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周恩來謝幕之年為北京都做了些什麼？

　　

　　可以這樣說，1973年是周恩來拼搏一生的實際謝幕年，困境中他的一系列工作指示近乎生命絕唱，蘊含他的不甘和不舍，也隱藏著多少個人與國家的難堪和凄楚。 （圖：1973年中共十大上的周恩來。）

　　專欄陳徒手

　　1973年周恩來連續下達緊急指示之後

　　一

　　1973年夏季之後，中國政局進入了一個複雜微妙的拉鋸之戰，周恩來在九一三事件以後兩年間竭力反極左思潮的一系列舉措遭到攔阻，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有攔腰截斷之勢。但在8月底黨的十大召開前後，周恩來連續發出幾條重要指示，卻在北京市掀起一番少有的檢查督促浪潮。細觀指示下達之後的情勢，可以放大般地看到局部的權力效應和北京市當年困窘的環境狀況。

　　周恩來針對北京市下達的工作指示，主要圍繞首都社會治安、交通秩序、財貿服務等專題，分別在該年7月初、8月25日、9月6日，從現有開放的檔案查看，均沒有公布指示的具體文字內容。這些指示在北京市貫徹力度很大，波及面甚廣，產生較大的垂直效應。但好奇的是，查閱《周恩來傳》、《周恩來的晚年歲月》、《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當代北京大事記》等書籍中均沒有這些指示及執行情況的記載，造成一個明顯的「空窗期」。

　　早在1972年，周恩來就格外關注北京的環境衛生、服務質量等問題，對存在的問題日益擔憂，批評的口吻不斷加重。譬如3月17日北京市召開「三廢」治理綜合利用工作會議，會上傳達周的指示：「發展工業都要注意變有害為有利，綜合利用是大問題，要立志趕超世界水平。」4月19日周出席塞內勒窩內駐華大使館舉行的宴會後，對北京飯店服務員服務態度不好的現象作出嚴厲的批評。9月8日在國家計委「三廢治理」座談會上，周嚴肅指責北京石油化工總廠軍代表在向外賓介紹污水治理時說了過頭話。10月31日，人民英雄紀念碑南部花坪二萬多株花被近千人哄搶，周認為市委、市公安局制止、追查不力，對此大為不滿。（見《當代北京大事記》）

　　轉眼到了1973年，面臨年內即將召開中共十大、籌備四屆人大、舉辦亞非拉乒乓球友好賽、法國總統逢皮杜來訪等大事，周恩來對北京的軟硬體建設不甚放心，不得不親自主抓此項事宜。北京市委於7月4日召開動員大會，強調全市要在社會治安、交通安全、改進服務態度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方面下大功夫，要求認真研究、部署，迅速把大會精神傳達到廣大群眾中去。7月23日至25日市委抽調一百七十多名幹部，由各大組、委負責人帶隊，分赴東城、西城等五個城區檢查。市委辦事組據此報告說：「各區委和絕大多數基層黨組織都很重視，廣大群眾對全國和首都的大好形勢，感到歡欣鼓舞，認識到搞好首都的社會治安、交通安全、改進服務態度、開展愛國衛生運動，反映了首都人民和全國人民的精神面貌，是關係到我們國家的聲譽，關係到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大事。」（見1973年8月3日市委辦事組《關於檢查首都社會治安、交通秩序、財貿服務工作和市容衛生的情況》）

　　文革運動發展至此，由於工作重點的偏移和管理水平的下降，北京的城市面貌日益顯現粗鄙化，市容建設嚴重滯后。周恩來看到的一件材料中稱，北京的不少城區居民和幹部在宿舍養雞、養鴨、養鴿、養狗、養兔，有礙城市衛生。鑒於周的過問，市委7月31日下發通知，其中一條即是「城區和使館附近地區以及吃商品糧的居民戶一律不準養雞、養鴨、養鴿、養狗、養豬等」。(見市委《關於加強首都社會治安、交通安全，改進服務態度和開展愛國衛生運動情況的通報》）文革期間，首都日常生活用品一向供應緊張，中心街區許多居民借管理鬆懈，紛紛在自家院落中飼養雞鴨，在房頂搭建鴿籠，個別大膽的甚至圈養豬仔。在外國駐華使館區，有的外交官能聽見相鄰民房傳來的雞鳴聲，看見草叢裡私養的雞鴨群和隨處遺留的動物糞便，外電對此時有報道。

