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中國對朝方針的轉變

　　沈志華 東方歷史評論

　　

　　

　　撰文：沈志華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956年10月爆發的「波匈事件」震動了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其對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特別是中蘇關係、蘇朝關係和中朝關係，都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自從「十月革命」成功以來，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就是在莫斯科的領導下進行的，列寧開創的共產國際和斯大林建立的共產黨情報局，一直成為各國共產黨的大本營和指揮部。1956年2月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以後，蘇聯共產黨與各國共產黨（尤其是執政黨）的關係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除中國共產黨以外，共產黨執政的大多數國家的領導人都是斯大林挑選的，面對蘇聯的新方針，他們與蘇共的關係處於非常矛盾的境地，過去他們追隨莫斯科，一向奉行親蘇政策，現在則從內心反對和抵制蘇共二十大路線，而各黨內部曾被斯大林壓制的反對派的心態與此恰恰相反，他們對蘇聯表現出一種民族主義情緒，但贊同和支持赫魯曉夫的新方針。「波匈事件」就是這種矛盾的爆發和典型表現。

　　中國處理與朝鮮關係的方針，無疑受到社會主義陣營內部關係的制約：其一表現為蘇共與中共對朝鮮形勢的認識不同，其二表現為中共處理「波匈事件」和朝鮮問題的做法不同，其三表現為「波匈事件」對中共國內方針衝擊的後果。朝鮮作為蘇聯的衛星國，其情況與東歐國家非常相似，而中國共產黨則比較超然，它是除蘇共外世界上第二大共產黨，其領導人卻不是共產國際指定的。不過，與南斯拉夫共產黨不同的是，鐵托（Josip B. Tito）因與斯大林的矛盾脫離了社會主義陣營，而毛澤東則成為社會主義陣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波匈事件」發生后，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也開始出現微妙變化——作為亞洲革命的負責人，中共開始過問歐洲事務了。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重新思考了對朝鮮的方針及中朝關係問題。

　　本文利用中國外交部檔案及俄國檔案，梳理了1957年毛澤東轉變對朝鮮外交方針的過程和原因，以及其對朝鮮和中朝關係帶來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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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蘇處理與兄弟黨關係的困境

　　「波匈事件」的確使蘇聯與東歐國家兄弟黨的關係陷入了危機。1956年10月19日，赫魯曉夫（Н. С. Хрущев）率領蘇共代表團抵達華沙。莫斯科得到的情報是，剛剛走出監獄大門的原波蘭共產黨總書記哥穆爾卡（Wladyslaw Gomulka）有反蘇傾向，一旦當選統一工人黨總書記，波蘭將脫離社會主義陣營。赫魯曉夫的目的就是阻止哥穆爾卡上台，並為此下令駐波蘇軍秘密向華沙挺進。然而，赫魯曉夫與哥穆爾卡交談后發現，蘇聯的情報有誤。一方面，哥穆爾卡保證波蘭不會脫離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另一方面，獲悉蘇軍行動的波蘭內衛部隊已做好準備，赫魯曉夫決定停止軍事行動。儘管如此，蘇聯領導人對波蘭的形勢並不放心，在21日舉行的主席團會議決定，邀請兄弟黨到莫斯科商議對策，並特別提出派專機去北京接中共代表團。收到邀請后，毛澤東於21日晚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決定派劉少奇、鄧小平去莫斯科，方針是著重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同時勸說波蘭黨顧全大局，維護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波匈事件

