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類靠鈔票，體能類靠吃藥：不為人知的中國體育黑歷史

　　林夕 有病要讀書

　　

　　沒有人否認，中國人在奧運會上獲得金牌是很榮耀、很興奮的事情，對於振奮民族精神、增加中國作為體育大國乃至世界強國的自豪感，可謂意義重大。

　　不過，金牌是有成本的。因為中國的競技體育一直實行傳統計劃經濟框架下的舉國體制，所以，金牌投入主要依靠納稅人的錢，依賴國家資源。

　　舉國體制著眼於層層選拔、封閉培養專業運動員，在佔用了大量資金后無法對大眾體育形成帶動力，這就是為什麼國家得那麼多金牌，國人還是不運動的原因，因為沒地方運動，沒宣傳，沒普及，錢都拿去投資金牌了。

　　國家培養的金牌選手們可成為各種商品的形象代理，但巨額現金收益主要屬於運動員個人及其教練團隊，所屬機構或有機會利益均沾，總之得利的就那麼一部分人。

　　少部分還可能會成為未來訓練補充資金，但經濟上回報出資人的可能性等於零，不要問出資人是誰，是納稅人，是你，是你，是你。

　　廣大公眾的興奮和讚歎成了奪金的主要收益，而金牌達到一定的量則興奮感必然降低，體現為令人遺憾的邊際收益急劇下降。

　　可這投資產生的邊際成本卻亦常嚴重，因為金牌就那麼幾個，全國專業運動員那麼多，還包括歷屆退役的。專業的非人訓練，幾乎每個退役的運動員都是一身傷病。又沒有一個合理的退役安排工作生活，舉重冠軍只能當門衛，柔道冠軍只能去搓澡。 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一點都不過分。

　　

　　（鄒春蘭）

　　舉國體制下，過分的強調體育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功能，而忽視了體育文化中必須共同遵守的體育精神和體育道德，就幾乎成了必然。

　　比如為了體現國際主義精神，我們有意輸給兄弟國家的運動員，如朝鮮、阿爾巴尼亞。

　　為了體現「友誼第一，比賽第二」，中國運動員拒絕與印度比賽，抗議印度分裂巴基斯坦的軍事入侵。

　　

　　為了落實「一致對外」，在排兵布陣時，就形成了一些有關讓球的潛規則，這些潛規則雖擺不到桌面上，卻是絕對不可逾越的家規。

　　這條家規的穿幫始於何智麗的一次抗命。

　　1987年第39屆世乒賽在新德里舉行，女子單打八分之一的比賽是何智麗對陳靜，第一局二人真刀真槍實打，陳靜獲勝，但這時教練組突然要求陳靜讓球給何智麗，陳靜服從了。

　　在半決賽前，何智麗接到了教練組的讓球的要求，但她拒絕讓球並且在沒有事先知會隊友和教練組的情況下，以2∶1反敗為勝擊敗了本來準備好接受讓球的隊友焦志敏而闖入決賽，此事引起軒然大波，雖然後來何智麗奪取了冠軍，但因為犯了國家乒乓球隊的大忌，受到嚴厲的指責和處罰。

　　1989年何智麗宣布退役，嫁到日本，婚後從夫姓改名為小山智麗。1992年復出，由她的丈夫擔任陪練。1994年亞運會上，她先後擊敗前奧運會冠軍中國台灣的陳靜、中國的喬紅和世界冠軍鄧亞萍，奪得乒乓球女子單打冠軍，為日本升起了國旗，因此被中國觀眾和球迷稱為漢奸、賣國賊，受到眾口一詞的斥責。小山智麗從此消聲滅跡。

　　第二年在漢城奧運會上，焦志敏在半決賽中奉命讓球給李惠芬，這是她第四次領命讓球，她極度痛苦，毅然決然退役。

　　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會，曾任國家乒乓女隊總教練的張燮林公開宣布這條讓球陋規已被廢止。

　　翻閱有關乒乓球隊讓球事件的資料，真是花樣百出，慘不忍睹，有時到了比賽現場還在爭吵，還在討價還價，一位傳記作家稱「簡直把中國乒乓球隊變成了小菜場」。

　　在這一時期，競技體育中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作弊行為就是運動員身份造假，較為普遍的現象是更改年齡。

　　篡改運動員年齡給中國體育帶來的後果很嚴重，在青少年業餘比賽中年齡糾紛不斷，舉辦者沒有能力一一查清，以大打小的現象嚴重打擊了老實人的積極性，因此，全國青少年運動會只舉辦了一屆就夭折了。很多運動項目出現的成人運動員「早衰」現象，其真實原因也是運動員的實際生理年齡與虛報的年齡形成的差距造成的。

