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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文人的女性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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硨磲大爺 發表於 2016-9-14 23:08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來源:《憂鬱的告白》 作者:王明析

  古往今來,女性與文學似有不解之緣。翻開中外文學史,我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而又令人深思的現象,很多優秀文學作品的誕生,都與女性直接相關聯。在中國古代文學浩如煙海的作家與作品中,不少名家的作品都與女性有這樣或那樣的聯繫,有些人們比較了解,有些則較少為普通讀者知悉。閱讀這些作品,從中管窺中國古代文人有代表性的幾種女性意識,我們不僅可以看出作家的志趣情操,還可以加深對生活的感悟認識。

  中國古代文學奉詩文為正宗,視小說為雕蟲末技,致使一些文人寫下小說后都不敢署具真名,因而造成不少優秀小說(如《金瓶梅》)至今連作者是誰,學術界都無法有定論;文人彰顯才華的領域幾乎盡在詩文,尤其是詩歌。一部中國古代文學史,普通讀者最熟悉的名詞術語往往是詩經、楚辭、唐詩、宋詞和元曲。中國古代關於詩詞的理論也遠遠多餘其它文學品種,其中最廣為人知的可能就是「詩言志,歌詠言」了。應該說,這個立論對絕大多數作家作品都有程度深淺不一的說服力,但是,針對個別作家,有時甚至是大家名家,如果用「詩言志,歌詠言」來透視他們的女性意識,卻難免讓人感到有一種深重的困惑和遺憾。

  

  白居易是中國文學史上倍受推崇的著名現實主義詩人,他的很多作品如《賣碳翁》《觀刈麥》《上陽白髮人》等,不僅深刻反映了當時的民生疾苦,流露出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而且為民請命的思想也非常突出。即使後來貶官江州,他也為中國文學史留下了千古傳誦的名篇《琵琶行》,讓後人在吟詠「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傷感中,深切體驗到詩人對底層婦女的悲憫之情。但是,普通讀者哪裡知道,同樣是這個人,左手在寫《琵琶行》《長恨歌》,右手則寫出了《追歡偶作》這樣惡俗的詩作:

  追歡逐樂少閑時,補帖平生得事遲。

  何處花開曾后看,誰家酒熟不先知。

  石樓月下吹蘆管,金谷風前舞柳枝。

  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

  樂天一過難知分,猶自咨嗟兩鬢絲。

  此詩載顧學頡校點本《白居易集》(中華書局1999版)卷三十四。白居易作此詩時,年已六十七歲,看到「十載春啼變鶯舌,三嫌老丑換蛾眉」這樣的句子,我們真是難以想象,對因「暮去朝來顏色故」「老大嫁作商人婦」的琵琶女流淚最多的江州司馬,竟然會在年近耄耋的晚年還戀戀不忘狎玩女妓,而且所換之「妓」還必須是青春少女。看到這裡,普通讀者可能要問,這可信嗎?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其實,翻開中國古代文學史,隨處可見文人墨客狎妓吟詩作畫的史實軼事。「妓」在中國古代特定的人文背景中,並不完全等同於今之「娼妓」,她更多的是指「樂妓」,除去有「以色事人」的成分外,更多的時候還是「以藝事人」。「妓」在中國古代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里,不僅是宮廷和王公貴族之家必備的「基礎設施」,也是很多文人墨客如影隨形的「生活必需品」。在古代,尤其是漢魏以前,玩妓風尚頗為興盛。裴松之《三國志注》引《文士傳》記當時風尚曾云:「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流風所至,一直影響到唐宋元明清,不僅蘇軾有「挾妙妓謁老僧」的風流之舉,連被主流文學史譽為「我國戲劇史上偉大作家」,寫下《竇娥冤》的關漢卿也毫不掩飾自己對女色的喜愛。在《南呂·一枝花·不伏老》散曲中,關漢卿就公開表白:

