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環殺手：對「更弱者」的縱慾

2016年8月底，自1988至2002年持續14年、證實致死11名女性的「白銀、包頭連環殺人案」終於告破，兇嫌高承勇落入法網。

對於這起積年舊案的告破，許多人指出系科技進步、法醫偵破手段發展的成果，和刑偵人員長期堅持不懈的回報，也有媒體和個人試圖從社會、人性、遺傳學、個人經歷……等諸多方面，去探究一名連環殺手的「成長道路」。

刨去至今未能破案的英國「開膛手傑克」或迷霧重重的「南大碎屍案」等，目前業已告破、檔案完整的連環殺手，的確大多具有一段扭曲的成長經歷。如號稱蘇聯頭號連環殺手的齊卡提洛（Andrei Romanovich Chikatilo，作案時間1978-1990，確認殺害53名女子及幼童，最大45歲，最小7歲），自幼因尿床受母親打罵，家境貧寒且因父親二戰中被俘而被打入另冊，學業、事業和家庭生活都不順利；號稱「棋盤殺手」的蘇聯解體后俄羅斯頭號連環殺手皮丘希金（Alexander Yuryevich Pichushkin，作案時間2001-2006年，宣稱殺死63人，證實殺死48人），父親在其出生前離家出走，自己一度被母親送入收容所；美國史上第二號連環殺手、「綠河殺手」里奇韋（Gary Leon Ridgway，作案時間1982-1998年，自承謀殺71人，確認謀殺48人，被懷疑謀殺90人以上），父母不和、家暴；有檔案可查連環殺手「世界紀錄」保持者、哥倫比亞的洛佩斯(Pedro Alonso Lopez，作案時間1969-1980，自稱殺死300多人，證實殺死110人，全部為8-12歲幼女)生長在妓女單親家庭，戀童癖，青春期又曾被多次雞姦；美國史上最著名連環殺手之一、「小丑殺手」蓋西（John Wayne Gacy，作案時間1972-1978年，證實殺死33人，其中最小14歲，最大21歲，全部為男性），自由被酗酒的父親虐待、歧視，成年後私生活紊亂……但並非所有連環殺手都是如此，如加拿大史上最恐怖連環殺手「豬場殺手」皮克頓（Robert Pickton，作案時間1983-2002年，證實殺死49人，可能殺死90人以上，全部為底層妓女），就是一個家庭背景和成長經歷「完美無缺」的世襲農場主；被稱作「最不像連環殺手的連環殺手」、美國人泰德.邦迪（Theodore Robert "Ted" Bundy，作案時間1973-1978，自承殺死30多人，實際殺死人數不詳）則更是一個童年幸福、成長經歷良好的「成功人士」。由此可見，「童年不幸」或「人生悲慘」並非一名連環殺手「養成」的必要條件——就更不必說世上遭遇這類不幸者成千上萬，絕大多數即便不能發憤圖強，至少也會遵紀守法了。

受歧視排擠、本身處於邊緣群體或弱勢地位的連環殺手為數不少。如齊卡提洛據說一直是被同齡人欺負的對象，里奇韋因輕度弱智始終難以融入社會，被稱作「吃人醫生漢尼拔原型」的戴默（Jeffrey L. Dahmer，作案時間1978-1991，殺死17人，都是男性），因長相過於清秀備受同齡男孩騷擾，成年後先後被大學拒之門外、因酗酒被強制退伍，蓋西因體弱而無法參加北美校園最流行的大多數體育運動。但這同樣只是硬幣的一面，許多連環殺手形象「陽光、正面」，如蓋西是著名的慈善家和勤奮的志願者，邦迪積極參與共和黨黨團活動，並因此獲得進入法學院深造的推薦，大學生涯成績優異，且是公認的「大眾情人」，甚至前面提到的蓋西，在大學畢業后也成為一個嶄露頭角的青年政治家和職場成功人士……這些事實表明，不公、歧視固然可以讓人變得瘋狂邪惡，但一個瘋狂、邪惡的連環殺手，是沒道理將自己變成惡魔的責任歸咎於「社會對我不公平」的。

性功能障礙或精神疾病也常常是人們津津樂道的連環殺手成因。這方面的例子的確不少：齊卡提洛是陽痿患者，洛佩斯和戴默性觀念倒錯，皮丘希金4歲時頭部受過撞擊，多名連環殺手被證實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病……但資料證明，絕大多數連環殺手並沒有這方面的問題，儘管他們令人髮指的作案手段常常被指為病態，但他們性功能正常，在作案時頭腦清醒，具有自主能力。