　　在收到周恩來的指示之後，北京市馬上組織基層部門下基層檢查，報上來的統計結果讓人大為吃驚，在八個城近郊區、使館賓館區和吃商品糧的居民戶中，飼養家禽家畜高達二十一萬多隻。市委當即以強硬的手段開展「動員處理家禽」的工作，以「國際國內形勢大局為重，喜迎黨的十大」為由，派人逐個院落入戶反覆宣傳，施以政治高壓的氛圍，讓黨團員在家庭中發揮勸導作用，逼迫居民在短時期內予以宰殺。

　　經過兩個多月的艱苦工作，總算在國慶前夕，城區範圍已處理十六萬隻家禽家畜。（見1973年9月28日市委簡報第65號《全市衛生大檢查情況》）剩下的五萬多隻家禽大概都屬於難啃的釘子戶，區及街道一時難以「消化」，這也讓市委領導頭疼不已。反而是平民居住較多的崇文區進展較快，已處理的家禽達到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這使得市委、市革委會特地在全市黨政系統通報表揚一次。

　　

　　1973年，周恩來接見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參賽運動員

　　二

　　1973年8月24日中共十大開幕，會期五天。8月25日至9月6日舉辦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與十大在時間上有重合之處。兩個對外對內意義都十分重大的活動疊加舉行，這讓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來格外謹慎，十大開幕的第二天即8月25日上午，在繁忙的會務之中，他突然對北京市做出關於進行一次安全和防火、防盜、防特以及服務態度、衛生工作的大檢查的指示。此次要求檢查的對象是特定的，實際上涉及了廣泛的城市主要生活層面。

　　北京市委上午接到周恩來的指示后，沒有一絲拖延，立即決定當天下午召開緊急會議，市委辦公廳分頭電話通知各區、局、大專院校、工廠，要求各單位負責人放下手頭工作，馬上趕赴市委辦公大樓開緊急會議。三百多位市屬單位領導大都知道十大開幕之事，不知又發生什麼情況，從全市各地搭車焦急趕往台基廠，市委大院一時車滿為患，嘈雜一片。在市委大會議室，從十大會場臨時回來的市委市革委會負責人吳忠、萬里傳達周總理的指示精神，指示內容較為簡單，也就是概括性的幾句話，這對於四處辛苦趕來的各單位負責人來說，傳達時間略嫌過短，出乎他們意料之外，但他們都確切地感受到總理此番布置的任務之重、責任之嚴。

　　吳忠、萬里要求把總理的指示連夜傳達到廣大幹部和群眾，並立即行動起來。市委辦公廳簡單上報一份材料，裡面提及與會者的表態：「自七月四日市委召開大會貫徹總理的指示以來，這幾方面的工作雖然有了一些進展，但仍存在不少問題，決心乘這次傳達總理的指示，進一步發動群眾，繼續抓下去，一直到國慶節，努力把這幾方面的工作做好。」（見1973年9月6日市委簡報《關於貫徹總理八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情況》）

　　在整個文革期間，毛澤東的權力影響始終是全國壟斷性、獨一無二的，在具體執行程序中，平常很難見到其他中央領導「挑頭布局、波及廣泛、地方呼應積極」的場面。但是，在1973年8月這個特殊時間段，卻少有地看到周恩來指示下達之後的熱鬧景象。