  我是個普天下郎君領袖,蓋世界浪子班頭。願朱顏不改常依舊。花中消遣,酒內忘憂。

  由此看來,白居易有狎妓偏好其實也並不為奇,但讓人深感遺憾的是,我們從他的《追歡偶作》中,所見的詩人形象更多的是個「好色之徒」,其所流露的女性意識顯然極為低俗,所以作家舒蕪才會在《偉大詩人的不偉大一面》中意氣用事地罵他是「老流氓」「老淫棍」(《讀書》1997年第3期)。

  漫議中國古代文人墨客的女性意識,柳永是必須要提及的一個人。柳永原名三變,字耆卿,在北宋眾多著名詞人中,他是官職最低的一位,而其眾多作品又最貼近歌妓生活。柳永有才,但懷才不遇,起因都是他那首著名的《鶴衝天》:

  黃金榜上,偶失龍頭望。明代暫遺賢,如何向?未遂風雲便,爭不恣狂盪,何須論得喪。才子詞人,自是白衣卿相。 煙花巷陌,依約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尋訪。且恁偎紅倚翠,風流事、平生暢。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

  柳永當時名氣很大,年少氣盛頗有些浪子作風,因為熟悉許多歌妓並為之填了不少詞,所以當有人在皇帝面前舉薦他時,宋仁宗因讀過《鶴衝天》,惱恨詞中有「忍把浮名,換了淺斟低唱」,遂批了四個字:「且填詞去!」柳永受此打擊,無奈中只好以「奉旨填詞柳三變」自嘲,從此專力寫詞。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變故,有時往往能促使作家詩人的作品更貼近生活真實,思想內涵更深刻。柳永也不例外,因為他長期在「煙花巷陌」流連忘返,將「偎紅倚翠」的生活視為人生快意的一種依託,所以很多詞作對歌妓生活都有精彩的狀寫,並能真實反映她們的所思所想和喜怒哀樂。柳永的詞在當時被這些歌妓廣泛傳唱,致使「凡有井水處即能唱柳詞」。 無論世人對柳永詞作產的背景怎樣分析,一個毋庸諱言的事實是,柳永同情這些歌妓,對她們有真情,所以詞中的女性意識是最為人性化的,其作品被人廣泛稱道自然就不足為奇:

  才過笄年,初綰雲鬟,便學歌舞。 席上尊前,王孫隨分相許。 算等閑、酬一笑,便千金慵覷。 常只恐、容易蕣華偷換,光陰虛度。

  已受君恩顧,好與花為主。 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歸去。 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

  ——《迷仙引》

  寒蟬凄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噎。念去去、千里煙波,暮靄沉沉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更與何人說!

  ——《雨霖鈴》

  柳永死後,由「群妓合金葬之」,也足可看出那些歌樓舞妓對他的深切哀憐與懷念。

  文人的女性意識在很多時候是最能體現其人格高下的一把尺子。與柳永同時的蘇軾,也和歌妓有較多來往。在杭州時,蘇軾有一天與朋友相約逛廟,因為他與廟裡的老僧交厚,所以他很想把與之同行的歌妓帶進廟破壞老僧的清規戒律。當他帶著那個歌妓向老方丈敬拜時,後者自然有些不悅。性情曠放淘氣的蘇軾故意視而不見,反請老方丈把頌經時的木魚木槌借給歌女一用。還笑道:「若大師肯如此,余將作詩謝罪。」結果,才思敏捷的蘇軾即賦小調讓歌女唱:

  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借君拍板與門槌,我也逢場作戲莫相疑。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皺眉,卻愁彌勒下生遲,不見阿婆三五少年時。

  由於小調詼諧有趣,持法甚嚴的老方丈也禁不住大笑起來。

  在中國古代文人中,用林語堂的話說:蘇軾「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詼諧愛開玩笑的人。」(林語堂《蘇東坡傳·序》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版)像蘇軾這樣的中國古代文人,對女性的尊敬是很有代表性的,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品性,因此,無論宦海沉浮,胸懷率性坦蕩的他都不會染上絲毫輕浮的紈絝習氣。讀他以女性為題材的那些作品,我們再冷酷的心都是忍不住要為之心顫的: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 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江城子》

