馬尼亞和西班牙都是主戰場。這場鬥爭導致許多國家被摧毀，數百萬人死亡，歐洲的猶太人幾乎被滅絕。這本日記（直到1996年才在羅馬尼亞出版，英譯本2000年出版）不僅是一份寶貴的歷史文獻，與維克多·克萊佩勒（Victor Klemperer）和安妮·弗蘭克的日記一樣重要（註：指的是維克多·克萊佩勒的日記《我會作見證》和安妮·弗蘭克的《安妮日記》），也是一本構思優美，文字巧妙的文學作品。【1】從來沒有人能夠運用這樣的洞見、風格、優雅，甚至還有讓人驚奇的幽默去記錄人類所能犯下的暴行。《兩千年》（For Two Thousand Years）是這本日記的前身，它和這本日記一樣引人入勝，一樣令人震驚。

　　米哈伊爾·塞巴斯蒂安是約瑟夫·孟德爾·赫克托（Iosif Mendel Hechter）的筆名。他於1907年出生於一個猶太家庭，他們一家人住在布勒伊拉，那裡是多瑙河的一個河港。他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學習法律——那個時候在布加勒斯特生活的人們認為自己的城市是第二個巴黎，然後又去了巴黎，後來回到布加勒斯特。歸來以後的塞巴斯蒂安成為了那個時代的典型人物：智力上的漫遊者，文學咖啡館的常客，追逐女色的人。他斷斷續續當過律師，同時他還寫散文、小說、詩歌和戲劇，他活動的圈子裡包括如米爾恰·伊利亞德（Mircea Eliade）、蕭沆（Emil Cioran）、尤金·尤內斯庫（Eugène Ionesco）和卡米爾·佩特雷斯庫（Camil Petrescu）等作家和思想家。

　　1934年是非常躁動的一年，這一年裡，希特勒成了德國的總理，西班牙正走向內戰，塞巴斯蒂安在這一年出版了《兩千年》。這部小說出版以後立即在羅馬尼亞引起軒然大波。猶太復國主義左派人士指責他有反猶主義思想，而法西斯右翼分子則認為他是激進的猶太復國主義。他請他的朋友也是他心中的英雄約內斯庫（Nae Ionescu）為該書作序。約內斯庫是一名魅力十足的教師、哲學家以及數學家，他後來成了一名法西斯活動家。約內斯庫答應了，但他寫的並非塞巴斯蒂安所希望的同情、讚揚的文章，而是一篇非常不光彩的指控，文章一直在強調塞巴斯蒂安是猶太人這個事實。約內斯庫寫道：同化是一個愚蠢的幻想，猶太人永遠也不會屬於某一個國家共同體。 「某人可以為一個集體服務，可以用非常傑出的方式為其服務，甚至可以為這個集體獻出自己的生命；但是，這樣去做並不能讓他和這個集體的關係變得親近。」他直言不諱地告訴塞巴斯蒂安說，他甚至不應該把自己看成羅馬尼亞人：

　　這是一種同化主義者的錯覺，許多猶太人真誠地相信自己是羅馬尼亞人，這也是一種錯覺......請記住，你是猶太人！……你，約瑟夫·赫克托，是一個來自多瑙河上布勒伊拉的人嗎？不，你是一個來自多瑙河上布勒伊拉的猶太人。

　　這篇文章令塞巴斯蒂安覺得匪夷所思，雖然他感到悲傷、失望，但是他還是將這篇駭人聽聞的謾罵當做自己小說的序言發表了。後來他在文章里寫到收入這篇文章是他能夠報復約內斯庫的唯一方式。當面對自己最親密友人所表現出的不知羞恥並且大肆宣揚的反猶主義，塞巴斯蒂安總是表現出堅忍和惹人憐惜的悵惘。約內斯庫於1940年去世，享年49歲，塞巴斯蒂安為失去友人流下了痛苦的淚水。

　　塞巴斯蒂安接受、甚至原諒他朋友過格舉動的能力十分了不起。他在日記中有這樣一段記錄：當時的羅馬尼亞政府正在沒收猶太人的私人住宅，並且將其分配給非猶太人家庭。有一天，他偶然碰到了他的朋友，小說家卡米爾·佩特雷斯庫，這位小說家對他抱怨說，政府可能不會給他一棟沒收得來的房子：

