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義到底是怎樣產生的?

        今年7月14日，法國尼斯發生了恐怖襲擊，這是法國兩年內發生的第三起重大恐怖襲擊事件……近幾年來，以IS為首的恐怖分子活動愈加頻繁，歐洲動蕩不堪，給世界安全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由此，我們不禁要問，恐怖主義到底是怎樣開始的？現代西方定義對其究竟是如何定義的？它形成的背後有著怎樣的故事？在形成之初，諸如美國這樣的大國又是怎樣應對的？
蘇格蘭著名傳記作家詹姆斯·包斯威爾曾說「如果歷史能夠真實再現，那麼在每個歷史事件的背後，都有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今天讓我們從下面的文字中，通過一個個歷史的細節，重回那個時代，去探索下恐怖主義誕生之初的種種「內幕」。
​本文選自《情報的興衰：一部國際安全史》，作者邁克爾·華納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
一、誕生於中東，1968年第一起恐怖劫機目標是以色列
智利社會主義黨的薩爾瓦多·阿連德在1970年當選了總統。這使得智利諷刺性地成為冷戰雙方秘密行動的外沿地帶。
然而一旦大權在握，阿連德卻被證明是一個糟糕的領導人，一個沒做好歷史功課的學生。智利的貨幣崩潰了，而反對派勢力依舊強大，受到不斷惡化的政治、經濟亂局的刺激，智利軍隊變得蠢蠢欲動。最終，軍方新的總參謀長奧古斯托·皮諾切特將軍領導的政變成功了。
薩爾瓦多·阿連德因軍事政變離開位於Moneda的官邸（Orlando Lagos）
僅僅在三周前，阿連德才剛任命他擔任這一職務，而如今他就扭轉了社會主義者的勝利，並為智利帶來了20年的另一種形式的獨裁。
智利的結局恰恰強調了一個事實，即革命很少起到什麼作用。即便是選舉也並不意味著高枕無憂，而武裝運動的道路更是前途黯淡。
因此，一個新的策略在中東誕生了，這就是西方現在所謂的恐怖主義，但是它沒有一個完全恰當的名稱。這種思想是要從政治上削弱一個很強的敵人，並為游擊隊運動創造條件。在游擊隊無法擊破孤立的守軍並解放農村的時候，他們可以攻擊目標國在其他國家的公民。
1967年6月，以色列軍隊先發制人，對敘利亞、埃及和約旦正在動員的軍隊發動了攻擊，從而對不斷惡化的危機做出了回應。結果是速戰速決——「六日戰爭」以阿拉伯聯盟在戰場上蒙受恥辱而告終。以色列如今佔領了其阿拉伯鄰國的部分領土，希望能迫使這些政府用土地換和平。
但是和平並沒有來臨。很快，尋求復仇的阿拉伯人開始模仿北越的口吻，將以色列描述為巴勒斯坦人家鄉的佔領者。
阿拉法特領導的法塔赫是新生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最大分支，它從約旦對以色列發動了突襲。
喬治·哈巴什及其領導的巴解組織的分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則發明了這一策略的另一種變體。他們在西歐將以色列人作為攻擊目標，並劫持飛往以色列的航線。
第一次是在1968年劫持了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的航班，很快又劫持了一些飛越大西洋的航班。
1970年9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特工令人震驚地幾乎同時劫持了四架飛機，並迫使其中三架轉向降落到約旦的一個偏遠機場。在那裡，令全球新聞媒體「正中下懷」的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交換了人質並炸毀了飛機，從而將自己的事業公之於眾。
二、城市游擊隊到恐怖分子:引起重視，讓政府別無選擇
在這場新的巴勒斯坦暴動中，兩股勢力會合在一起。
第一種，也是最古老的一種，是19世紀無政府主義者所採取的炸彈恐怖主義傳統，大約在一代人之前由猶太復國主義者和巴勒斯坦激進分子帶入中東。
《城市游擊隊小指南》