　　8月25日下午市委緊急會議很快結束，市領導要求與會者趕回各單位，召開黨委擴大會議進行討論研究，「連夜向下傳達貫徹，使廣大幹部和群眾認識總理指示的重要意義」。各層級內部傳播的速度是驚人的，僅僅依靠念讀記錄稿的方式，25日晚上，各區、局所屬各單位的幹部和相當一部分工廠和街道群眾就已經聽到了傳達，到了26日上午，全市已基本傳達到廣大群眾，一天之內達到家喻戶曉的程度。

　　有中央領導的特殊指示，地方就必有響應、執行的反饋機制。市委筆杆子們從亞非拉乒乓球比賽籌備入手，擬定向上彙報的基調，文字間還是有一定的套話模式，重要的是適度地擺好「主席和總理」的相應關係，在字詞運用之中做到「滴水不漏」，有不少可以玩味的地方：「大家認為，總理指示非常重要、非常及時，是對北京市工作的關懷和鞭策。亞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請賽來了這麼多國家和地區的外賓，說明我們國家國際威望空前提高，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線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做好總理指示的幾方面工作，是首都人民光榮的政治責任。大家表示，一定不怕苦，不怕累，認真把工作做好，讓毛主席和黨中央放心。」

　　25日晚整座城市開始躁動不安，有關單位負責幹部連夜行動起來，親自在第一線督促。譬如市建委主任到北京飯店工地，部署防火安全措施；市計委領導火速組織力量，到供電局、汽車公司和電車公司等重點單位進行了檢查；市供電局局長帶領工人到體育館配電室值班，檢查供電線路，觀察電力運行狀況。

　　基層的忙碌更是異乎尋常，在周恩來下達指示的當晚涉外單位自發免去夜間正常休息，集體在工作崗位上操持。德勝門牛奶站在乒乓球邀請賽期間負責每天供應兩千磅牛奶，支部書記聽到傳達后當即帶領五十多名工人連夜突擊，把車間的水泥地沖洗一遍，對冷排、機器重新消毒，一直干到第二天凌晨三時；新僑飯店一向承擔接待外賓的任務，當晚二百五十多名幹部、職工清理了院子里二十多噸堆煤、積土，對庭院一百一十個溝眼噴了葯；工人體育館擔負比賽任務，負責幹部趕忙組織值班人員，對內部保衛系統徹底進行清理，並配合衛戍部隊加強了民兵值班巡邏。

　　三

　　十大開幕，正是黨內事務高度集中的時刻。周恩來著眼於亞非拉乒乓球邀請賽，面對京城的雜亂街景和服務不良狀況，心存憂慮，8月25日下達指示后，在北京城引發了群體喧鬧，一座日常管束嚴厲、夜晚近乎靜謐的城市在數小時之內沸騰起來。

　　動員人數最多的當屬東城區，當晚共出動居民四萬六千多人，清掃了六十多條大街和一百多條衚衕。朝陽區當晚從各單位抽調兩千一百多名工人民兵，上街巡邏值勤。北京飯店洗衣廠連夜洗毛巾、床單、工作服等七千多件。東、西兩個城區飲食、副食行業一萬二千多名職工，進行了室內外大掃除，整頓了菜攤、水果攤，既顯示了商品豐滿，又改善了環境衛生。百貨行業廣大職工，連夜擺布商品，做到豐滿整齊。遠在郊區的長辛店鎮第八、十八兩個居委會的退休老工人、紅小兵和居民一齊上陣，連夜填平了兩條積水溝。（見市委簡報第45號《關於貫徹總理八月二十五日指示的情況》)在8月26、27日，以「遵照總理指示」為由，市委要求市各口和城近郊區黨組織加大檢查力度，不得鬆懈，繼續深入本系統、本地區的基層單位，務必查實查嚴。

　　為了讓周恩來及中央領導及時知悉北京市響應指示的情況，市委決定啟用《中共北京市委會簡報》的格式，這個簡報只在1972年日本田中首相訪華時臨時用過，曾每次上報中央30份，再送公安部李震、中辦警衛局楊德中各一份，公安部兩份，市委書記們各一份，田中訪華結束后即被棄用。考慮到亞非拉乒乓球比賽、法國總統到訪所具備的外事性質，市委辦事人員覺得使用這種工作簡報較為簡便及時，建議恢復使用，以便讓總理通過這個渠道知曉下情。（見市委周榮國1973年8月26日致王磊、賈汀手寫信）