　　「他們從來沒有給我任何東西，」他心灰意冷地說。

　　「這一次即使他們給你東西，我敢肯定你也不會要！」我回答道。

　　「不要？我為什麼不要？「

　　塞巴斯蒂安選擇蒙田很有名的一段話作為這本小說的題詞，這段話的開頭就這樣宣稱道：「我不但敢於談論自己，而且只會談論我自己，」這是塞巴斯蒂安有意識地給讀者傳遞一個信號，那就是這本小說帶有強烈的自傳色彩。全書共分為六個部分，但實際上它由兩部分組成：第一個部分是長90多頁的、極為動人的開篇，它述說著這個沒有名字的主人公在大學中經歷的種種恐懼，這所大學的學生反猶主義情緒非常激烈，他和其他猶太人處於任人擺布的境地：「在今天的課堂上，我挨了兩拳，記了8頁筆記。挨兩拳換8頁筆記，值了。」他認識到保持住自己尊嚴的絕對必要性：

　　如果我哭了，我就迷失了。我目前還足夠冷靜，這點我還是知道的。如果我哭了，我就迷失了。握緊你的拳頭，你這個傻瓜，如果有必要的話，相信你是一個英雄，向上帝祈禱，告訴自己你是這個誕生了許多英烈的民族的後代，是的，是的，告訴自己這些，用頭撞牆，但是如果你希望能在鏡子里看到自己不會羞愧至死，那就不要哭。這是我對你的全部要求：不要哭。

　　小說的主人公（為方便起見，我們叫他約瑟夫）和他的創造者一樣，他深知，他所知道的世界，他所愛的世界將會以一場災難告終——「我在街上走。我看到一個美麗的女人。我看到一個空馬車從我身邊經過。一切事物都是它們本來的樣子。」抱有同樣看法的不止他一人。一次，為了躲一群又想揍他一頓的學生，他偶然參加了一位叫季塔·布里達魯（部分以約內斯庫為原型）的哲學家的政治經濟學講座，這位哲學家對當代社會的崩潰發表了一番激動人心的演說，約瑟夫將其悉數記錄：「我們失去的不僅僅只有金本位制，我們失去的還有我們的符號和我們之間所有固定關係。人和他的環境之間如今存在著一條鴻溝。」

　　如何消除這個鴻溝？約瑟夫的大多數非猶太朋友都為未來可能會出現的亂局而感到欣喜。小說中主要以塞巴斯蒂安的朋友蕭沆為原型的斯特凡·帕里說過這樣一段話：

　　砸碎窗戶挺好。任何暴力行為都是好的。 我同意，「打倒猶太佬」是愚蠢的。但那又有什麼關係呢？關鍵是要改變這個國家的現狀。如果沒有別的辦法，那就只有從猶太人開始。但是，要在更高的地方終結，要來一場大火，一場摧枯拉朽的大地震。

　　我們從日記知道，塞巴斯蒂安和約瑟夫一樣，對反猶主義有著一種模稜兩可的感受。當回想起自己早年對大學時期經歷的描述時，他說過這樣的話：「那時候，除了我是猶太人這樣一件具有戲劇性的事情以外，任何事情都不存在......我覺得我離狂熱只有一步之遙。」他理解，而且也承認，極端主義的源頭存在在每一個人的心裡，無論是非猶太人還是猶太人；他還會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非猶太人的世界對猶太人的反感有多少是猶太人自己招致的。「我們猶太人和受難這件事實之間有一種永恆的友好關係，」他這樣寫道，然後又繼續承認，「在我最悲慘的時刻，我很驚奇地發現，在這種受難中存在著一種驕傲以及一種對虛榮的沉迷。」他知道反猶主義有多麼殘酷、愚蠢，但是最讓他鄙夷的是它「缺乏想象力」，是它一再重複對猶太人的老一套指責——「共濟會，高利貸，活人獻祭。」多麼可鄙啊！他感嘆說，然後給出了自己堪比卡夫卡的見解：

　　最基本的猶太良心，最普通的猶太智慧，將在猶太人這個民族身上發現更深重的罪孽，無限深的黑暗以及遠為慘重的災難。

　　讀著這些一些句子以及其他類似的文字，雖然塞巴斯蒂安表達得並不激烈，但這些的確是他想表達的內容，我們能夠理解為何他的猶太讀者會指責他有反猶主義思想。然而，這樣的指責本身便缺乏想象力。這本小說的譯者菲利普·凱里（Philip Ó Ceallaigh）曾經說過，塞巴斯蒂安「害怕受害者心理會對人產生很大的吸引力，」雖然他既沒有想否定自己的猶太人身份，也不想被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所定義，但是「他生活在一個決意僅僅以他的猶太人身份來定義他的社會之中。」《兩千年》寫於30年代初期，雖然它隱晦地表達了對未來的恐懼，但是它的作者怎麼也無法想象到，30年代末降臨到歐洲和猶太人民身上的悲劇會是那樣的深重。