　　中共代表團到莫斯科后，表示支持蘇共對波蘭採取和解的立場，同時委婉卻坦率地對蘇共提出了批評，赫魯曉夫表示接受。然而，就在10月23日晚上，動盪已久的匈牙利局勢終於釀成一場街頭動亂，蘇聯決定立即派兵鎮壓。由於蘇軍的出動和匈牙利改革派領導人納吉（Imre Nagy）、卡達爾（János Kádár）主政，布達佩斯的危急局面有所緩解。於是，29日中共向蘇聯提出建議，希望蘇軍撤出東歐國家，給他們以平等和獨立，並勸說蘇聯公開發表聲明，不干涉別國內政。在30日晚上的主席團會議上，通過了經中蘇雙方同意的宣言——〈關於發展和進一步加強蘇聯同其他的社會主義國家友誼和合作的基礎〉。但是，就在蘇聯決定放棄對匈牙利武裝干涉的時候，中國的主意又改變了。鑒於29至30日匈牙利局勢突然惡化，納吉宣布放棄一黨制，毛澤東於30日晚打電話告訴劉少奇，匈牙利問題的性質已經改變，蘇軍應該回到布達佩斯，保衛革命政權。夜間，劉少奇等出席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意見，但蘇聯領導人還有些猶豫。經過31日一整天的討論，蘇共中央做出決定：再次出兵布達佩斯，鎮壓反革命叛亂。赫魯曉夫於當晚趕到機場，將這一決定告訴了準備回國的劉少奇。11月4日，國防部長朱可夫（Г. К. Жуков）制訂的「旋風」行動 開始，十幾萬蘇軍很快就再次佔領了布達佩斯。

　　在與中共商議處理「波匈事件」時，蘇聯領導人最初的困惑在於，為什麼對波蘭必須採取和解與團結的方針，而對匈牙利則一定要出兵鎮壓，匈牙利就不需要平等對待嗎？對於匈牙利，先是要蘇聯撤軍，後來又要蘇聯出兵，根據是什麼？中共心裡很清楚，哥穆爾卡對蘇聯不滿，但並不反對也不想退出社會主義陣營，而納吉不僅反對蘇聯，還要脫離社會主義道路（這個判斷實際上不準確），所以要區別對待。中共公開做出的解釋很簡單：匈牙利走上了反革命道路，因此必須鎮壓。11月4日，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匈牙利事件的通知要求各單位，根據蘇聯政府10月30日宣言和中國政府支持該宣言的聲明以及《人民日報》的社論，擬定統一宣傳提綱，向所有幹部和廣大群眾進行解釋，蘇聯出兵幫助匈牙利革命政府鎮壓反革命，是為了堵住帝國主義突破社會主義陣營的缺口，鞏固各國社會主義的陣地。 11月5日，周恩來與印度大使談話時解釋說，任何主權國家都有權要求其同盟國來幫助維持秩序，這不是侵犯主權，也不是干涉內政。匈牙利與波蘭不同，轉向反革命了。同一天，周恩來接見波蘭大使，也做了同樣的說明，希望波蘭政府支持蘇聯的行動。 不僅如此，在蘇聯出兵面臨國際輿論指責，遭到兄弟國家猜疑，陷入空前外交孤立的情況下，周恩來還接受邀請，往來於莫斯科、華沙和布達佩斯之間，幫助蘇聯做解釋工作，穩定社會主義國家的局勢。

　　中共的解釋和宣傳，在很大程度上為莫斯科減輕了壓力。蘇聯駐華使館對此做出的判斷是：「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在複雜的形勢下表現出了忍耐和鎮靜，重申了完全支持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所採取的各項基本措施的堅定立場。可以肯定地說，在中國黨和國家領導層內，對蘇聯與中國就國際問題相互協商和統一行動不存在絲毫猶豫和動搖。中共中央和中國政府對我國堅持的黨和國家路線的立場表示了理解，堅決地支持蘇聯政府所採取的對外政策和積極行動，尤其是在發生匈牙利和埃及事件［蘇伊士運河危機］后。」

