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場舞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

轉載：鳳凰周刊

過去我一直對遍布中國街頭的廣場舞運動沒有很好的印象，一是早期的廣場舞放的多是些文革歌曲，讓我聯想起整齊劃一跳忠字舞的年代；二是薄熙來主政重慶期間，以政府力量的推動，把廣場上的「唱紅」變成一場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的街頭政治。我寫過一篇文章《廣場舞與群體性性格》，主要反思中國人缺乏獨立思考和獨處習慣，對於群體性運動幾乎沒有抵禦能力。

漸漸我的看法發生了一些變化，去年我到昆明去開會，住在滇池邊上，每天早晨就到湖邊喂海鷗，看到很多居民男女老幼都在跳舞唱歌，那種沒有拘束的幸福感強烈地感染了我，而且他們唱的跳的也不都是什麼紅歌紅舞，他們唱的歌曲有帕瓦羅蒂式的、民族唱法的，跳的舞有大秧歌、鍋莊舞，還有邁克爾·傑克遜風格的。

後來到國內很多地方，我發現在哪怕一個很小的城鎮也有類似的景象，那些陶醉在廣場舞中的大媽大姐們，讓我想起我一些朋友們爭執的問題，中國當代是不是逢上了千年未有的一個盛世？這個時代，確實有很多方面的問題多得讓人窒息，我們總能看到拿秤砣砸人的城管、暴力流血的拆遷、被封殺的微博賬號，但另一方面，任何客觀的人都不能不承認，幾十年來，我們國家相對沒有戰亂的和平發展、相對扶持工商的改革開放，給國民帶來的生活條件改善，這些日常的具體生活是和幸福相關的

最近一次徹底讓我對廣場舞有不同的認識，是我有幸結識了幾位投身鄉村發展公益事業的青年志願者，其中兩位女同學都講到一個情況，在農村地區，大學生要去開展工作很困難，特別在有些落後地區，婦女很辛勞，地位還比較低，甚至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但卻沒有救濟的途徑。後來她們不約而同地發現，在村裡組織廣場舞，村裡的婦女們比較容易參與，剛開始是一些比較樂觀、開放的婦女參與，後來一些原本比較內向的婦女也參與進來，甚至把她們保守的婆婆們也拉了進來，這種廣場活動漸漸使得社區的文化氛圍發生潛移默化的變化。

廣場舞讓她們有了張揚自我的途徑，這些鄉村婦女在各個方面表現得更加自信，而且有社區意識了，那些廣場舞跳得熱鬧的村莊，社區的活力被激發出來，無論是公共環境維護還是留守兒童的教育都表現得更好。

就像歐美鄉村的教堂起到的作用，讓社區聯繫在一起，中國的廣場舞運動其實何嘗不是一種社會資本成長的組織形式。

我非常推崇的學者羅伯特·帕特南，他的著作《使民主運轉起來》研究了義大利如何在法西斯統治崩潰后，從公民傳統中重建社會治理，書中提出公民參與網路。認為由於一個地區的人們容易相互熟知，並依靠共同的文化歷史認同，成為一個關係密切的社區，組成緊密的公民參與網路。他還特別發現義大利的北部在民主質量上比南部更高，社會治理更有效，而北部相對於南部有更多的「水平型的社會組織」，以至於信任、友善、樂於合作的公民精神得以發育。遍布全國的廣場舞運動，比文化部推動的孔子學院有更大的影響，而且是自組織的、社區內生的，有點像羅伯特·帕特南講的水平型的社會組織。

近些年來，一些中國大媽跑到紐約、巴黎去跳廣場舞，讓我們有很不好意思的感覺，其實現在我倒覺得，這方面我們可以有一些文化自信。羅伯特·帕特南在《獨自打保齡》一書中，有對美國公民參與熱情度降低、投票率下降的研究，他敏銳地覺察到，托克維爾當年所描述的熱烈的美國社區生活正在逐漸衰落。

那種喜好結社、喜歡參與有組織的社區生活、關注公共話題、熱心公益的美國人不見了，他觀察到的美國人，似乎不再願意把閑暇時間用在和朋友和鄰居交流、遊玩，而是寧願一個人在家看電視，或者獨自去打保齡球。他從中看到美國民主的潛在危機，社區的瓦解和小人物的無力感呼應著一股非常民粹的力量。

廣場舞本身並不是社會治理方式，但這個時代那些本來被當作邊緣人群的「大姐」「大媽」們，能夠到廣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她們的感受，甚至不太在乎別人怎麼看，她們超越國界的感染力，和她們舞蹈中形成的社區友善和參與，正是民間社會的一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