　　在反猶主義的歷史記錄中，羅馬尼亞曾經對猶太人犯下特別嚴重的罪行。在烏克蘭被羅馬尼亞佔領期間，據估計，有13萬當地猶太人被屠殺；而羅馬尼亞軍隊則在烏克蘭的敖德薩和戈爾他（Golta）地區屠殺了15萬猶太人。據塞巴斯蒂安日記中的記錄，在1941年的一次大屠殺中，猶太人被趕進屠宰場，然後被人用肉鉤掛住脖子弔死。「每具屍體上都貼著一張紙，上面寫著：猶太教肉品。」

　　當然，在迫害猶太人方面，羅馬尼亞的所作所為稱不上獨特。在東歐各國被納粹佔領初年，如波蘭、立陶宛和愛沙尼亞等國的民眾開始兇猛地屠殺猶太人，他們的狂熱舉動甚至令黨衛軍也感到吃驚。但是，羅馬尼亞社會各階層，特別是知識階層對猶太人的厭惡程度尤其強烈。下面的一段引文表達了當時的羅馬尼亞人很典型的情緒，塞巴斯蒂安於1939年9月將其記錄在日記中：

　　在華沙抵抗德國軍隊的是猶太人。只有猶太佬才會讓婦女和兒童走在最前線，他們利用了德國軍人的顧忌之心……目前發生在布科維納邊境的事情非常惡劣，因為新的一群猶太人正湧入進來。為了防止羅馬尼亞再次被猶太佬入侵，我們最好能夠獲得德國的保護。

　　說這番話的人是何人？可能是某個憤憤不平的游擊隊員？或者是某個街角的演說者？都不是，說這些話的人是羅馬尼亞當時的著名學者和作家米爾恰·伊利亞德。戰爭結束后，伊利亞德悄悄地去了美國，後來，他在美國成為了一名十分受尊重，也很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和宗教歷史學家。1937年，在提起一位受到鐵衛團（Iron Guardists）成員鞭打的左翼學生時，伊利亞德表示自己會把該學生的眼睛挖出來。塞巴斯蒂安寫道，「也許有一天，事態會平息下來，到那時候，我會把這一頁讀給米爾恰聽，我想看到他因羞恥而臉紅的樣子。」

　　蕭沆——也就是塞巴斯蒂安的小說里的「斯特凡·帕里」——和伊利亞德很像，儘管他或許沒有伊利亞德那樣可鄙；他也投靠了羅馬尼亞的法西斯組織鐵衛團。蕭沆也是一個生存方面的行家。揚·安東內斯庫元帥（Marshal Ion Antonescu）於1940年奪取政權，粉碎了鐵衛團，在這之後，安東內斯庫的政府又任命蕭沆赴巴黎擔任文化參贊，待遇優厚的他在巴黎過著舒適且安全的生活，如此度過了戰爭年代。戰爭結束后，蕭沆成為了流亡知識分子中最耀眼的一個，他是「戰後的巴黎最受人喜愛的虛無主義者之一，」菲利普·凱里尖銳地指出。塞巴斯蒂安1941年1月在日記中描述了和蕭沆的會面，那天他剛被任命為駐巴黎的文化參贊。 「他面露紅光，」塞巴斯蒂安寫道：新參贊先生剛剛收到他的徵召令，現在他不用參軍打仗了。 「就這樣，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嗎？」是的，塞巴斯蒂安憂傷地想，我明白你的意思。

　　後來蕭沆至少為自己曾經「與魔鬼締結契約」而表達過悔意。在芝加哥大學擁有傑出職業生涯的伊利亞德，卻從來沒有為自己過去曾經是鐵衛團的理論家而寫過任何道歉的話，他甚至在自傳里試圖為自己支持這群惡貫滿盈的暴徒尋找正當理由。

　　塞巴斯蒂安的朋友中唯一閃光的是劇作家尤金·尤奈斯庫（Eugène Ionesco），他之前的名字是 Eugen Ionesco，他的劇作有《犀牛》（Rhinoceros）、《椅子》（The Chairs）等。他痛恨並且譴責反猶主義。下面是塞巴斯蒂安記於1941年10月的一篇日記：

　　希特勒今天下午發表了講話。6點左右的時候，我和尤金在一起，廣播當時正在播出希特勒的講話。我們去了一家店（那裡有一台收音機），然後在一張桌子旁坐下。我想聽希特勒在講什麼，但是幾秒鐘后，尤金臉色發白，隨後站了起來。

　　「我無法忍受了！無法忍受！「

　　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身體也表現出一種絕望的姿態。話說完以後，他跑開了，當然，我們也跟著他走了。我真想擁抱他。