　　隨之而來的簡報專題大都是圍繞時間更為急迫的亞非拉乒乓球賽，針對總理所關注的安全、衛生和服務工作，簡報突出了這幾個領域的整治內容，一反原本的套話空泛話，彙報材料特意增多感性的細節，讀之印象深刻。譬如1973年8月29日市委簡報第46號，名為《全市安全、衛生和服務工作大檢查的情況》，就註明了詳細的項目名稱、數目，運轉過程中的工作狀況和人的精神狀態一目了然：

　　承擔「邀請賽」外賓食宿的友誼賓館，在「邀請賽」期間，領導幹部輪流值班，並組織了四個檢查小組，分別對餐廳、廚房的食品、食具衛生和鍋爐、水泵、配電、高壓、冷凍機房等機器的運轉心臟車輛安全，進行了全面的檢查。過去對購進牛奶、肉食等食物，沒有嚴格的押運和交接制度，這次確定由幹部分工負責、專人押運、接收和保管，各個環節都有人負責。

　　首都洗染廠為「邀請賽」外賓洗燙衣服每天都在兩千件左右，工作量比過去增加了三倍。他們千方百計克服困難，工作時間每天延長到二十個小時，保證了按時交活。最近幾天，他們從外賓洗燙的衣服中，先後發現有美金、金戒指、鋼筆等財物十九起，都通過接待單位及時退還原主。

　　從現存的當年逐日上報的簡報中，好人好事的比例在增多，可以看到對外交往中基層單位所遭遇到的新奇事例，譬如東城區八面槽體育用品商店專門為乒乓球賽運動員和官員服務，從8月16日到24日，共接待四十三個國家和地區的乒乓球代表團二百三十七人，服務方式五花八門。甘比亞乒乓球代表團抵京較晚，又未帶運動服，該店只好連夜為他們趕製運動衣褲二十四套，按時交給他們使用。

　　從服裝到飲食、旅遊，北京市各服務單位為滿足各國運動員的諸多要求而費盡心思。來京的一些國家所謂的運動員專業水平有限，有的應邀來華就近乎「拉郞配」，簡單應付比賽，湊足賽事面子。但卻因中方事前過於熱情的態度，答應全盤滿足他們的需求，因而致使他們在北京的個人生活項目格外繁瑣，弄得接待方疲於奔命。

　　

　　1973年，北京機場，迎接法國總統蓬皮杜時的周恩來與王洪文

　　四

　　最讓周恩來操心的是北京市容的髒亂差，他覺得關乎到新中國的榮譽和形象，必須到了狠抓快抓的地步。當時，在首都的主要馬路兩旁到處都是堆物堆料堆土，塵土飛揚，居民行路困難。離天安門廣場僅隔數百米的前三門慢車道工程，建造多年，進度緩慢，出土不能及時清運，「嚴重影響觀瞻和交通」。(市委簡報語)

　　街道上堆積的物料土料成了首先清理的對象，動員人力急速運送到郊外。市委上報材料稱：「傳達總理指示后，群眾發動面廣，行動快。西城區月壇等四個街道，8月26日共出動五萬五千餘人大搞環境衛生。東城區五十條幹線原有堆積物料、房渣土等二百一十一處，到二十六日中午已清除一百六十二處。」（見1973年8月29日市委簡報第46號《全市安全、衛生和服務工作大檢查的情況》）9月7日市委彙報出一個清理數字：「全市城、近郊區有九十多萬群眾大搞環境衛生，共運出積土十三萬多立方。」（見市委簡報1973年55號《市委召開會議傳達貫徹總理九月六日指示》）到了9月28日，市委謹慎提到「全市市容環境衛生面貌有了改善」，「在這段時間裡絕大多數單位和居民戶都進行了室內外大掃除」，提到幾個大掃除的醒目數字：「有一百九十八萬多人次參加了整頓市容環境衛生的活動。清除了積土垃圾十四萬多立方米，清理了街巷中的堆物堆料一千六百多處，整頓了三千二百多個垃圾站。」（見市委簡報1973年第65號《全市衛生大檢查情況》）