1969年，巴西激進主義者卡洛斯·馬里蓋拉在被安全部隊打死前不久寫了一本《城市游擊隊小指南》，該指南解釋了兩極化的策略如今是如何被應用的。
游擊隊竭力想引起政府的重視——並讓它感受到「除了加緊鎮壓以外別無選擇」。常規的治安手段只能使「城市生活變得難以忍受」，從而政府不得不通過軍事獨裁、政治鎮壓，以及部署軍隊來維持秩序。很快，人們「拒絕與政府合作，並且普遍感覺到政府是不公正的，不能解決問題，它只會從肉體上消滅自己的敵人。國內的政治形勢已經轉變成了一種軍事形勢，在這種形勢中，那些『凶漢們』越來越顯現為暴力的始作俑者，而人民的生活則變得愈發糟糕」。
相比之下，這場新的革命運動的目標不是在農村，而是在城市，在政府權力的中心。這些目標是「國家維持運作的整套體系」。馬里蓋拉列出了一系列這樣的目標，指出政府必須保衛「所有的銀行、工業、軍火庫、兵營、監獄、公共辦公室、電台和電視台、北美的公司、天然氣罐、煉油設施、船隻、飛機、港口、飛機場、醫院、健康中心、血庫、商店、汽車修理站、使館、政府高官如部長和將軍們的府邸、警察局以及官方組織等」。
他的暗示很清楚：在交火中被打死的市民所受到的是間接傷害，他們的死亡是政府沒有能力維持秩序，或者是政府用笨拙而報復性的措施來應對革命者的進攻而造成的。
三、早期的巴勒斯坦：反帝建國鬥爭or恐怖行動策源者？
按照這種思路，巴勒斯坦人發起的運動表現為一場與帝國主義以色列相鬥爭的民族解放運動。這使得它們重新開始對平民使用暴力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也說明參加全球反抗帝國主義的鬥爭是正當的。
阿拉法特
巴解組織下最大的派別——阿拉法特的法塔赫，先後以約旦和黎巴嫩為基地，沿著以色列邊境開展了游擊戰。小一些的派別則使用其他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喬治·哈巴什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它更直接地吸收了馬克思主義和切·格瓦拉的思想，批評其他暴動者（暗指法塔赫）缺少一個「清晰的階級依附感」，也沒有一個革命的意識形態。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
1970年9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劫持了一架飛往約旦的航班，這激起約旦政府的巨大反應，立即派兵攻擊巴勒斯坦人。
事實上，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和約旦當局的持續對抗迫使海珊國王用一場血腥的、長達數月的行動趕走了巴解組織（很多阿拉伯突擊隊隊員轉移至黎巴嫩，在那裡他們組織了另一個國中國，並使得黎巴嫩脆弱的多民族社會十分動蕩）。很多分裂出來的小派別，都對法塔赫甚至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相對溫和的路線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並發動了更多的攻擊。比如在1972年的慕尼黑奧運會上，「黑九月」對以色列運動員進行了屠殺。分離出去的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組織成員和德國自成體系的「革命小組」的城市游擊隊隊員合作。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學徒拉米雷茲·桑切斯——外號「豺狼卡洛斯」——在1975年綁架了正在維也納開會的阿拉伯國家的石油部長們。
兩極化使得革命運動樹立的敵人比贏得的朋友還多，但是也塑造了馬里蓋拉式的無國籍團伙，這些組織對前往中東的西方人、許多傳統的阿拉伯政權，以及每一個以色列公民都構成了實實在在的安全威脅。
四、為啥1968年後恐怖活動很多：與情報傳播發展有關？
西歐和美國也相繼發生了很多城市革命。