　　中共針對「波匈事件」提出的處理意見和原則，以及事後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確有助於蘇共擺脫與東歐各黨關係的困境，但同時卻使自己在處理與朝鮮勞動黨（以下簡稱勞動黨）的關係方面陷入了左右為難的境地。11月30日毛澤東在同蘇聯大使尤金（П. Ф. Юдин）的談話中，提出了解決朝鮮問題的「消極」和「積極」兩個方案，實際上中共明顯地傾向於「積極」方案，即利用在朝鮮的駐軍——中國人民志願軍，迫使金日成改變方針，以挽救朝鮮局勢，改善中朝關係。毛的主要依據就是金已經或即將成為納吉，背叛革命，脫離社會主義陣營。所以，根據對匈牙利事件的處理方針，對朝鮮也應該採取強硬措施，堵住社會主義陣營的這個東方「缺口」。 但蘇共中央並沒有支持中共的意見，因為在莫斯科看來，朝鮮並沒有像匈牙利那樣出現背叛社會主義的危險傾向；相反，「波匈事件」發生后，勞動黨更加靠近、依賴和支持蘇聯。而蘇共中央所依據的，恰恰是在中共中央敦促下發表的那個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平等關係的宣言；同樣，勞動黨全力支持的也是這個宣言。

　　蘇聯政府10月30日宣言發表后，勞動黨中央常委會立即進行了討論，並在11月2日向蘇聯通報，「一致贊同這個宣言」。朝鮮政府認為，「蘇朝雙方對政治問題關係處理得很好」，「經濟關係完全正常，並在平等的基礎上得到了發展」。「我們對蘇聯給予朝鮮兄弟般的援助深表感謝，今後我們同蘇聯的友誼將更加鞏固和發展」。由於波蘭和匈牙利發生了反蘇事件，勞動黨認為，「所有的進步力量都應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蘇聯周圍」，「今後必須採取一系列措施鞏固同蘇聯的友誼，在朝鮮媒體上加大力度宣傳同蘇聯日益增長的經濟聯繫以及蘇聯對朝鮮人民的無私援助」。蘇聯使館對這個及時到來的表態非常讚賞。 第二天，外務相南日又向蘇聯大使報告了來自匈牙利的消息，徵求蘇聯使館的意見，並說蘇聯政府怎樣建議，朝鮮政府就怎樣執行。 11月28日，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說，「波匈事件」告誡我們，「帝國主義者企圖在社會主義陣營國家中打開缺口」，我們「必須堅持專政」，「不能喪失警惕性」。金還對新任駐蘇大使李新八說，「除了鞏固與蘇聯的聯繫和友誼，朝鮮沒有也不會有其他的政治路線」。 此外，為了取悅莫斯科，朝鮮外務省還不斷向蘇聯使館散布一些有關中國的消息，挑撥中蘇關係，如中國副外長曾單獨約見朝鮮、越南和蒙古大使，通報匈牙利事件；中國人說蘇聯承認自己在對波蘭問題的看法上犯了錯誤；駐蘇大使李相朝有親華情緒而輕視蘇聯等等。 金有如此表現，又怎麼會脫離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

　　朝鮮的態度打動了莫斯科，蘇聯開始轉變了對朝經濟援助的態度。1957年2月，蘇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蘇朝貿易協定和向朝鮮無償供貨協定，除了按照協定向朝鮮供應大量機械設備、工業材料和其他物資外，蘇聯還決定在1957年的出口額度之外再向朝鮮發送4萬噸小麥，並同意接受朝鮮提供的10萬噸鋅精礦、3.5萬噸碳化鈣及額外的5,000噸獨居石（磷鈰鑭）精礦，儘管這些原料朝鮮富餘而蘇聯並不需要。為了進口朝鮮貨物，蘇聯責成財政部和內務部於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貿部劃撥500公斤國產黃金，以兌換自由外匯。蘇聯還同意將1949年蘇朝雙方簽訂的商品流轉和支付協議的有效期延長至1957年，並同意金日成的特別要求——提前使用5,000萬盧布的無償援助。此外，為了滿足朝鮮請求的額外援助，蘇聯政府同意按照高於世界市場的價格從朝鮮進口商品。 對於朝鮮的五年計劃（1957-1961），蘇聯政府也給與大力協助。8月16日，金日成對新任駐朝大使普扎諾夫（A. М. Пузанов）說，內閣副首相金一在莫斯科商討五年計劃的草案時，到處都感到蘇聯人民和領導人全面援助朝鮮發展國民經濟的真誠願望，工作進展非常順利。