年是周恩來拼搏一生的實際謝幕年，困境中他的一系列工作指示近乎生命絕唱，蘊含他的不甘和不舍，也隱藏著多少個人與國家的難堪和凄楚。

　　房管部門在主要的沿街房屋牆壁噴了灰漿，儘力使街面「呈現了整潔清新的面貌」（市委簡報語)。在周恩來指示下達之後，市委緊急在全市布置了統一的滅蚊蠅活動，崇文區組織了三千多個捕蠅隊，東城區也有兩千多個捕蠅隊，宣武區參加捕蠅的有十萬人。西城區原有一百多個居民廁所長期無人管理，區委當即決定由清潔隊管起來，普遍噴灑藥物並修補門窗。宣武區細查一遍，轄區內有二百八十個公共廁所壞了門窗，趕緊要求衛生部門行動起來，幾日之內突擊修好了一百八十所。鑒於公共廁所衛生條件普遍惡劣，市裡下了一個死命令：「多數廁所做到每天兩掃一衝，定期打葯」。

　　「總理指示」成了此時段頻繁出現的專用詞語。9月7日上午市委召集會議，傳達貫徹總理九月六日指示，會後簡報稱：「到會同志一致認為，總理指示非常及時，非常重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在總理親自關懷和多次指示的推動下，自七月四日市委召開的萬人大會以來，廣大群眾發動起來了，各級領導都很重視，北京的治安、交通、衛生、服務等方面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績，保證了十大的安全，嚴守了黨的機密，較好地完成亞非拉乒乓球友好賽的接待任務。」（見1973年9月7日《市委召開會議傳達貫徹總理九月六日指示》）9月28日簡報中介紹說：「廣大職工以總理指示為動力，連續搞了三次清潔衛生大掃除，開展『為什麼說搞好衛生是個路線問題、政治問題』的討論。區衛生部門還給基層幹部和青年職工講了衛生課，看顯微鏡，提高了認識，加強了領導。」（見市委簡報1973年第65號《全市衛生大檢查情況》）和平里新平飯館過去衛生工作較差，「學習總理指示后，提高了思想覺悟，找差距，訂措施，改變了衛生落後狀況，規定生熟食品分開存放，專人負責保管，餐具隨時消毒」，甚至改變「過去服務員在營業室聊天說笑」的不足。（見1973年9月15日市委簡報1973年59號《財貿系統落實總理指示情況》）

　　奇妙的是，總理指示下達之後，「領導幹部深入基層，幫助改進工作」，北京市財貿部門一舉改進存在多年的一些薄弱環節。譬如過去在馬路塵土飛揚的情況下用敞篷汽車運送大肉，9月初就規定送肉敞車全部加蓋苫布，並積極改制帆布篷汽車；水產公司強令下屬批發部，變質有味的魚不準上市，質量太次的小帶魚不準投放市場，零售店禁止出售凍盤裡邊夾雜的壞魚；西城區要求全區副食店大肉組，推廣西單菜市場堅持大肉帶毛、帶血、帶泥、帶土和痘肉「五不賣」的制度；對那些生魚、生肉和糕點櫃檯部位很近、有礙衛生的副食店，市財貿組準備著手調整。

