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真正貧困的原因 2

11、幹部制度

但我說的是另外一個問題——幹部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幹部是上面提拔的，要當幹部就只有找上面。想當幹部就要跑步"錢"進，不跑步"錢"進想提拔，難！所以每年用於跑官的錢不是個小數目。這些錢從哪裡來呢？當然是公款消費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麼辦？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趕緊用權力從老百姓身上尋回來。提拔的幹部越多，幹部換的越勤，老百姓的負擔就越重，所以幹部制度也是個抽水機。如果幹部選拔權在人民，公布幹部的權力在人民代表大會，當官就要給老百姓送禮了——勤勤懇懇為人民服務，要是這樣就好了。

現在也搞民主，幹部也要選，誰提名呢？上面提名。誰想當幹部，還是要給上面送禮才行。現在的民主還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舉"上去，和原來的效果是一樣的；其實，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為民服務的人選下來的民主，這些人不選下來，好人怎麼選得上去呢？好人選不上去，農民怎麼不窮呢？

12、法律制度

改革開放以來，立了很多法，可是，來北京上訪的人越來越多了，一年比一年多。這說明什麼？法不管用。那"法"為什麼不管用呢？一個農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幾百塊錢，怎麼打得起官司，請得起律師？窮人是用不起法律這個奢侈品的。當窮人用不起法律的時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權人用來欺負窮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沒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況就只有忍氣吞聲；實在忍無可忍了，窮人才進京城。很多人有理無錢，打得傾家蕩產，最後走極端，結果有理打成無理，由維權者變成一個違法者！

我們依法治國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農民越來越多了。一個農民從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塊錢，到了北京把車費一除，只剩下200塊錢了。辦暫住證、健康證等需要很多錢，也不知道在哪裡辦，為了生存只有不辦了；要是不辦，就是違法；不是違法，是不得不違法啊！窮人是逼得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違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農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窮人，你就明白是怎麼回事。

我曾經總結說，中國鄉村有兩個發展的趨勢，要引起警惕：底層的民眾不得不違法來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趨勢也越來越明顯，基層的政府和基層的組織，以違法來養執法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作為基層組織和基層政府，不違法是不能生存的，因為財政只給了60%的預算，還有40%要靠創收。以派出所所長為例，他的職責是懲治犯人，保衛人民，就得給他錢履行義務，但實際是政府財政只給人頭經費的60%，沒有辦案經費，此外，公安局不僅沒有錢給派出所，派出所還得每年給公安局交8萬元錢。派出所從哪裡搞錢，當然是用自己的權力找老百姓搞錢，這不就成了一個違法者嗎？這就是"靠違法養所謂的執法"。派出所是這樣，基層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說中國的法制越來越完備了，中國社會越來越接近法制社會了，我相信一半。因為這個社會的多數人（特別是窮人），要想依法維護自己的權利，是越來越難以支付成本了。
13、科技推廣制度

科技推廣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農村急需要科技服務，這是毫無疑問的。農業大學的學生，讀了四年大學，幾年的碩士、博士，到農村當技術員，會去嗎？當然不去！因為技術要追求高回報，中國農村小農經濟沒有可能支付高價讀大學后所需要的回報。市場配置技術，結果就是有農業技術的大學生遠離農民、遠離小農經濟、農村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少。技術是不是絕對的不下鄉呢？不是的，比如雜交種子下鄉了，技術為了追求高額回報以一種物化的特殊壟斷方式下了鄉，農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術"的高額代價。所以，靠市場配置技術的結果是兩個，一是技術人才遠離農村；二是農民使用技術必須付出高成本。

歷次鄉鎮機構改革，工商要加強、稅務要加強、財政要加強、土地要加強，凡是找農民收錢的部門都要加強。凡是農民需要的技術服務部門，比方說，農業技術推廣站、漁業技術推廣站、林業技術推廣站……統統轉制，統統推向市場自謀生路，這樣改革的結果就是農業科技推廣體系"網破、人走、技黃"，農民獲得廉價的技術服務的權利被剝奪，為技術獲得壟斷收益創造了可能，這樣改革的結果只會導致貧困的農民更加貧困。
14、市場主體制度

很多人都認為，農村最早改革開放，分田單幹了，農民肯定是市場的主體，肯定有市場主體的資格。其實不是這樣的，今天的農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市場主體的地位。

農民休耕，不僅要照常交稅，還要受到罰款。這就等於用一種強制力逼農民用低償或無償的勞動力與土地結合，生產大量的廉價的農產品，來保證城市人的要求。農民有市場主體的地位嗎？顯然沒有完全的市場主體資格，而我們那些主流經濟學家和政府的官員動不動就要求將農民統統"推向市場"。一方面不給農民市場主體資格，另一方面要把農民推向市場。這是個什麼道理 ?很清楚，強制2.3億個農戶生產，生產了，再把他們推向市場，形成無序的過度的競爭，農民能夠得到社會平均利潤嗎？農業本身回報就很低，農民怎麼不窮啊！