　　關於蘇聯對毛澤東提出的處理朝鮮問題兩個方案的態度，目前可以見到的史料十分有限。據俄籍英國學者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教授在俄羅斯外交部檔案館查找的結果，尤金當時只給外交部發來一個電報，告知毛澤東與他有一個談話，但沒有把談話記錄發給外交部，而是直接發給了蘇共中央。可見，在尤金看來，這個談話十分重要和機密。1957年1月4日，周恩來訪蘇前夕，蘇聯外交部長謝皮洛夫（Д. Т. Шепилов）在給蘇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毛澤東在與尤金大使談話時，對朝鮮領導人和金日成本人的行為提出了批評意見並表示了不安」。因此，外交部「希望就朝鮮局勢問題與周恩來進行討論」，並認為應該強調：「蘇聯政府認為，在朝鮮目前局勢下，中國人民志願軍駐紮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不論是從朝鮮人民利益的觀點看，還是從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利益的觀點看，都是必要的」。 看起來，蘇聯外交部似乎並不了解毛談話的真實意圖，關於志願軍去留的問題，只是從朝鮮半島對美鬥爭的角度考慮，希望中國顧全大局，讓志願軍繼續留在朝鮮。如果蘇共中央一直沒有對毛的建議給與正面答覆（現在看來這種可能性非常大），那麼就表明蘇聯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持慎重態度，外交部當時尚不知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關於1957年1月周恩來與赫魯曉夫在莫斯科的談話，目前可以看到的只是中方的片段記錄。大概內容是，1月8日討論德國問題時，赫魯曉夫說，美國提出在蘇美之間劃一條線，匈牙利屬於蘇聯，中東和埃及屬於美國，雙方都不要越線。實現德國統一目前是不可能的，這是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陣營鬥爭的問題。周講述了中國的立場，即對資本主義國家，在軍事上採取防禦戰略，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可以擴大影響，但不主動出擊；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如果帝國主義要進攻或顛覆，必須鎮壓，社會主義國家應互相支持；對民族主義國家和中立國家，按照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不干涉內政。最後，周提出兩個具體問題要蘇方考慮：第一，鑒於美國提出可以容忍蘇聯在匈牙利出兵，但若是在東德發生這種事情問題就嚴重了，是否可以考慮在東西德雙方撤兵，建立中立區；第二，關於在朝鮮雙方撤軍的問題，我們過去曾經提出，美國不贊成，但將來也可能同意，如果他們提出，我們不能不撤。這兩個問題都與我們的世界戰略方針相聯繫。

　　在1月9日的會談中，中蘇雙方繼續討論了對國際局勢的估計問題。談到從朝鮮撤軍問題，周只是針對朝鮮1956年11月5日關於參加聯合國大會的建議說，「關於在聯合國討論朝鮮問題，我們認為不妥當，在日內瓦會議上，我們也堅持了我們的原則」。赫魯曉夫則說，「你們在朝鮮有軍隊，所以考慮讓你們多管一些」。當晚周電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赫魯曉夫同意我們從朝鮮撤兵的想法，至於從東德撤軍，蘇方認為須看條件和時機。 如果單純看已經公開出版的《周恩來年譜》披露的這則史料，很容易讓人產生一種印象，即赫魯曉夫當時就同意了中國單方面從朝鮮撤軍的主張。其實並非如此，周在莫斯科並沒有提出中國單方面撤軍的方針——這個想法是十個月後毛在莫斯科提出的，赫魯曉夫怎會對此做出反應？事實上他同意的是周提出的關於中美同時撤軍的想法。

