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斯大林和他的「騎士們」

　　撰文：Yoram Gorlizki

　　翻譯：陶小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我們是「喝牛奶的人」，做了許多年斯大林副手的莫洛托夫這樣形容斯大林的核心集團。 「列寧之後，沒有人做到斯大林所做事情的十分之一。」在莫洛托夫看來，列寧死後，是斯大林的組織能力，他的勇氣，再加上他的狡黠拯救了布爾什維克革命。另一些人則持不同的看法。無論對他有何種看法，斯大林之所以能夠對人產生吸引，部分來自於以下這種鮮明的對比（尤其是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一邊是圍繞他組成的小圈子裡溫暖、友愛、親昵的氛圍，而外面的世界則常常很殘酷；另一邊是對那些不信服他的曾經的朋友和同志，他會從容不迫地將他們一個個處死。斯大林拔除異己起來很有一套。「必須端掉李可夫和他的團伙，但是目前這件事你知我知就好了。」他在1929年對莫洛托夫若有所思地這樣說道。根據不同的時間表，「李可夫團伙」的成員被一個接一個整肅。「毫無疑問的是，這種循序漸進的方法源自於斯大林的謹慎，」希拉·菲茨帕特里克（Sheila Fitzpatrick）在《斯大林的隨從們：蘇聯政治中的危險歲月》（On Stalin』s: Team The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in Soviet Politics）中指出，「同時它還帶有某種虐待狂的味道：那些被打倒的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不知道自己會有怎樣的結局，他們為之遭受了很大的精神上的痛苦，他們乞求得到寬恕、官復原職......直到他們最終被徹底拋棄，有些人經此過程后變成了語無倫次的精神錯亂者。」

　　在過去二十多年裡的檔案和回憶錄中，大多數所揭露的事情常常證實了我們已經知道的關於斯大林的事情，但它也表明，我們可能一直以來都問錯了問題。目前存在爭議的問題並非斯大林是否是一個「軟弱的領導人」，或者他是否是一個「只會在事件發生以後才有反應」之人。他的政府所做的一系列重大決策——農村集體化，大清洗以及加快冷戰節奏——幾乎完全是他的個人決定。但是這樣的觀察提出了其他問題。他的目標是什麼？他的行為邏輯是什麼？為什麼他選擇以這樣的方式來統治？近年來，有一個問題令歷史學家們感到煩惱不已：為什麼他更傾向於通過集體來進行統治——這是斯大林與希特勒之間的一個很大的區別。如果斯大林有無上權力，那麼為什麼他會召集一個完全有可能聯合起來對付他的「統治集團」？

　　這個問題有三種可能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是，斯大林非常相信「集體責任」這個說法，特別是在殺人的問題上。很多年後有人問莫洛托夫，赫魯曉夫這個最重要的「去斯大林化分子」有沒有在死刑名單上簽名，莫洛托夫非常尖刻地回答道：「他當然簽了。否則，他不會被提拔的。沒有哪個聰明人看不到這一點。」

　　第二個答案，斯大林對政策的細節和政府的系統非常著迷——這是他和希特勒又一個很大的差別。他經常和那些最重要的政府部門負責人接觸，因為他能從這些人那裡問出話來，如此他就可以了解民間的真實情況。

　　第三個答案是，斯大林在他的妻子1932年自殺以後極度寂寞，蘇聯的統治集團同時也成了他的社交圈子，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更是如此。

　　菲茨帕特里克把斯大林的核心團體看成一個社會群體。她不僅在書里描繪了蘇聯的主要領導人以及他們的妻子、孩子的情況，而且我們還能夠了解到這些人之間的友誼和競爭，他們是如何開始與某人交好又如何決裂，與他們交好或決裂的人又是些什麼人？他們是怎麼社交的？另外，斯大林死後，這些人的命運如何？（這是個非常讓人感興趣的問題）。這裡面的大多數人都是憑藉自己的能力成了知名的公眾人物，有些人還在民間得到了一些崇拜者。節日遊行上斯大林的巨型畫像四周環繞著他的「戰友們」的小一些的畫像。在新的蘇聯民間故事中的民謠和詩歌里，他們都是斯大林「王子」的「騎士」 。許多有一定規模的省級城市是以他們的名字命名的。