　　《兩千年》以它的方式在那個極端惡劣的時代對羅馬尼亞進行譴責，尤其是對羅馬尼亞的知識階層進行譴責，塞巴斯蒂安的日記也是對他們的譴責。事實上，我們可能會說，這是一本被塞巴斯蒂安當做日記來寫的小說，而那本日記則是一部被當做小說來寫的日記。【2】

　　小說的第二部分從原書的第三部分開始，文字的風格在這裡發生了根本上的改變，而且這樣的改變並不總是好的。五年過去了，約瑟夫成了一名建築師，在「主人」米爾恰·維耶魯的管理下進行著一個雄心勃勃的項目，美國商人拉爾夫·賴斯是這個項目的投資人，他與羅馬尼亞政府簽訂了石油鑽探的合同。因為尤伊歐拉（Uioara）村位於油田之上，維耶魯決定將該村「從目前位置往右側移動幾公里。」讀這一部分的開頭幾頁，你會感覺自己有點不知所措，就像一個有些力不從心的游泳者在尋找一塊能踩的石頭。閱讀這部分有時會讓人感覺，似乎塞巴斯蒂安想用毛姆的方式來寫一個故事，另外再加上淡淡的普魯斯特式的風格以及一點菲茨傑拉德式的語言。

　　接下來，我們又認識了一對來自英國的杜頓夫婦，瑪喬麗和菲利普。據約瑟夫觀察，他們不愛對方，但他們以一種看起來非常英國的方式相處得還不錯。 瑪喬麗，「她有一頭令人難以置信的金髮，是那種像玉米秸稈那樣的金黃里還透著白色」，她有一台留聲機，她經常從家裡收到許多最新的唱片。下面的對話是純粹客廳喜劇式的對話：

　　「如果你今晚能和我在一起，我就過來。」

　　「今晚不行。我們要去尼克爾森家。菲爾已經答應要打橋牌。你自己過來吧。「

　　這個由英國人組成的小圈子在小說中的作用不明確。菲利普·道頓是拉爾夫·賴斯雇傭的技術人員，所以想必其他男人們也在石油行業工作。有一個叫皮埃爾·多甘尼的年輕、帥氣，沒有多少人認識的小夥子隔著很遠的距離愛著瑪喬麗，然而並沒有什麼結果，「他的頭長得很奇怪，既有猶太人的特點，也有蒙古人的特點」。在某些時候，約瑟夫似乎也對瑪喬麗有了一點意思，但到最後也是沒有什麼結果。後來，她離開了菲利普，嫁給了他的同事，一個名叫馬林的粗魯的好色之徒。瑪喬麗的這一舉動令所有人驚訝，約瑟夫則是暗暗感到懊惱。

　　這一切似乎完全無關緊要，但是我們依然微微有些懷疑塞巴斯蒂安寫這些曲曲折折的懷舊故事、懶洋洋的逢場作戲，管理者之間的爭吵有著深刻但未實現的野心——建築師維耶魯和賴斯一直衝突不斷，當讀者讀到二人的交鋒時至少會微微笑一下。塞巴斯蒂安希望我們把它當做對當代人行為方式的研究來讀——他採用的是很時髦的玩世不恭的方式來研究。

　　然而到了最後，小說的主題重新出現。 約瑟夫非常震驚和失望地發現，這位被尊為「主人」的維耶魯和其他所有人一樣，也是一個反猶主義者，只不過他說起話來顯得溫文爾雅一些罷了。維耶魯有次提到自己從來沒有在城裡見過約瑟夫，約瑟夫回答說他無法忍受那裡烏煙瘴氣的氛圍：「每一個街角都有一個鼓吹反猶主義的人，每一個鼓吹反猶主義的人都是一個要滅絕猶太人的人。「他期待面前的這位長者會同情自己並且表示憤慨，但維耶魯平靜地回答道，「羅馬尼亞有猶太人問題，我們需要解決這個問題。」這個回答令約瑟夫感到極為震驚。二人隨後爆發了一場衝突。

　　我先說清楚。我不是一個反猶主義者……但我是一個羅馬尼亞人，所有對我作為一個羅馬尼亞人不利的東西我都視作危險的事物。猶太人的精神很具有腐蝕性。我必須保證自己不受其影響……如果我們的國家很強大，那麼這對我來說就不是問題。但是，我們的國家並不強大。她罪孽深重、腐敗且虛弱。這就是為什麼我要與造成這種腐敗的人鬥爭的原因。

