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界領袖是好的政治領袖嗎？

　　斯卡平克：我們需要在現實世界摸爬滾打過的政治領導人，但特朗普向人們證明，商界領袖不是好的政治領袖人選。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 邁克爾•斯卡平克

　　我們需要在現實世界里摸爬滾打過的政治領導人。太多的執政者從未在政治圈以外工作過。這是老生常談了。但是如果我們認為商界領袖是答案的話，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則幾乎每天都在向我們展示，實現從執掌企業到贏得競選的跨越是多麼困難。

　　這其中有兩點原因。第一，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和卡莉•菲奧里納(Carly Fiorina)等商界領袖（上述兩人都曾在競選中落敗）似乎並不明白，公職人員對各類事件的掌控權沒有首席執行官(CEO)大。正如政治經濟學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指出的那樣，企業老闆可以僱人、炒人、收購和出售，但是即便是美國總統也要受限於憲法，還可能受到國會掣肘。

　　英國首相擁有更多的行政權力和立法權力，但仍然要容忍那些可能以挑戰首相為己任的反對者。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面對自己的財政大臣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一次次強壓怒火。這樣的狀況沒有哪位首席執行官能忍受一周，更別提10年了。

　　商界領袖之所以難以應對政治爭鬥，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們並未準備好面對將不得不忍受的批評、謾罵和嘲笑。

　　媒體有時確實會攻擊首席執行官。政客偶爾也會攻擊首席執行官。當首席執行官被傳喚到立法委員會面前接受訊問時，他們應對糟糕，而這樣的訊問是公職人員習以為常的。

　　一些人表現得蠻橫，英國零售業大亨菲利普•格林爵士(Sir Philip Green)今年6月接受英國下議院委員會質詢時就是如此。（該委員會要求格林對BHS的養老金缺口作出解釋；BHS是格林曾經執掌的連鎖百貨店，後來破產。）又或者他們在電視聽證會的聚光燈下窘迫不安，結結巴巴地回答問題——2012年，當英國議會委員會就稅務安排對星巴克(Starbucks)、亞馬遜(Amazon)和谷歌(Google)的高管們進行訊問時，高管們的表現就是如此；2008年，當國會議員們要求美國汽車業首席執行官們解釋為何乘私人飛機來華盛頓時，首席執行官們的表現也是如此。

　　沒有幾位企業老闆知道面對政客所經受的那種謾罵是什麼滋味，抑或被諷刺漫畫惡搞是什麼滋味。《衛報》(The Guardian)漫畫家史蒂夫•貝爾(Steve Bell)認定，戴維•卡梅倫(David Cameron)光亮的粉紅膚色看起來就像是頭上套了個避孕套，於是就把這位前首相畫成了這個樣子，並且一畫就是許多年。南非的漫畫家Zapiro總是把南非總統雅各布•祖馬(Jacob Zuma)畫成頭上長出一個花灑的樣子——時刻提醒他記得，2006年他因涉嫌強姦一名HIV陽性的女性而受審時（后被判無罪），他說自己通過沖澡避免了感染。

　　政客或許厭惡這些惡搞，但是他們不得不忍受。貝爾表示，卡梅倫曾經跟他說「一隻避孕套的『容量』是有限度的」(you can only push a condom so far)——上個月在畫卡梅倫離開唐寧街10號的漫畫時，貝爾把這句話寫在了畫中搬家卡車的車身背面。

　　相比之下，首席執行官身邊圍繞著急於討好的經理和員工。和上司頂嘴的人待不長久。商界領袖變得習慣於接受崇拜，但是這使得他們對外人的指責過於敏感。一名已經退休的商界領袖曾因為我在文章中說他無法接受批評，而打電話過來沖我大吼大叫。

　　政客的新聞官也會嘗試威嚇那些批評者，但是那些成功當選公職的人知道，他們往往不得不任由別人批評。

　　任何一位政治領袖都會告訴特朗普，不要攻擊福克斯電視台的女主持人梅金•凱利(Megyn Kelly)，說她「雙眼通紅，熱血簡直要從身體里噴出來了」。面對來自美國穆斯林陣亡士兵的父母的批評，明智的政客會說他有多麼敬重他們的犧牲，而不是像特朗普一樣，暗示那位士兵的母親在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nvention))上被禁止發言了。

　　沒有幾個首席執行官會像特朗普一樣辱罵他們的批評者。像特朗普一樣言語輕率、四處挑事的首席執行官更是少之又少。許多首席執行官會拒絕被拿來跟特朗普相提並論——他們理應如此。但是特朗普只是一個極端的例子，展示了一名自戀的老闆在進入公共領域后，會不相信人們居然膽敢批評自己。

想成為合格的政治領袖一定要有領袖的修養，一味創造話題不是長久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