　　

　　希拉·菲茨帕特里克

　　這些人是誰？斯大林通過進行一系列密謀和鎮壓活動（這些是他最擅長的事情）贏得了他們對自己的忠誠。比如，在內戰期間，他和克里門特·伏羅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在察里津（後來的斯大林格勒）聯手參與了一場粉碎「反革命陰謀」事件（對未來發生的事情的某種預熱），然後又和捲入了一場與托洛茨基的鬥爭中，後來二人輸給了托洛茨基（對此斯大林永遠不會忘記）。其他如米高揚、拉扎爾·卡岡諾維奇（Lazar Kaganovich）和謝爾戈·奧爾忠尼啟則（Sergo Ordzhonikidze）是斯大林參與的絕大多數是地方派系鬥爭的重要支持者。安德烈·安德列夫（Andrien Andreev）、瓦勒良·古比雪夫（Valerian Kuibyshev）、揚·魯祖塔克（Jan Rudzutak）和莫洛托夫則是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中堅分子，而斯大林自1922年起便擔任總書記的職位。他們在20世紀20年代一直在與左、右翼以及聯合的反對派領袖鬥爭，跟這些人比較起來，他們這個群體的無產階級色彩更明顯；另外，他們受到的教育程度較低，他們也沒有去過太多地方。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在歐洲生活過，沒有人會說任何一門外語。他們對俄國知識分子的憎惡由來已久，而那種認為他們是「鄉巴佬」的看法讓他們愈加憎惡起俄國知識分子來，這種惡感在之後的30年裡多次爆發。

　　在菲茨帕特里克描述的這些人中，當屬對莫洛托夫的描述最為生動。人們常常說，他最不可能成為革命者。 「莫洛托夫戴著一副夾鼻眼鏡，留著整潔的小鬍子，他看上去並不像一個革命者，哪怕是他年輕的時候也不像。」莫洛托夫成長於蘇共黨組織中，托洛茨基曾經說過一句著名的嘲諷他的話，稱他是一個「沒有靈魂的黨內官僚」。他頑強、勤奮，處變不驚，他是20世紀20年代斯大林身邊的人中最忠誠者，他也因此獲得了斯大林的信任。這種信任表現在：斯大林堅持讓莫洛托夫來領導那些在農村開展的最重要的任務；斯大林不在莫斯科時，他會將工作交給莫洛托夫來負責。這種信任給我們帶來的好處是：斯大林在寫給莫洛托夫的信件中所表現出的坦率令人驚訝。這批信件的英文版於1995年首次出版，這是了解斯大林的思想和性格最有價值的新材料之一。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

　　「從來沒有人認為他是一個有魅力的人，」菲茨帕特里克這樣寫莫洛托夫，「但如果你看到他在30年裡所表現出的固執和毅力后，你會不禁開始欽佩起他的忍受能力來——他不但可以承受工作壓力，還能夠忍受自己被傷害。」在大清洗中，當人們遭到的迫害愈演愈烈時，莫洛托夫眼睜睜地看著自己的朋友和家屬一個個消失，這其中包括他的德語老師，他女兒的德國保姆以及他的四個副手。他的辦公室負責人A.M.莫吉里尼（A.M. Mogilny）在被逮捕以後被迫作對莫洛托夫不利的證詞，後來他從蘇聯內務人民委員會的升降機井道跳下，以這種方式行使了自己的「沉默權」。但是，在這麼多被逮捕的人中間，對莫洛托夫產生最持久影響的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亞歷山大·阿羅謝夫（Alexander Arosev）的被捕——6個月後，阿羅謝夫被處決。莫洛托夫的「忍受力」與斯大林統治集團中另外一名成員奧爾忠尼啟則形成鮮明反差；先是奧爾忠尼啟則的副手被處決，之後，就在他主管的重工業軍需處的幹部受到大清洗波及前夕，奧爾忠尼啟則終於無力再支撐，自殺身亡。