　　為了保證蛋品質量，蛋品批發部規定，蛋品不經檢驗，不準出庫，9月20日以前做到全市供蛋都要經過燈光檢驗。為此需提高照燈檢驗效率，照燈工人每人每天由照蛋六百斤，提高到九百斤，照燈設備由原來的一百二十台，增加到一百四十台。當年由於接收、儲備環節的落後，市場售賣的蛋品質量不夠穩定。普通市民哪裡想到，總理指示促使食品部門提高檢驗門檻，使他們長時間免掉買到壞蛋品之憂。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文革期間財貿服務、副食供應的劣質狀況，處事粗糙，上下敷衍，在低水平上窮於應付，有事時還需要依賴高層的督促，甚至需要外事活動的額外推動，依靠一個造勢來解決本是簡單的經濟服務、城市管理問題。譬如在舉辦亞非拉乒乓球賽之際，北京官方就開始重申和確定：不準在馬路上任意堆土、堆物、堆料，不準在城區和三環路以內晾曬糞便和設積肥場，馬車進城必須按照規定的路線、時間行進，並要戴糞袋。這些在現代國家難以想像的髒亂景象，竟要靠一場幾年不遇的國際比賽來克服和限制。

　　9月7日，市委向中央彙報的簡報中報告一個喜事：「今年瓜果多，但患痢疾的人數比去年減少三萬。」但從數據上看，1972年患痢疾的病人有十七萬多，而1973年減至十四萬多。（見市委簡報1973年55號《市委召開會議傳達貫徹總理九月六日指示》）猛一看「減三萬」是好事，但病人基數仍是在十幾萬之內，還是看出北京的衛生治療條件依然令人擔憂，對普通傳染病的大面積控制還是略顯吃力。

　　五

　　安保工作也是周恩來操心的重中之重，尤其是文革中這樣大規模的外賓群體罕見地出現在首都之際，高層一直考慮如何確保萬無一失、不失顏面。實際上周恩來下達指示的當晚，重點地區就加強了巡邏力量，全市緊急出動工人民兵兩千多組一萬多人走上街頭，三天之內共發現小偷、流氓、盲流、進京鬧事等問題十七起。大量民警帶領民兵、群眾，對一些公共場所、大雜院、招待所連續進行清查，僅在8月26日深夜清查中，就發現反壞分子和危害治安人員六十二人，均已收留審查。（見1973年8月29日市委簡報1973年46號《全市安全、衛生和服務工作大檢查的情況》）

　　一些涉外單位及基層瑣細的情況陸續上報：北京烤鴨店對防火設備進行了檢查，發現有八個滅火器失效，當即做了調換，並增加新的；供電局已將「邀請賽」的場地、住地及有關活動場所的變電站、送電線路普遍進行檢查，清除隱患一百多處；趙登禹路五十九號至六十號電桿間有壞人掛了一根五十公分長的鐵線，及時做了排除，避免短路停電事故；對即將接待法國總統訪華的一百三十七部外賓用車全部做了檢修，對司機人員進行了政治審查和技術考核，對外賓的行車線路和參觀點，部署了警衛力量，採取了安全措施；接待外賓較多的文物商店，特別制訂外賓在場不談與業務無關的事、不看地方報紙的保密制度。

　　市公安局彙報一些安全死角，譬如陶然亭公園有三百餘上訪人員在園中留宿，到處大小便，有的人赤身在湖中洗澡。天安門廣場郵局前，也有一些上訪人員夜間在門口露宿，白天在郵局營業廳逗留，在窗台上曬尿布，有的人和外賓糾纏，影響很壞。公安局稱，這些問題正在設法解決之中。

　　對於9月6日周恩來再次強調安保、環境問題的指示，北京市委照例行動迅速：「9月7日上午，市委召開會議傳達總理9月6日指示以後，各區、口立即召開會議，層層傳達部署。8日，絕大多數單位已把會議精神傳達到廣大群眾。」（市委簡報語）

　　北京區域的環境污染問題早已成了棘手的難題，公開報刊始終迴避此敏感話題，但在黨內已不成其秘密，實際上到訪的外賓也可抬眼可見。1973年5月18日市委、市革委會致中央、國務院的絕密文件中稱：