　　多數運動項目是將年齡改小，而個別項目是要改大的。國際體操聯合會為了保護女運動員的身心健康，不過早地去做高難動作，規定不達到16歲不得參加國際比賽。一些「聰明」的教練開始打運動員年齡的主意。這一現象始終是國際體操界對中國存疑的問題。

　　在北京奧運會上就有許多國家的體操隊教練對楊雲、何可欣、江鈺源等女運動員的年齡提出質疑，時任美國體操隊教練的貝拉-卡洛里明確表示，「很明顯，中國體操運動員都還是小孩兒」。國際體聯對這些運動員的出生記錄進行多方調查，但中方做到了滴水不漏。

　　

　　但是，也有百密一疏的時候。女運動員董芳霄在1999年體操世錦賽，為中國隊拿到團體銅牌，她個人名列全能第六。她當時參賽的報名出生時間是1983年1月20日，而到2008年參加北京奧運會時報的出生年月則是1986年1月23日。沒想到的是，時隔近10年，國際體聯還一直跟蹤著這件事，使她露出了馬腳。國際體聯宣布取消了董在悉尼奧運會上取得的所有成績，並要求國際奧委會決定是否取消中國隊的獎牌。

　　此事發生后，中國體操協會發表的聲明說，這是她的「個人行為」所致。奧運冠軍也逃脫不了「臨時工」的命運，1999年的董芳霄僅有13歲，還是一個沒有獨立行為能力的孩子啊。

　　

　　（董芳霄）

　　對競技體育危害至深，對國家榮譽損害最大的莫過於濫用興奮劑，而當這種極度違背體育精神的行為披上華麗的政治外衣時則具有極大的欺騙性。中國開始有組織地普遍使用違禁藥物始於20世紀80年代初，那時體育界流行的幾句話是「查出來是興奮劑，查不出來是高科技」，「查出來的是狗熊，沒查出來的是英雄」，「技能類項目靠鈔票，體能類項目靠吃藥」。

　　

　　《袁偉民與體壇風雲》一書中在追述中國濫用興奮劑的起始過程時這樣寫道，當時有「假如對提高運動成績有利，假如對運動員身體無害，假如在國際上不被人查出來，使用它(指興奮劑)是可以的——這句話後來被概括為『興奮劑使用三原則』：有用、無害、查不出來」。

　　1994年廣島亞運會上，中國體育代表團共有11人(其中7人為游泳隊隊員)被查出服用興奮劑。呂彬、楊愛華、熊國鳴等著名選手被禁賽，這也是迄今為止中國體壇影響最惡劣、波及面最廣的興奮劑事件。

　　1998年在澳大利亞珀斯舉行游泳世錦賽，中國運動員原媛負責攜帶全隊使用的13瓶生長激素在悉尼機場入關時被發現，澳大利亞方面將其驅逐出境，該員受到停賽4年的嚴懲。同隊的4名中國運動員為遮蓋已服藥物，使用了利尿劑氨苯蝶啶，但利尿劑同為興奮劑，在賽前的葯檢中被檢出呈陽性。此後國家游泳隊總教練周明被罰終身禁賽。

　　

　　之後，一批游泳運動員被反興奮劑國際組織相繼查出非法服藥。著名游泳運動員羅雪娟指著泳池憤怒地說：「這池水是髒的!」

　　濫用興奮劑的事件還蔓延到鐵人三項、競走、短跑、自行車、柔道、舉重、賽艇等多個項目。在某屆全運會的自行車比賽的預選賽上，某省教練員叮囑他的女運動員千萬不要騎進前三名，因為進入前三名就要被葯檢。比賽時該運動員因服了葯欲罷不能，奮勇騎進了前三，快到終點時，教練員向她拚命喊話，運動員如夢方醒，不知所措，停下車，掉頭，竟然往回推，對這突如其來的中外體育史上罕見的場面，在場人員無不感到震驚。

　　90年代東北地區一支女子中長跑隊異軍突起，揚言是吃了鱉精的緣故，這一「經驗」之談搞得國內甲魚市場一時脫銷，冤死了不少甲魚，其實真正的作祟者是EPO。

　　EPO是一種能夠促進紅細胞生成的藥物。人體在缺氧時，它的補充可導致紅細胞增生。EPO作為興奮劑能促進肌肉中氧氣生成，從而使肌肉更有力量、工作時間更長，特別適用於有氧運動項目的成績迅速提升。在興奮劑檢測尚不準許取血檢驗的階段，注射EPO便成為濫用興奮劑打「時間差」的利器。

　　2000年，在甘肅多巴高原訓練基地，國家體育總局進行的內部興奮劑檢查中，這支號稱「馬家軍」的隊員中有多人被查出血檢超標，從而被取消了參加悉尼奧運會的資格，多名運動員受罰。因為此時傳出澳大利亞方面已經掌握了檢驗EPO的技術，不得不嚴加管束。為確保情況準確無誤，檢驗人員再度上山。得此消息，該隊教練員連夜下山從此失蹤。