　　和許多「克里姆林宮裡的太太們」一樣，莫洛托夫的配偶波林娜·熱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是猶太人，但和其他人的太太不一樣的是，波林娜可以參加克里姆林宮的招待會，後來她成為了蘇聯香水行業的締造者，還擔任了漁業人民委員，擁有十分耀眼的職業生涯。1939年，她被派往遠東，她在莫斯科的許多同事和親信被逮捕，並向內務人民委員會提供了她的犯罪證據。這次與內務人民委員會的衝突只是讓她受到了降級處分，但到了20世紀40年代末，她被認為與著名猶太演員、蘇聯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領袖所羅門·米霍埃爾斯（Solomon Mikhoels）交往過密；此外，據說她曾經當著新近出任以色列駐莫斯科公使的梅厄夫人的面，用意第緒語稱自己是「猶太人民的女兒」。莫洛托夫後來回憶說：「斯大林在中央委員會找到我，然後對我說： 『你需要和你妻子離婚！』」熱姆丘任娜對此的反應是：「如果這是黨的要求，我們就應該離婚。」但斯大林仍然不滿意。後來蘇共針對將熱姆丘任娜開除出黨（這是她被捕前的最後階段）的決定舉行了表決，倒霉的莫洛托夫投了棄權票，斯大林堅持讓莫洛托夫寫一封措辭恭順、卑微的信撤回之前投的棄權票，然後斯大林又將這封信交由統治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傳閱。

　　對於俄國內戰在布爾什維克文化中起到的作用，菲茨帕特里克一直是最有洞見的觀察者之一。例如，她指出了那種非正式的軍事裝扮（束帶上衣和高筒靴）如何在蘇聯的統治集團中流行了那麼多年；另外還指出這些領導人為何「喜歡用准軍事語調下達命令，聽起來粗暴、蠻橫，時而惡語相向。」菲茨帕特里克寫道，「布爾什維克黨稱自己為工人的政黨，但在20世紀20年代，它也是內戰老兵的政黨。」內戰期間在南部戰線建立起密切關係的不僅有斯大林和伏羅希洛夫，還有奧爾忠尼啟則、米高揚、基洛夫和古比雪夫。在農業集體化和工業建設的鼎盛時期，如莫洛托夫、米高揚、卡岡諾維奇和奧爾忠尼啟則這些斯大林的核心團體中的成員在全國各地四處奔波，「一直在路上，進行各種鬥爭（時而放幾把火）……每天都把地方上進行的農業集體化以及工業建設的情況向莫斯科報告」，在這個時候，他們都會回憶起自己在內戰中度過的那些光輝歲月。

　　菲茨帕特里克還有一個為人所知的地方在於，她著重寫到了大清洗的受益者：頂替了那些大清洗受害者位置的、第一代完全接受蘇聯教育的年輕人。不過，我們現在站到他們在政治局的贊助人的角度來看這些新人，他們的贊助人十分欣然地挑選出這些年輕人中的佼佼者（他們經常是在一些工程學校里直接篩選），然後將其培養成各個政府部門的部長、副部長。這一批新人令他們感到自豪，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來說則更是如此；與這些年輕人在一起時，斯大林表現出了自己的最佳狀態：「這時候的斯大林表現得智慧、仁慈，他很樂意講一個笑話、說一段不那麼正式的話來讓他們放鬆下來。」

　　這本書最有意思的地方之一是關於群體規範的形成過程。例如，有這樣一個非正式規則，該規則規定，不得代親友向安全部門說情。米高揚的兩個最小的兒子因與所謂的「克里姆林宮學生案」（兩名學生在克林姆林宮不遠處的橋上被射殺）有關聯，他看著他們進入盧比揚卡大樓（蘇聯安全部門）消失不見，卻什麼也沒做，因為他知道任何干預都是毫無意義的。加里寧（Mikhail Kalinin）的妻子被逮捕時，他也是什麼都沒做（加里寧是名義上的國家元首）：「他知道代表家人求情徒勞無益，於是他就耐心等待時機的到來：六年後，眼看戰爭即將勝利結束，在一場他認為自己可能無法活著回來的軍事行動開始前夕，他給斯大林寫了一封簡訊，希望能夠特赦他妻子，信里沒有長篇大論，也沒有大講道理。」

