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總是推崇人治？

　　朱東 東鶴書院

　　

　　《中庸》中說「以人治人，改而止。」當然文本中前面還有「故，君子」三個字，作為邏輯上的關聯詞，和前面的一句「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相聯繫。

　　說明「以人治人，改而止。」的思想，是直接來自於 「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的。

　　所以，這句話我們可以給它加上兩個詞，叫做」須以「人治人」只能「改而止」。

　　這就是在我們中國傳統社會中，沿用了數千年的那種管理思想，簡而言之就是兩個字——人治。

　　與我們今天已經習慣的觀點不同，我們今天認為應當推重法治而杜絕人治。其實這是一種巨大的誤區，因為此人非彼人，中國傳統中思想推崇的人治中的這個人，不是普通的人，而是因為「道不遠人」，而修養率性而行之道，使自身合於天道的人。

　　換言之，合於天道是以人治人的前提，同正因為人本來就離道不遠，或者說人是可以也應當合於天道的，只不過並不是每個人都具有自覺地合於天道，所以需要有人來弘道，來引領天下所有的人都順合於天道，因為這才是天下最大的共同利益。而這個責任，顯然只能由，也最應當管理者，統治者來承擔。

　　這就是說，中國人推崇人治，是因為他們既人到了人治的可能性，也認識到了人治的必要性，因為在這個設計當中，其目標與結果是合於天道，而這顯然是正確的和必要的。

　　同時，一個準備遂行人治的管理者，或者統治者，也必然是一個合於天道這種前提，和準備承擔率領天下合於天道的這種責任的人。

　　由此，我們就可以知道法制的由來，應當有三種可能：

　　第一種，是因為具有了「道與人遠」，也就是天與人是割裂的分離的，不可能也不應當，至少不必要合一的世界觀，而認為只能用法治來解決各種對立與矛盾；

　　第二，是管理者本人不具備，或者說沒有一個機制保證管理者本人具備「合於天道」的這一資質，或者前提，於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法制。

　　第三，是不願意承擔這種責任，於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法制。

　　后兩條告訴我們，所謂的法治，是較之能夠奉行人治的管理者更遜一籌的管理者的無奈選擇。形象的說，就是當管理者決定放棄，或者沒有勇氣進行個人的道德追求時，就會拿起更加簡單直接的法律，作為其管理的工具。當然反過來說，就是法治的優點，就在於對管理者自身水平的要求降低了。

　　這是一件好事嗎？

　　很難說，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法治的代價是，並不能前進的方向與結果，是天道。

　　>拿著斧子去砍一塊木頭，製作另一個斧柄，這本來是一件很簡單的是，但是如果「睨而視之」加入主觀性，認為只有分毫不差，才是正確的，那麼就永遠都覺得眼前的對象距離標準很遠。其實不是那個斧頭柄距離標準很遠，而是你制定的標準距離斧頭柄太遠。

　　所以，人既可以也，應當為道。同時在為道的過程既不必，也不能遠離人性的平常。以此為基礎，就衍生出了中國傳統社會中獨有的管理思想，乃至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