　　從上述材料看來，關於從朝鮮撤軍的問題，赫魯曉夫與周恩來談話的語境和內涵已經完全不同於毛澤東對尤金的談話了。毛當時提出這個問題，主要是從朝鮮的政治立場及中朝關係出發，談的是在處理朝鮮內部問題時中國是否單方面撤軍，而周同赫魯曉夫談的則是朝鮮半島對敵鬥爭的局勢問題，是中美是否同時撤軍的問題。為什麼變化如此之大？從上述情況看，赫魯曉夫迴避了毛在1956年11月30日談話的主題，也沒有按照外交部的建議勸中國軍隊留在朝鮮，而是讓中國自己多加考慮，這就表明，蘇聯並不支持中國在朝鮮問題上採取「積極措施」，只是不便言明罷了。原因大概有三點：第一，蘇共認為金日成有錯誤，但絕未至於背叛革命的嚴重地步；第二，朝鮮現在積極主動地向莫斯科靠攏，對於加強蘇聯自二十大後日漸微弱的政治地位極為有利；第三，赫魯曉夫對劉少奇、周恩來不斷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雖然嘴上不說，但心裡十分不滿。 特別是中共在批評蘇共干涉別國內政、敦促蘇共發表社會主義國家平等關係宣言的同時，自己卻對朝鮮、越南和蒙古表現出大國沙文主義。 至於周恩來為什麼在莫斯科沒有舊話重提，而是變換了撤軍這一話題的宗旨，從邏輯上講有兩種可能性：或者是等待蘇方主動接過毛澤東關於這個問題的話題，或者在周訪蘇之前中共已經改變了方針。限於目前可以看到的史料，筆者對以上問題目前只能做這樣一些推斷，只有相關的檔案文件全部披露，才能作出更準確的描述。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沒有蘇聯的支持，中共處理朝鮮問題的方針就不得不改變。而有一個跡象表明，蘇聯領導人此時很可能正在考慮改變對朝鮮的方針——1957年4月初，蘇聯更換了駐朝鮮大使。對朝鮮政策頗有微詞的伊萬諾夫(В. И. Иванов)被調回國，普扎諾夫走馬上任。

　　與此同時，朝鮮出現的情況也需要毛澤東重新考慮對朝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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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日成不失時機解決國內問題

　　波蘭和匈牙利危機相繼爆發，蘇聯政府發表發展社會主義國家平等關係宣言，蘇軍出兵佔領布達佩斯……這一連串的事情，為金日成處理國內問題提供了絕佳時機和有力說辭。中國和蘇聯把注意力集中在東歐（同時發生的還有埃及的蘇伊士運河危機），自然無暇顧及朝鮮，蘇聯強調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平等，就等於承認干涉朝鮮內部事務是一種錯誤行為，而蘇軍用武力推翻納吉政府，則為金日成在朝鮮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清除敵對勢力樹立了「榜樣」。

　　

　　根據蘇聯使館的報告，勞動黨在1956年「九月全會」以後，首先做的事情就是設法改善人民生活。在這方面採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制訂和推行新的工資表，將工人和職員的工資平均提高了35％；依次降低了一些重要工業商品的市場價格，平均降低水平10％；對於原來享受農業稅優惠者及特別困難的農戶和災民，免除1956年的農業實物稅；對於落後的合作社、軍屬、搬遷者和難民，則完全或部分免除1956年借貸的糧食和種子，也不再追索過去的借貸；將使用灌溉設施的實物稅平均降低了4％；減少小商人、私營企業主、手工業者和自由職業者50％的所得稅和地方稅；在沒有國營和集體貿易的地方允許私營商人出售國有工業品，並且為他們提供從事這些活動所必須的資金，等等。與此同時，在改革意識形態工作中，重新審查了高校和中學的教學大綱，特別是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大綱，也開始對教科書和參考書進行再版工作，以刪除那些用個人崇拜觀點解釋社會生活的內容；更加註意研究和掌握朝鮮人民群眾的革命經驗和進步成果；在報紙發表更多的關於蘇聯的各種材料，不僅在黨的建設中，而且在國家經濟和文化等方面，全面推廣蘇聯經驗。勞動黨還加強了「國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在11月下旬進行了地方權力機構的選舉；在黨的決議和文件中承認朝鮮存在個人崇拜（儘管強調沒有造成消極後果），在宣傳、文學和藝術方面「不再頌揚金日成」；黨和國家的重大問題經常由集體討論解決，對那些批評領導的人也「表現出更大的耐心」。蘇聯使館認為這些措施得到了朝鮮群眾的擁護，對此非常滿意。