　　接下來便是大段大段錯綜複雜的交鋒，在某些地方讀者會搞不清說話的人是誰。如果這個模糊效果是塞巴斯蒂安故意為之，那麼它便是一個非常巧妙的寫作手法，因為它讓我們再次看到，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猶太人和非猶太人在羅馬尼亞的關係是那麼的不明晰，並且不僅僅在羅馬尼亞是如此。 約瑟夫就像他的創造者在日記中所表現的一樣，他不但了解反猶主義，甚至同情反猶主義到了一種令人震驚的程度。因此，當我們讀到「猶太人有一種在形而上學意義上被人厭惡的義務。這便是猶太人在這個世界上的角色」這樣一句話時，我們自然會假定這是維耶魯說的話，後面我們才驚詫地意識到，說這話的人其實是約瑟夫。

　　然而，到最後，維耶魯平靜的邏輯、自滿的態度以及無可撼動的確定性讓他成了甚至比季塔·布里達魯或斯特凡·帕里更可怕的人；畢竟，季塔·布里達魯或者斯特凡·帕里只會作誇張的、類似於尼採的咆哮。 我們突然想起，維耶魯是建築師，當火車拉著裝滿人的家畜運輸車廂開始向東邊行進的時候，他又會造什麼建築呢？然而，即使在這時候，約瑟夫的反應更多是悲傷，而非憤怒，在這場靜悄悄進行的可怕對話結束時，他們直到分開也沒有說一句難聽的話：

　　我們都點著香煙。我們試著說話，但談話無法持續下去，我們分開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我感到有點尷尬，我們用力地握了握手后便分開了。

　　「感到有點尷尬......」這美好的剋制真是令人心碎。

　　是的，剋制是這部小說和後來的日記共同擁有的標誌；塞巴斯蒂安的個性便是克制的，我們讀這兩本書時，都會對這種克制印象深刻。在那個極為殘暴的時刻，當他身邊如此多的人不斷往柴堆上添加柴火，當他們帶著一種狂躁並且殺氣騰騰的喜悅圍著柴堆翩翩起舞時，他依然拒絕在自己作為一個文明人的責任上面讓步。即使在最黑暗的時刻，他仍然能夠看到詞語的優美，智慧的閃光，表現出諒解和寬恕。他喜歡文學，能夠使用三四種語言，他博覽群書，但是他總不會在一件事上花費太多精力。

　　他也不是一個挑燈夜戰者；他一直在哀嘆自己在文學作品上用功不夠。他熱愛太陽，喜歡無所事事地躺在沙灘上，或者上山滑雪。他的戀愛經歷如喬治·費多（Georges Feydeau）的鬧劇那般紛繁複雜。在對待感情問題上面，他表現得既暴躁又詼諧：有一次，他在火車上看到某個前女友和她的丈夫在一起，約瑟夫心想：「她依然美麗，這讓我對過往感到很快樂；但她似乎有發胖的趨勢，這又讓我對未來感到很高興。」

　　隨著黑暗時代的到來，災難席捲了整個歐洲，他越來越強烈地認識到自己的祖先以及他們代表的所有意義的價值。他對那些督促他改信天主教以逃避迫害的人表示鄙夷，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如果我在一個陽光燦爛、綠蔭遍地的小島上生活，那裡的人們享有和平、安全、幸福，我最終不會在乎我是或不是猶太人。但在這裡，在現在這個時候，我只能是猶太人。

　　塞巴斯蒂安能在戰爭中倖存的主要原因是，精明的羅馬尼亞政府很早就看出來德國終將被打敗，出於安撫戰勝的盟國的考慮，羅馬尼亞政府調整了對待猶太人的政策。然而，戰爭結束不久以後，他便以一種悲慘且平淡的方式告別了人世。日記最後的一條註釋這樣寫著：

　　1945年5月29日，米哈伊爾·塞巴斯蒂安在布加勒斯特市中心被一輛卡車撞倒，當場死亡。

　　註釋：

　　1 見彼得·蓋伊發表於《紐約書評》2001年10月4日刊的文章。

　　2 但是，我們應該記住諾曼·馬內阿在他寫伊利亞德的文章中的話，這篇文章的題目是「Happy Guilt」：「文學必須首先滿足審美標準，而非道德標準，就像學術作品必須符合學術標準一樣。但是，日記、回憶錄、自傳這樣一些具有「個人清算」性質的文字則無法迴避道德上的拷問。The Fifth Impossibility: Essays on Exile and Langua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11

　　書籍信息：

　　For Two Thousand Years

　　by Mihail Sebastian, translated from the Romanian by Philip Ó Ceallaigh

　　London: Penguin, 231 pp., £9.99 (paper)

　　選自《紐約書評》2016年5月26日刊。東方歷史評論受權譯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