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美中國學生文化融入的挑戰

　　吳冕：一些留學生可能會無意識地放大處境的困難，而美國學校及社會並未針對國際學生的融入做好充分準備。

　　

吳冕

　　據非營利機構國際教育協會2014年發布的報告，十五年間，在美國的國際學生人數增加了72%，從1999年的514,723 到2013年的886,052。該機構數據還顯示，2015年國際生人數比2014年增長了10%，是1978年以來在美國際留學生增長幅度最大的一年， 達到974,926人。這其中雖包括了低齡留學生人數的增長，選擇本科和研究生項目的在數量上依然佔大多數。這些國際留學生在文化融入和適應上面臨不少挑戰。

　　幾年前《紐約時報》一則關於在美中國本科留學生生活的報道這樣寫道：大家在學校里自然而然地打造出一個「唐人街」，在宿舍里打麻將，吃泡麵，一整天講的都是中文。還有更糟糕的，不少中國留學生因為學術造假或者成績不及格，要麼被學校開除，要麼休學。

　　這其中有很多原因，有內在的，也有外在的。一方面，留學生家庭所塑造和影響成形的性格的方方面面，在出國前有父母的保護也許並不明顯，或者也不被當成需要改善的地方，而在國外因為環境的改變，脆弱的一面更容易暴露出來造成問題。有朋友向我表示，最應該教育的不是中國的孩子，而是中國的家長。當然並不是每個中國家長都有攀比心，但正如不少中國人都有的對身份地位名利的比較一樣，不少中國家長也對孩子的留學有功利而輕易的態度：功利地以為在國外鍍金就可以更被人看得起，輕易地忽視了孩子在國外留學的環境究竟如何。

　　另外一方面，驕傲可能是很多中國獨生子女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的特質，從小時候的小皇帝小公主就培養起來的強烈自尊心，在國外陌生的競爭環境里，很難接受「我不如人」的現實，更難接受的，可能是低頭向他人尋求幫助或者承認自己有錯誤。解決不了問題，但又覺得自己很能解決問題，或者壓根沒有覺得花太多時間打遊戲而不去認識外面世界是個問題，自然而然地給自己豎起了一堵高牆。

　　一些留學生在缺乏朋友家長幫助的情況下，遇事難以冷靜思考，可能會無意識地放大自己處境的困難，採取極端的應對方式而非解決之道，最終導致更嚴重問題的出現。

　　儘管關於過去幾十年在美國際留學生數量增加的數據數不勝數，然而作為一個高等教育的研究人員，我竟然找不到一個關於美國高校針對留學生服務的工作人員數量變化（或者持平）的數據。比如說，在數量上，美國大學國際學生事務處、事業輔導處、諮詢中心針對國際學生的行政人員，是否有所增加？在服務質量上，這些從業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的文化感知能力，為越來越多的國際留學生提供學術和行政方面的支持？

　　去年我所就讀的學校有一個印度籍研究生自殺，這位工科學生之前很優秀，參與活動也很多，可是當學業和就業壓力多又沒有疏導途徑的時候，卻令人遺憾地自尋短路。伊利諾伊香檳大學前兩年專門設立了一個職位是「融合主任」(Director of Integration)，鑒於該大學之前就有中國留學生自殺或者謀殺的消息見諸報端，我一點都不意外這樣職位的出現，只是希望這樣的融合需要更早地被人察覺。

　　2015年美國高等教育協會年會的一個講座題為「學生：作為收入來源」。面對政府財政撥款的下調，很多美國公立大學視國際留學生為「州外學生」， 和「州內學生」相比，學費可以是後者的三倍。而這些國際留學生中的大多數本科生和研究生都沒有獎學金或者其他學費資助。儘管英語非母語的留學生在學術和其他服務上需要付更多費用，這些錢卻並沒有完全花費在這些服務上。比如我所就讀的北卡州立大學，國際學生事務處過去幾年並沒有因為國際學生人數增加而增加人員支持。我可以看到辦公室的工作人員都盡最大能力幫助國際留學生，但是基於有限的財力和人力資源，對國際學生的支持還遠遠不夠。

　　參與年會的一個同事說「這其實挺悖論的，如果你用經濟學的理論來看，這些顧客花的是最高的學費，可是他們收到的服務卻是最糟糕的。如果你坐飛機，付的是最高的費用，通常可以拿到最好的座位。可是對留學美國的國際生來說，好像情況並非如此。」

　　好在和留學生打交道的工作人員也越來越體會到國際學生需要更多的支持，在行動層面上表現為一種由下而上的改變———由那些在實踐中看到困難的學校員工向領導層申請資金予以更多支持。今年在北卡州立，學校心理輔導中心的職員將一些心理諮詢宣傳資料有針對性地翻譯成六種語言（中文、印地語、法語、波斯語、韓語和阿拉伯語），並且針對留學生對心理諮詢的刻板印象和不願意尋求心理幫助的消極態度進行宣傳，希望他們可以在遇到困難時知道如何求助。可是心理諮詢中心清一色的英語輔導員本身又是另一個挑戰。文化融入將隨著越來越深的國際化步伐表現出更多樣的問題，因此需要更有前瞻性的包容態度和努力的決心。

　　如果文化涵化（或者融入）是一個雙方——遷入方和主導方——都參與的過程，那我們是不是應該看看問題的兩面？在心理諮詢中心或國際事務處工作的人員，和國際生打交道的體驗如何？在高等教育越來越全球化的年代，人們越來越重視跨文化能力和溝通技巧。去年一個來自中國的博士生，把他的導師告上了法庭，理由是他的導師「缺乏對來自不同語言文化背景的學生督導的能力。」這又使我不得不思考更深層的問題：

　　1. 誰應該具備和展現出跨文化的能力？那些二十歲上下、踏上異國之旅時充滿無限天真的期待和抱負的高中生或者本科生，還是即將啟迪、開導並支持他們的學校人員，還是雙方都應該？高校在接受國際學生前應該也有所準備，對可能有的文化融入問題有所預見，並審視自己是否具備足夠的人力、財力去解決這些可能出現的問題。預防性而非突發性的應對機制，會將國際學生到美后出現不適應問題的可能性及其傷害降到最低。

　　2. 面對日益增加的國際學生的流動性和更多元化學校的選擇，全球大學排名還應該包括些什麼標準？傳統的研究和教學能力之外，每個留學生每天能得到怎樣的支持和指導不應該被考慮在內嗎？教育界可以在大學排名中，對文化融合和多樣性包容程度加大比重，這樣的排名更有針對性，也可以在行政層面上鼓勵對跨文化融合做出更多努力。

　　3. 留學生應該以怎樣的心態融入並在多文化碰撞中堅持自己的信念？留學生不應該是嗷嗷待哺、大聲哭鬧的小孩，試圖博取大人們（即美國教育界或者美國社會）的同情。以這樣的心態，那麼就算有可能爭取到更多的重視，那也是基於同情，是短暫的、情緒化的和不可靠的。留學生只有轉變心態，真正「長大成人」，學會如何為社會貢獻價值，才能換取美國教育界和美國社會長久的、理性的和可靠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