　　1956年10月「波匈事件」的衝擊也為朝鮮帶來了一些麻煩，主要是在大學生、教師和知識份子中間，出現了對現狀和政策的不滿情緒，也有人在會議上提出一些敏感的政治問題或散發傳單發表不同意見。 針對這種情況，金日成採取了兩項措施。一個是通過換髮黨證，進行黨內清理。這項工作從1956年12月開始，到1957年初結束。 儘管勞動黨聲明這次換髮黨證並不是清黨，但實際上這種人人過關的方式——這是以前許嘉誼（許哥而）採用過並受到金猛烈批評的措施，的確是對所有黨員進行調查和控制的有效方法。1957年1月16日，《勞動新聞》刊登的一篇文章間接承認，換髮黨證為黨的幹部提供了一個檢查全體黨員以往活動及其可靠性的極好機會。 勞動黨中央組織部長韓相鬥則明確告訴蘇聯使館，更換黨證運動的目的，「最終是揭露黨內敵對分子」。

　　另一個是開展肅反運動，對社會進行整治。「波匈事件」后，毛澤東提出整頓黨的作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勞動黨卻有不同的看法，金日成在一次內閣會議說，毛提出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英明、偉大的，但朝鮮主要是敵我矛盾。副委員長金昌滿也認為，朝鮮不能整風，會出亂子。 與中國開展整風運動同時，1957年5月19日，勞動黨在黨報發表社論，提出在全黨開展肅反運動，徹底揭發反黨宗派份子的罪行，同黨內不健康的因素進行不妥協的鬥爭，要求黨政機關把加強革命秩序的鬥爭作為日常工作，加強對群眾的馬列主義教育。 實際上肅反鬥爭並沒有局限在黨內，5月30日，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做出一項決定，並下發了題為「把對反革命份子的鬥爭轉變為一個全黨全民運動」的文件。大規模的「批判會」和「思想檢查」活動開始蔓延到全國，很多人受到審查、批判乃至人身傷害。

　　當然，金日成最擔心的還是黨內反對派的存在及其影響，所有政治運動真正的關注點也在所謂「宗派份子」身上。在1956年11月19日拜訪蘇聯使館時，南日就向蘇聯大使放出消息說，「不能認為中央八月全會上的反對派已經放下了武器」，比如崔昌益的支持者，特別是一些科學工作者和知識份子，經常聚集在他的辦公室。 1957年1月9日，《勞動新聞》發表了科學院通訊院士、勞動黨候補中委李清源的署名文章〈宗派給我國工人運動所造成的毒害〉，不點名地批判了「八月全會」的反對派言論，聲稱他們的活動與外部敵人遙相呼應。 2月14日，金枓奉發表公開講話，指責「八月全會」的宗派份子無視黨的集中領導，承認對他們進行揭露和批判是「完全正確的」。 2月25日，《勞動新聞》發表文章，開始點名批判徐輝「脫離黨的原則的錯誤言行」，稱其目的是「反黨」。 4月9日，金日成則明確地對蘇聯大使說，「我們現在堅持認為，在波匈事件之前及時揭露這一反黨集團的行動是正確的」，否則「我們會遇到更複雜的情況」。 伴隨著一系列的鋪墊工作，這一時期朝鮮領導人的講話和報刊發表言論，集中批評了徐輝、尹公欽、李弼奎、崔昌益、朴昌玉等所謂「宗派份子」，並指出一些「追隨分子」至今還留在黨的工作崗位上。這些講話還強調，勞動黨開展的「反宗派鬥爭」有助於加強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團結。