　　

　　（連夜下山的是這位仁兄，叫馬俊仁）

　　在世界反興奮劑的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次檢驗失誤，因此用種種借口進行遮掩的並不少見（比如孫楊因心臟病而服用萬爽力的理由已經成為笑柄），但故事講得如此離奇誇張也屬有非凡想象力：2005年在第10屆全運會上，女子中長跑運動員孫英傑在1萬米決賽后，尿檢呈陽性，被處以兩年禁賽處罰。東窗事發后，孫英傑聲稱自己是在天安門廣場東北角、中山公園入口處的一個公廁撿到了一個藍布小挎包，裡面裝著一瓶飲料，不知情而喝下了裡面裝的東西，才導致尿檢呈陽性。

　　

　　（孫英傑）

　　此事後來還鬧到法庭上，其隊友於海主動「認罪」，為她脫身，稱是自己將興奮劑放到了她的食物中。此事最終演繹成一場越描越黑的鬧劇。

　　對興奮劑處罰的不公開不透明，壓制輿論對興奮劑事件的揭發披露，是造成濫用興奮劑有恃無恐的重要原因。

　　曾經寫過體育三部曲的報告文學作家趙瑜，1988年在寫了第一部《強國夢》后遭到了有組織的圍堵，羅列的罪狀之一是在興奮劑問題上「泄露了國家機密」。

　　1989年他出版《兵敗漢城》時，某份體育大報的通欄標題上竟出現了聲討他「反黨反社會主義嘴臉」的字樣。

　　1998年《馬家軍調查》出版時，這部書稿在出版社的保險櫃里塵封了多年，最後作者答應刪除了「藥物重創馬家軍」一章才得以問世。直到2014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將趙瑜的這篇長文收入他的《獨立調查啟示錄》多卷文集時，才將這一章作為「附錄」載於書後，讀了受害運動員辛酸血淚的兩萬字，才知道了這支馬家軍大起大落的真相。

　　2008年，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李海鵬在2003寫的《舉重冠軍之死》，引發了全國對舉國體製造成的邊際成本巨大的關注。

　　

　　（亞洲大力士 才力）

　　《舉重冠軍之死》主角叫才力，1985年9月他在全國首屆青運會舉重比賽中，獲得110公斤以上級冠軍，1990年第十一屆亞運會上，才力摘取了亞運冠軍，打破亞洲紀錄。

　　才力一生共獲得全國冠軍40多個，亞洲冠軍20多個，是名副其實的亞洲第一力士。2003年5月31日，由於睡眠呼吸暫停綜合症，多年受困於貧窮、不良生活習慣、超過160公斤體重的才力麻木地嘔吐著，毫無尊嚴地死了。在生前最後四年，他的工作是遼寧省體院的門衛，在他死去的當天，家裡只有300元錢。

　　

　　2011年，因一篇《全國舉重冠軍淪為搓澡工》的報道，鄒春蘭被全國人民熟知，甚至催生出了「鄒春蘭現象」這個新名詞，意味著運動員退役後生活無著的狀況，已經釀成嚴重的社會問題。搓澡工的故事還沒完，后又傳出鄒春蘭因在國家隊服役期間服用「大力補」導致無法生育的悲劇。

　　以上例子還是得過冠軍的，那些沒有得過冠軍也沒有可傲人的成績，數量龐大如恆河沙數的退役運動員呢？也許就帶著一身傷痛，無聲的湮滅於大國崛起的號角里了。

　　一個最新的例子是，中國游泳隊陳欣怡，由於事件還在發酵，沒有定論，引一下央視的新聞。

　　

　　中國奧運歷史上，此前唯一一個在奧運期間查出葯檢陽性的是1992的女排選手巫丹，據稱她服用了中藥，其中有違禁成分，因為中藥成分的不確定性，運動員和隊領導都不知情，葯檢結果一出來，當時女排主力巫丹在那屆奧運會再也沒上過場。後來申訴和審核的結果就是，判為誤服，沒有禁賽和其他處罰。但是這次的葯檢結果是比較明確的A瓶氫氯噻嗪陽性，也就是俗稱的利尿劑，利尿劑除了可以減輕體重這點外，更重要的作用是加快排泄，干擾其他禁藥的尿檢結果，這種葯幾乎不存在誤服的可能性。

　　整個奧運史就是一個完整的反興奮劑奮鬥史，而令人尷尬的是，興奮劑的研發和使用總是早於興奮劑的檢測，有些要好幾年才有相應的檢測手段。可以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倖免興奮劑的醜聞。

　　今天單獨講中國體育史，是因為，在中國的舉國體制下，運動員服用興奮劑大多數時候不是單獨的個人行為，而是有組織的團伙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