　　首先是水源污染嚴重。目前城近郊區每天排出廢水一百多萬噸，工業廢水佔百分之六十。這些廢水不同程度地含有酚、氰、汞、鉻、砷等有害物資，絕大部分未經處理即排入河道，污染了地下水。自來水公司現有二百三十口水源井中，三分之二的井含不同程度的毒物，有四十三口井含毒量超過飲用水標準（目前我國尚沒有飲水水含毒標準，這是參考國外標準檢查的），其中有二十三口井已經停止使用。特別嚴重的是石景山地區，已有百分之七十以上面積的地下水含毒物超過飲用水標準。由於水源受污染，個別地區已危害人民健康和工農業生產。

　　北京空氣污染也比較大。全市有煙囪約一萬三千個，百分之八十在城近郊區，大部分沒有消煙除塵裝置，每年飛出的煙塵即達四十萬噸，排入空氣中的二氧化硫有十多萬噸。石景山地區北辛安鎮降塵量每月每平方公里高達一百七十噸，比清潔地區高出十六倍。鉛、苯、汞等有害物資在局部地區污染也較嚴重。（見《關於北京市環境保護工作的情況報告》）

　　這些污染嚴重的情況被嚴格把控，相關數字不許外傳。但如何根治在當時可算是天大的難題，尤其是工業污染、大煙囪煙塵幾乎束手無策。市委報告只是含糊地表態：「遵照毛主席關於『我們的責任，是向人民負責』的教導，根據周總理對環境保護工作的指示，我們要努力把首都建成一個清潔的城市。爭取在三年內基本控制西郊地區水源的污染，解決全市消煙除塵問題。」控制西郊地區地下水的污染，修建截流管，使清污分流，是為了解決中南海、什剎海、北海的水質問題。對於排放有害物資比較嚴重的單位，也僅僅說到「制定規劃，限期解決，必要時停產治理，並有計劃地遷至適當地方」。至於萬根大煙囪煙塵的治理，則是一字未涉，只是籠統說到「研究大氣污染規律，研究酚、氰、汞、苯等有毒物質的治理方法」。

　　亞非拉乒乓球賽結束之際，也是接待蓬皮杜總統來訪的開始。市革委會提出「要從整個北京市就是一個大參觀點出發，做好我們的工作」，再從環境衛生、交通秩序和服務工作中發現漏洞，及時解決。（見1973年9月5日市委簡報1973年54號《關於蓬皮杜訪華接待工作的準備工作情況》）市公安局派人到基層排查易燃、易爆和劇毒性危險品，卻發現諸多令人後怕的險情，立即成了從中央到市裡揮之不去的心頭隱患。

　　最大的麻煩是大量化學危險物品竟然露天堆放，而且工廠區域均在市中心附近。如化工三廠車間、道路堆放甲醇、辛醇等化學危險品五千多桶，化工五廠露天存放二甲苯、氯甲醚等易燃品一千八百桶。警方專家稱，這些物品受熱膨脹，發出響聲，一旦遇火或擊撞，即可爆炸起火。最為可怕的是，有的露天庫區，汽車、馬車隨便出入，甚至沒有圍牆，有的在庫內任意吸煙，搞「明火作業」。再則，易燃物品與易爆物品混放在一起，北鋼汽油化工庫存有化工物品三十三噸，油類四十三噸，沒有分開儲存。有機化工廠在一個僅二十平方米的庫房裡存放了三千四百斤化學危險物品，還存放了八百多支雷管。（見1973年9月5日市委簡報1973年54號《市公安局檢查易燃、易爆和劇毒性危險品的管理情況》）

　　面對這種大規模的露天「炸藥庫」，公安局與化工局緊急會商后也一時難有治理的良策，只能對相關單位提出採取臨時防範的措施，將不同物品分類保管，強化防火、巡邏、值班等安全制度。同時由化工局撥給部份鋼板，讓化工三廠著手準備搞五個儲量二百噸的儲藏罐。這種舉措短時期內都難於實現，可以視為應付上級追問的一種巧妙託辭。

　　