至於「殺手的遺傳基因」則荒謬得近乎不值一駁：「小丑殺手」蓋西1994年被執行死刑，美國有關方面曾特意提取其大腦，試圖從中找到這種「遺傳基因」，結果一無所獲。儘管一些連環殺手的父母處境不佳或行為可議，但大多數父母並沒有犯罪紀錄，其中還有像皮克頓那樣世代居住一地且享有「門第清白」美譽的家庭。

那麼，「連環殺手養成要素」的關鍵是什麼？

首先，是一種畸形、邪惡的快感，即要麼自以為能從殺戮中「替天行道、伸張正義」（如皮克頓和里奇韋專殺底層妓女，聲稱這些人「下賤墮落」，戴默和蓋西專挑男同、男妓下手，則聲稱是在「消滅社會渣滓」），要麼能從親手殺人甚至一些更變態行為中找到刺激和快感（這一點許多連環殺手都供認不諱），這種扭曲、變態、極端的世界觀、道德觀讓他們泯滅了羞恥之心和罪惡感，驅使他們在漫長的時間裡一次又一次作案，且大多在落網后毫無悔改之意，甚至不以為恥反以為榮。更有甚者，個別連環殺手會因為警察屢屢無法破案而感到失落，如皮丘希金曾表示，自己就因此更頻繁作案，希望警察「好歹能了解自己」。

其次，連環殺手的出身、經歷各異，既有沉默寡言不善交際者，也有風度翩翩的「大眾情人」，但共同的特點，是習慣於拿「更弱者」開刀。

什麼是「更弱者」？就是不論連環殺手是強壯或弱小，富有或貧困，出身高貴或身世卑微，他們的犧牲品永遠是比自己更弱的人群，如幼童、幼女、流浪漢、乞丐、底層男女性工作者……這不僅因為在他們扭曲、畸形的邏輯下，惟有在「更弱者」面前才能顯示自己的「強大」，也因為這樣做更安全——皮克頓曾當庭供稱「那些底層妓女每天多一個少一個誰記得住」，洛佩斯也曾坦言，專挑幼女下手，是因為這些女孩「天真、輕信」，且即便覺悟反抗也很容易被並不算強壯的他制服。

總是拿「更弱者」開刀的另一表現，是對犯罪現場的執拗。

許多連環殺手總是「貓」在一地或幾地不斷作案，如皮克頓之所以被稱作「豬場殺手」，正是因為他把所有受害者遺骸埋在自家豬場地下，甚至將受害者皮肉製成肉製品出售、贈吃；皮丘希金所殺死的大部分受害者都被騙到其愛犬埋葬的莫斯科比茨維斯基公園僻靜處殺害，其中多人埋屍於此；蓋西的大部分受害者被埋在自家或自家附近……這種總在一兩個指定地點作案、埋屍的做法與其說是惡癖或心理障礙，毋寧說是一種虛弱和恐懼在作祟——只有在自己熟悉的地方，連環殺手才能用「我是強大的」、「我是安全的」心理暗示來麻醉自己。個別相反的事例其實同樣是這種「心理麻醉」的產物，如洛佩斯往來厄瓜多、哥倫比亞和秘魯三國邊界作案，是因為當時這些國家政局不穩，黑惡暴力犯罪猖獗，人口失蹤如家常便飯，對他而言是極好的掩護。

從刑偵的角度，對「更弱者」開刀的習慣、執著於「安全氣場」的心理麻醉，以及受害者常常是在符合連環殺手「預設條件」前提下隨機挑選等特點，都增大了破案難度。因為「更弱者」往往信息不全，遊離於家庭和社會交際圈外，即便失蹤也很難及時被察覺；「安全氣場」不論是像皮克頓豬場那樣出人意料，還是像拉美「三不管」那般兇險，都是很難被「鎖定」的現場；而「隨機殺人」則讓刑偵中最常見也最有效的手段——摸排受害者社會關係，變得毫無意義。

現代科技和法醫刑偵技術手段的進步，無形中加大了連環殺手的「隱身」難度，但只要這個世界上一天還存在「更弱者」，存在拿「更弱者」縱慾的偏激邏輯和偏激者，存在著忽視「更弱者」的社會慣性與懈怠，連環殺手就不可能「絕種」。

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