15、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也是一個抽水機。城市戶口相對於農村戶口是很值錢的，我讀小學時就知道城市戶口的人的優越和高貴，城鎮戶口的同學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們農家子弟不一樣。我當時好羨慕有城市戶口的人。85年，我當鄉書記了，很多農民找我解決戶口，戶口要糧食、公安、民政等好幾個部門聯合辦公，最後分管的縣長簽字才能解決，解決一個戶口除了要花很多錢外，還要花好多的時間和精力。到了90年代初期，縣城的戶口每年出售100個、200個、500個不等，每個30000元，一些農民，借債也給自己的孩子買戶口，買高價戶口還要開"後門"，那時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後門，有的人真是哭著求我。再到後來，全國都賣戶口了，有的城市一個戶口賣十幾萬甚至更高，現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戶口，依然還要出錢買，我在北京工作好幾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為買不起戶口。戶口這個東西，吸走了多少農村的財富！
16、招標制度

現在，農村做一點公共設施都要招標了，似乎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許招標制度在國際上或發達地方確實好，但在不發達的農村我認為不怎麼好，是一個歧視的制度，加重農民負擔的制度，必須改進。在一個不發達的地方，市場不能形成充分的競爭，在這樣的情況下，招標就是幾個幹部和幾個他們招來的"哥們"之間的公開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標的遊戲中，既沒有充分的市場競爭，又沒有民主監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這樣的招標只能是權錢的合謀。本來可以10萬干好的事情，預算打到50萬，權力和資本分肥；本來可以讓農民的組織組織農民干，實行以工代賑，最後也來一個招標，實際上是權力和資本排斥窮人。現在，國家投入農村的"六小建設"資金的使用，和八十年代比較，一元錢只能做一毛錢的事；國家最近幾年的扶貧資源越來越多，但脫貧的人數越來越少，有一個貧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領導跟我說，不及原來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對於扶貧資源使用的效力越來越低的問題應該引起反思了。
17、監督制度

現在，越來越多的食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藥品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彩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股票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保險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銀行越來越讓人不放心……越來越多的監督部門越來越讓人不放心。面對越來越多的不放心，如何解決呢？越來越多的人開的處方依然是——加強監管。

西安寶馬假彩票案出現了，大家說主要是缺乏監督，公證部門不是監督部門嗎？彩票管理中心不是監督部門嗎？消費者協會不是監督部門嗎？很多人又說了——現在的問題是誰來監督監督部門，需要在監督部門之上再安排監督部門。人民銀行是監督銀行的，現在又搞一個銀監會，那我要問，假如銀監會腐敗了，那是不是再搞一個"強監銀會"呢？

我要申明，我不是反對監督，當然要監督。但有兩點要搞清楚：一是什麼樣的監督，誰來監督；二是誰支付監督的成本，支付的監督成本誰在受益。我們現在的監督體系越來越複雜，但總是見不到老百姓的角色，總是有權的人監督有權的人，最後的結果是合夥搞我們這些沒有權的普普通通人的鬼。監督是一種權力，權力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上，總是打著為多數人的旗號，讓多數人支付成本，而某他們自己的利益。監督者越多，老百姓支付的成本越高；支付的成本越高，養的"監督"越多；養的"監督"越多，監督的有效性越難以保證；越是難以保證，越要更多的"監督" 。這個"監督怪圈"讓我們老百姓一次又一次的出錢，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一次又一次的受騙上當，還不得不再一次又一次的出錢……

18、代表制度

縣裡面開人民代表大會，十幾個農民的代表權只相當於一個城裡人的代表權。至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就更不用說了。就是一個鄉鎮開人民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幹部，沒有幾個是純農民的；有幾個是純農民的都是幹部提名的。這樣的代表制度，決定了人數最多的農民"失語"。

類似上述導致貧困的制度還有。如果這些制度對窮人和富人；城裡人和鄉下人；對老百姓和當官的；對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視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農民不會這麼苦！農村不會這麼窮！

主流社會對很多問題的認識就是建立在自以為是基礎上的。就像當年回城知青對農民農村的認識一樣。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講述在農村的苦難，說在農村浪費了十年的青春。當時，沒有人認為這句話有問題，其實說這句話的人也並不一定有歧視農民的思想。但是這句話的潛台詞——卻是說農民世世代代都浪費掉了——農民同城裡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覺或不自覺地歧視農民，所以才有這些不平等的制度。這些不平等的制度設計，是有意或無意間這麼形成的。所以，主流社會要認真反思；正因為是無意識的歧視，更應該認真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