　　就在這時，蘇聯發生了一起「反黨集團」事件，為金日成徹底拋棄「九月全會」決議創造了機會。1957年6月下旬，馬林科夫（Г. М. Маленксв）、莫洛托夫（В. М. Молотов）等黨內保守派發動「宮廷政變」未遂，赫魯曉夫依靠朱可夫的幫助及在中央委員會擁有多數支持者的有力地位化解危機，躲過了這一劫。 金日成同毛澤東一樣對赫魯曉夫的勝利表示祝賀和支持，顯然，這一事件進一步加強了中共在社會主義陣營的領導地位，也為金重新開始嚴厲並公開制裁反對派份子提供了「榜樣」和理由——既然老大哥都可以把一些「老近衛軍」開除出中央委員會，那麼勞動黨「八月全會」的做法還有什麼錯誤？7月4日，勞動黨中央即召開常委會，表示完全支持蘇共中央關於反黨集團的決議，並決定將該決議下發到基層黨組織。值得注意的是，憂心忡忡的赫魯曉夫派米高揚（А. И. Микоян）去中國，爭取毛澤東表態支持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決議，並取得滿意結果是在7月5日。這就意味著，在表態支持蘇聯的問題上，金日成領先了毛澤東一步。

　　與《人民日報》及其他各國共產黨的報紙一樣，1957年7月5日，《勞動新聞》報道了蘇共中央召開全會的消息，並刊登了《真理報》7月4日發表的關於馬林科夫「反黨集團」的決議。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以往朝鮮新聞總是試圖隱瞞或淡化兄弟國家、兄弟黨之間及其內部的衝突，而這一次，朝鮮報刊一反常態地對蘇聯「反黨集團事件」進行了詳細報導，不僅刊登了各國共產黨表示支持蘇共中央決議的消息，還把蘇聯「反黨集團事件」與勞動黨批判宗派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

　　為了全面開展「反宗派鬥爭」，勞動黨再一次試探蘇聯的態度。7月5日，南日對蘇聯大使說，勞動黨內部的「反黨小集團」在「八月全會」被揭露后，「並沒有停止活動」，他們在黨內「有一定數量的支持者」。南日還把蘇聯黨內的「六月事件」與勞動黨的「八月事件」相提並論，試圖為已經受到莫斯科批評的整肅行為開脫。蘇聯大使對此提出異議，並向莫斯科報告說，關於所謂的派別活動，南日並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而朝鮮內務省的蘇聯顧問提供的消息證實，儘管進行了「偵察跟蹤」，卻沒有發現「宗派集團的頭目」搞派別活動的具體事實。 不過，由於在「反黨集團事件」中得到勞動黨的支持，莫斯科對金日成的批評已非常微弱。於是，勞動黨內新的「反宗派鬥爭」以此為契機開始了。

　　1957年8月6日的《勞動新聞》發表社論，自「九月全會」以來第一次公開把崔昌益、尹公欽、徐輝、李弼奎、朴昌玉稱為「反黨宗派份子」，說他們在1956年「八月全會」被揭露后，表面上服從中央，背後卻進行暗害活動。還說，新的事實證明，中央「八月全會」的決議是完全正確的。社論號召全黨應繼續在黨員和勞動人民中揭發反黨宗派份子的罪行，為徹底肅清他們的餘毒而奮鬥。當天的報紙上還發表了長篇文章，報導金日成大學三個月來在中央指導下開展揭發批判反黨宗派份子鬥爭的情況。鬥爭的成果就是揪出了以「徐輝的走卒」、「思想上的叛徒」、金日成大學黨委員長洪洛雄（逃亡中國后改名洪光）為首的一批宗派份子，受到清洗的包括很多學者和教員，以及一百多名研究生和本科生。 9月初，苟延殘喘的崔昌益和朴昌玉終於被送進了監獄。 10月17至19日，勞動黨中央全會做出兩項決議：批判以前建設相金承化為首的保守份子和反黨份子；開除與崔昌益、朴昌玉勾結進行反黨活動的前駐蘇大使李相朝的黨籍。 「八月事件」發生一年後，歷史又回到了起點。