　　1973年10月，周恩來陪同加拿大總理前往河南洛陽訪問。

　　六

　　1973年下半年周恩來已是病魔纏身，但面對滿目瘡痍的現狀和外事壓力，還是儘力出面解決事無大小的一些難題。不惜以總理之尊的職權來處理雜務，現在來看確實顯示特殊時期國情的艱難和困頓，也顯露周恩來在政治鬥爭漩渦中竭力維持局面的苦心，甚至有時反應略顯過度。

　　1973年夏天，在北京市幾個規格較高的賓館內，幾封內賓的信件相繼被錯投到外賓手裡。為從根本上杜絕泄密，8月21日周恩來獲悉后當即作出「把飯店區分一下，以利保密」的決定，市第一服務局黨委學習討論之後，「一致認為對總理指示必須抓緊貫徹，堅決執行」，經市委批准，新僑飯店、民族飯店全部安排外賓；北京飯店除新樓第三層接待內賓外，其餘均安排外賓；友誼賓館主樓、南工字樓、南北配樓安排外賓。（見1973年7月3日市革委會致周恩來《關於區分內外賓客住房的請示報告》）

　　這種有意隔開內外賓的住宿安排，實屬當年領導體制下最為簡單的做法。9月17日複查時，仍發現內蒙古革委會副主任等二人、上海市計委副主任等二人住在北京飯店，新僑飯店有十九名出差人員住陪同人員用房，當天即要求各自搬離。市第一服務局為此檢討「督促檢查不夠」，並再三保證今後這些飯店「決不再接待內賓」。（見1973年9月17日北京市第一服務局《周總理八二一指示的落實情況》）

　　1973年10月下旬，朝鮮「鴨綠江」女子籃球隊應中國公安部邀請來訪，在北京與中國女籃進行了三場比賽，在一兩個場次中出現了部分觀眾鼓倒掌、哄場的情況。周恩來對此頗為不快，批評賽場組織措施不力，並指示再藉機比賽一場進行彌補。

　　市委11月10日召開相關會議，承認「事先對觀眾宣傳教育工作做得不夠深入」，「造成了不良的政治影響」，為貫徹總理的批示，「要總結了發生觀眾哄場問題的教訓，提出了改進意見和措施」。恰好朝鮮「鴨綠江」女子籃球隊在中國各地參觀訪問后返回北京，經國家體委出面協商，11月29日同北京女籃補辦一場比賽。

　　按照預案，這場比賽的觀眾是按單位分片包干、層層負責的辦法組織的，各單位挑選政治表現和組織紀律性較好的群眾出席觀看，做到定單位、定人、定座位。比賽的當天，主辦方將周總理的批示向觀看比賽的群眾再次作了傳達，國家體委還在現場提出了具體要求，做到「一鼓四不鼓」（即進球鼓掌，錯判、誤判不鼓掌，運動員動作粗野不鼓掌，運動員犯規或罰下場不鼓掌，場上發生爭論不鼓掌），結果秩序大好，「全場觀眾自始自終為雙方、特別是為朝鮮戰友的精湛球藝不斷熱烈鼓掌，沒有出現倒掌等不禮貌行為以及擅自走動、遲到早退等現象。」（見1973年12月12日市委簡報1973年74號《朝鮮「鴨綠江」女籃同北京女籃補行一場比賽，觀眾秩序良好》）

　　有趣的是，討論周總理批示時，組織觀賽群眾事先開展革命大批判，「批判了修正主義體育路線和大國沙文主義、錦標主義等思想」，上次觀看比賽時鼓了倒掌的人還做了檢討。談及學習總理指示的體會，一些群眾表態說：「看國際比賽決不是單純參加體育活動，而是受全國人民的委託去完成政治任務，去做友好工作，看球要想到貫徹執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線。」

　　一場「友誼」性質的比賽出了小差錯，周恩來從大局出發，花費精力並親自布置去糾錯，這看出他做事的周全和細緻，也看出嚴厲、工於形式的時代特徵。那時也是他政治上最為困難的時候，政治局的圍攻還未結束，身心交瘁，使他的這些指示抹上無盡的悲情。1974年之後他已無力支撐病體，「總理指示」字眼已難於見到。可以這樣說，1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