　　發生在斯大林本人身上的奇異事件最耐人尋味。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問斯大林是否可以幫助他被囚禁的親人，據說斯大林的回答是：「我能為他們做什麼呢，格奧爾基？我所有的親戚也都在監獄里呢！」其實，在斯大林的隨從人員中，被殺的人數不比其他人少，也許更多。其中尤其令人費解的是阿遼沙·斯瓦尼澤（Alyosha Svanidze）的遭遇：他於1937年被抓，4年後被槍決。阿遼沙·斯瓦尼澤是斯大林的內兄，但是他也是基洛夫被暗殺以後斯大林最親密的朋友。他經常為陪斯大林而在斯大林的鄉間別墅過夜。如果斯大林想救他，肯定可以救他一命，那麼他為何一直謊稱自己救不了他呢？菲茨帕特里克認為，斯大林「在遵守不成文的革命榮譽原則中的一條，即：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於革命利益。斯大林極為珍視這條準則。」她認為，如果我們把斯大林看作一個團體中的一員，而非一個無所不能的獨裁者，上面的說法是有道理的。「如果讓團體里的其他人看到了他救自己人，而不管其他人死活，這會嚴重損害到他的道德權威。」

　　毫無疑問，這一條準則最早來自於斯大林；其它的則由其餘成員制定。隨著斯大林日益衰老，其他人知道，內部發生的相互攻擊可能會讓斯大林產生新的懷疑，統治集團內部本來就岌岌可危的平衡便會被打破，於是他們達成了一個非正式的「團結約定」，不要去說或者做任何會讓斯大林發怒的事情。最好的例子便是，他們做出了保護米高揚和莫洛托夫這兩位老同志的決定；到了1940年代後期，斯大林對這兩人的疑心越來越大，於是不想讓他們參加政治局的非正式會議。斯大林不會通知米高揚和莫洛托夫參加這些會議，但其他人卻會通知他們二位，於是他們也都會正常出席。

　　菲茨帕特里克認為，這種變化為我們如何看待斯大林增加了一個重要維度。直到這種變化發生之前，斯大林行使其作為領袖的權力的最重要的一個方式便是：他有能力通過控制誰可以加入這個團體、誰不可以加入來把這個團體塑造成自己想要的樣子：「過去，斯大林始終牢牢把握住將他不信任的人排除在核心團體之外的權力，他經常組成五人、七人小組取代正式的政治局。現在，他似乎即將失去這個權力。」菲茨帕特里克應當對這一點做更多闡述。這個核心集體中的大多數成員已經相識了幾十年，相互之間已經如此熟識的他們似乎很有可能早已達成了非正式的諒解。關於這個問題菲茨帕特里克在書中零零散散地有所論及，但是她沒有持續探究統治集團內部的「小團體動力學」（註：small-group dynamics，從「group dynamics」這個概念而來，「團體動力學」討論的是團體成員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所以，我們並不清楚團體禮節隨著時間的遷移發生了什麼改變。菲茨帕特里克對統治集團內部稱謂方式的改變做了不少論述。「早年間，團體內部大多數人稱斯大林為 『你』，他們彼此之間也互稱「你」，大家之間的默契是：斯大林和所有人平等，他只是排第一個而已。但是，他其實比所有人地位更高這個現實日益明顯；到了戰後時期，只有幾個老資格仍然稱斯大林為 『你』。」對群體規範的密切關注可以讓我們了解這個核心團體是怎樣隨著時間而逐漸演變的——例如，20世紀30年代末期，核心團體里的這些人對資歷的態度因貝利亞、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這些比較年輕的領導人的加入而發生了變化，我們可以通過這種態度上發生的變化來了解這個團體的變化。