  我們都知道這是一首悼亡詞,但是,能如此沉痛真切地寫出對亡妻永難忘懷的真摯情感和深沉憶念,在中國古代文學史汗牛充棟的詩歌作品中卻並不多見。縱觀蘇軾不平凡的一生,他的女性意識和他的人格魅力一樣,都很難被挑剔。如果將他與柳永對照,還會發現:柳永是因為一生潦倒而對女性多真誠相待,而蘇軾則無論宦海沉浮盡皆如此。

  明清時期,小說在中國文壇終於蔚為大觀。不僅有以四大名著為代表的眾多長篇小說,還有以《三言兩拍》和《聊齋志異》為代表的一大批話本小說和文言短篇。與詩詞相比,小說這種文學樣式表達主題的方式比較含蓄和複雜,加上創作意圖和客觀效果常有分離相悖的情況,致使作家情感的傾向有時較難把握。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揣摩小說中人物形象的刻畫,故事情節的安排設置,細節的選擇和描寫,我們還是能夠從中比較清晰地觸摸到作家情感的脈搏。例如以《浪史》《肉蒲團》為代表的一大批明清色情小說,儘管這些世俗文人都將自己的真名實姓隱去了,但通過他們在小說中對所謂性愛場面誇張到近似荒誕的描寫,其女性意識的粗俗陰暗還真可謂「躍然紙上」。流風所及,以至像《金瓶梅》這樣深刻揭示社會矛盾的優秀作品,寫到西門慶與女人的淫亂時,作者都有一種「津津有味」的興奮感——若非如此,蘭陵笑笑生怎麼會在寫到那些性愛場面時,常常情不自禁地要用大段大段的詩詞來為其「潤色」呢?

  古代中國文人女性意識的差異是很明顯的,「文如其人」雖然有些時候不能完全說明問題,但至少能從文人的作品中看出些端倪。一般說來,陰暗惡俗和健康向上這兩類,我們還是易於分辨。在《紅樓夢》《聊齋志異》《鏡花緣》等小說中,我們就很清楚地看到,中國古代文人也有積極謳歌女性聰慧美麗的優秀作品。

  在《紅樓夢》中出現的眾多女性,幾乎都是讓人充滿欣賞、愛憐或惋惜的女子。與四大家族的眾多男人相比,曹雪芹對她們傾注的感情顯然是肯定和讚賞成分居多,林黛玉、晴雯、鴛鴦等人不說了,就是對寶釵、王熙鳳這類人物,作者在非議揭露他們的一些所作所為時,其實某種程度上也流露出對她們學識才幹的欣賞,甚至還有些憫其不幸。《聊齋志異》中為人悉知的很多人鬼相戀的故事,如《嬰寧》《蓮香》《小謝》《香玉》等,篇中的女性雖為妖狐等鬼魅,但無一不心地善良痴情愛情,讓人心馳神往。《鏡花緣》的藝術價值雖不如《紅樓夢》和《聊齋志異》,但作者李汝珍的女性意識顯然是值得稱道的,書中要求提高婦女地位的主題思想十分突出,甚至連封建史家、文人普遍否定的武則天,作者對她提高婦女地位的德政也予讚揚。

  以上泛泛對中國古代文人女性意識的隨筆,只不過是一些讀書淺見而已。人都是立體的,作家詩人也不例外,情感在作品中的流露,可能也並不盡如筆者所言,所以上述分析難免有削足適履之嫌。但是,通過對具體作品的認真解讀分析,我們肯定能觸摸到作家對待人事的情感脈搏。例如《西遊記》對女性有偏見就是比較明顯的,從白骨精開始,吳承恩寫了多少女鬼啊!如果與《聊齋志異》相對照,吳承恩與蒲松齡的女性意識不是太懸殊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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