1969年北愛問題爆發，這可能是英國歷史上所遇到的最棘手的問題。歐洲大陸上的其他國家也麻煩纏身。義大利的紅色旅、德國的紅軍派以及其他的組織，都通過炸彈襲擊和綁架來宣揚其各自的革命觀點。1972年，日本的紅軍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共同在特拉維夫的機場對乘客大開殺戒。在美國則有「地下氣象員」組織。
為什麼在1968年以後出現了那麼多此類運動呢？儘管歷史學家們可能會為此爭論不休，但是全球的暴力激進主義浪潮與情報方法及專業知識的傳播有兩個方面的重要聯繫。
這些游擊活動旨在使人民與敵人形成兩極對立（「加深災難性的局勢」——馬里蓋拉語），但是很少為了殺人而殺人。情報人員有時可能會表現出犧牲的勇氣，但是他們通常不會具體地執行自殺任務。儘管他們是分散活動，但也需要一定的組織，而且他們需要系統的情報能力，注重的是在行動中鎖定目標尤其是反情報能力。
「有一種獲得信息的技術，而城市的游擊隊必須掌握它。」卡洛斯·馬里蓋拉解釋道：「信息只是公眾支持的一小部分，但在城市游擊隊的手中，它代表了一種強大的潛能。建立起有組織架構的情報機構是我們的基本要求。城市游擊隊必須掌握關於敵人計劃和行動的重要情報：他們在哪裡，他們如何行動，他們資金網路的資源，他們聯絡的方式，他們進行的秘密活動，等等。」
IRA 一名北愛共和軍的女性游擊隊員
革命者也需要一些來自外部的武器和訓練。1972年，倫敦警察廳向愛爾蘭海軍傳遞了情報，從而截獲了一批重達五噸的武器。蘇聯擔心毛澤東領導的中國會奪取革命的領導權，因而為不同的巴勒斯坦組織提供武器。後來，克格勃檔案中泄露的信息表明，該機構雖然提供了幫助，卻很少操控具體事件或行動。
比如在20世紀70年代的絕大多數時間裡，兩位克格勃線人一直秘密地從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的領導層發送報告，蘇聯還不止一次地為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提供小型武器。1972年，蘇聯的武器也交到了愛爾蘭共和軍正統派手中，這些武器可能更多被用在和愛爾蘭共和軍臨時派的衝突中，而非用在攻擊英國人的行動上。
蘇聯的華約盟友的情報機構更加慷慨。根據東德最後一任（非共產黨員的）內務部部長在1990年的說法，東德提供訓練、武器和庇護所，成了一個名副其實的「恐怖分子黃金國」。在1970年到1989年之間，「斯塔西」訓練了來自15個國家的近1900名游擊隊隊員和安全官員（很多安全官員無疑以前就是游擊隊隊員）。
然而，他們對愛爾蘭共和軍、巴解組織和其他革命者的物質和口頭上的支持並未轉變成指導和控制。就連這些運動的領導人也宣稱，一旦啟動，這樣的運動就是出了名的拉幫結派、內部混亂；在操作層面，他們可以按照嚴格的紀律來行事，但是在意識形態和組織上，他們只能由小團體和個人組成曇花一現的聯盟。
五、西方國家對早期恐怖主義的遲疑讓其壯大？
飽受這些運動之苦的國家進行了反擊，利用自己的情報機構進行保護與報復。
冷戰的意識形態僵局使得全球並未對恐怖活動進行一致的譴責，也沒有共同採取針對革命者的行動。另外，很多聯合國大會的成員國不久之前還是殖民地，因此，它們對於解放鬥爭有著某種同情。
西方國家沒有必要獨自與恐怖主義進行鬥爭——它們之間分享了各自關於革命組織和成員的大量線索。
但是那些恐怖活動的直接目標們還是有所猶豫，究竟該不該將恐怖活動的煽動者視為敵方的戰士，從而使其地位具備合法性，而不是將其簡單地當作暴力罪犯。
對於專制政權來說，這並不是問題。比如南斯拉夫，為應對令人頭痛的流亡者（這些人中的很多人本身是願意使用暴力的），它運用的是暗殺以及高明的情報挑釁的手段，簡直可與沙皇的「奧克瑞那」比肩。然而卻很少看到西方國家這麼做。
此外，通過宣稱反恐行動是執法層面的事務，西方國家迫使自己必須採用公開的刑事訴訟程序標準，並尊重那些甚至可能幫助過革命分子的公民的自由。這些法律義務很多年來限制了西方情報機構一直試圖解決的情報工作問題的能力。
對政治暴力和綁架事件的最初回應可能不僅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導致了更多的問題。事實上，對於人質和旁觀者來說，這些應對行動就像最初的事件一樣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