　　書中最新穎的部分是寫后斯大林時代統治集團是如何表現的這一章。從菲茨帕特里克的書里，我們能看到，在向後斯大林時代過渡的過程中，這個團體進行了很有效的管理，不僅保持了穩定，甚至還開啟了大量改革工作。依據近年來的學術研究思路，她認為，他們之所以能夠做到這一點，正是因為他們早已在獨裁者的統治之下聯合了起來。

　　斯大林去世后的幾個月里，克里姆林宮裡異常忙碌，菲茨帕特里克在書中運用了高超的技巧將諸多政策逐一理清，記錄下了那些瞬息萬變的盟友關係，另外她還將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的相互攻訐一層層剝開，讓讀者看到具體都發生了什麼——在這場去斯大林化的戰爭中，這些相互攻訐很快成了政治鬥爭的工具。在這場相互攻訐中，聲譽受到最大損害的是警察局長拉夫連季·貝利亞，他成了所有人最先針對的對象；但是，如菲茨帕特里克在書中所展示，貝利亞並非十惡不赦：「斯大林葬禮當天是莫洛托夫63歲生日，兩天後，貝利亞給他送了一個生日禮物：如同一個魔術師從帽子里抓出兔子一般，他把熱姆丘任娜「變了出來」——他當天下令將在哈薩克流亡的熱姆丘任娜接了回來。但是，一向冷漠的莫洛托夫不會因為貝利亞的這個舉動就心慈手軟，尤其是不久之後，他便和貝利亞就外交政策問題發生了衝突。當赫魯曉夫提出解除貝利亞的職務時，莫洛托夫回答道：「僅僅只是解除職務？」言談間暗示要對其採取更嚴厲的懲治。

　　

　　貝利亞

　　貝利亞後來被處決了，但在未來幾年中，這個統治集團中的其他成員在被推翻后所受到的懲罰要輕許多。莫洛托夫被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開除，另外，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被改回以前的名字彼爾姆（Perm）。但莫洛托夫仍然無法放棄他以前的一些做事的派頭。他在被任命為駐蒙古大使以後，他「以其一貫的一絲不苟沉著應戰......他受到了蒙古人的盛宴款待，他們為身邊有這樣一個著名的人而自豪。」「200％的斯大林主義者」拉扎爾·卡岡諾維奇後來在烏拉爾地區的一個叫Azbest的工業城市當了一個化工廠的負責人，每當他遇到問題，他的第一反應仍然是去捉拿「搞破壞者」。

　　斯大林死後，斯大林統治集團成員的孩子們也紛紛自立。這些蘇聯的領導人非常不想讓自己的孩子跟政治靠得太近，同時他們很希望孩子們能夠獲得自己所沒有的教育、文化以及精明練達的氣度。這些孩子里大多數是大學畢業生，有的有博士學位。莫洛托夫的女兒說的一口流利的法語，米高揚、貝利亞和日丹諾夫的兒子會說德語，赫魯曉夫、馬林科夫的兒子和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則學習英語。二戰結束后，同盟國曾經在蘇聯的一些上層社會圈子裡派發過一些俄文雜誌，這些孩子從這些雜誌里了解到了外面的世界，他們在愛上美國的蘇聯戰後一代人中屬於出生比較早的。斯大林死後，孩子們開始與父母爭辯。斯維特蘭娜在20世紀60年代曾經去過莫洛托夫的家裡做客，熱姆丘任娜對她說：「你父親是個天才。他摧毀了國內的第五縱隊，等到戰爭打響的時候，黨和人民團結一心。」莫洛托夫的女兒和她丈夫感到很是尷尬，二人「低頭看著自己的盤子」。斯維特蘭娜當時的朋友里有一些知識分子是准異議者，在她眼裡，莫洛托夫夫婦「如同恐龍般古老」。

　　

　　On Stalin』s Team: The Years of Living Dangerously in Soviet Politics by Sheila Fitzpatrick

　　Princeton, 384 pp, £24.95, September 2015, ISBN 978 0 691 14533 4

　　Yoram Gorlizki 任教於曼徹斯特大學，他的關於蘇聯的忠誠與鎮壓的新著 「Sub-State Dictatorship」 將於明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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