　　然而，金日成的做法最終還是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認。1957年10月22日，《真理報》全文刊載了金日成的一篇文章，其中寫到：「我們黨粉碎了企圖從外部和內部瓦解黨的隊伍的敵對份子之破壞活動」，「克服了與黨的正確路線背道而馳的左傾和右傾機會主義傾向」。勞動黨「在同企圖破壞黨的團結的宗派主義份子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中」得到了加強。 除此之外，金心裡當然明白，以中國共產黨目前在社會主義陣營當中的地位和影響，以及中朝之間的歷史淵源，他要想徹底肅清反對派，鞏固其在朝鮮黨內的統治，還應該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至少要與中國保持正常的黨際關係。其實，金並非有意得罪毛，更不願與中國走到決裂的地步，他只是希望對朝鮮的事務能夠自己做主，使朝鮮黨和國家擺脫中國的直接控制和影響。所以，勞動黨在利用「波匈事件」重啟對宗派主義鬥爭的同時，小心翼翼地處理與中國的關係，不斷向北京做出友好的表示。

　　在對蘇聯第二次出兵布達佩斯表示支持的同時，朝鮮也對中共做出了友好姿態。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后，金日成向蘇聯表示，「這篇文章具有重大的切合實際的政治意義」，決定在朝鮮報紙上全文轉載，併發行小冊子。1957年新年伊始，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別給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政委及全體官兵寫信和打電報，祝賀新年，並饋贈大批禮物。 儘管對簽訂1957年中國援助朝鮮物資議定書和中朝兩國貿易協定的結果並不滿意，1月19日，《勞動新聞》還是報導了中國政府貿易代表團訪問朝鮮的情況和金日成接見代表團的消息，之後又發表文章盛讚「朝中兩國友好及經濟合作的發展」，還刊登了《人民日報》關於加強中朝經濟合作的文章。 2月3日，《勞動新聞》以「朝中人民的兄弟般情誼」為題，宣傳了1956年中國人民志願軍對朝鮮人民提供的「巨大援助」，以及朝鮮人民對志願軍部隊的幫助。2月4日又報導了中國駐朝部隊紀念朝鮮人民軍創建九周年的活動。 2月5日，在開城分別舉行了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烈士墓碑的揭幕式，崔庸健在志願軍烈士墓碑揭幕式發表演講，讚揚中朝兩軍和兩國人民之間鮮血凝成的友誼。接連幾日，《勞動新聞》報導了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舉辦中朝兩國青年友好晚會的情況、志願軍醫療隊積極為當地朝鮮人民服務的事迹，以及志願軍文工團為軍事停戰委員會朝鮮人民軍代表團演出的情況，還宣傳了志願軍官兵廣泛開展「中朝友好月」活動。 所有這些，無非是希望向北京傳遞一種信息——朝鮮有意緩解雙邊關係的緊張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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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權衡利弊緩和對朝關係

　　在此非常時刻，毛澤東自然十分關注朝鮮問題。1956年底和1957年初，中共中央聯絡部、宣傳部的內部刊物及黨報不斷刊登一些有關朝鮮的消息。1956年12月16日，《人民日報》報導了金日成幾天前在勞動黨中央全會的講話。在談到與蘇聯的關係時，金日成強調說，「最近國際反動勢力瘋狂地企圖損害蘇聯的威信，加劇國際緊張局勢」，在這種情勢下，「我們比任何時候都要加強統一和團結，經常保持革命警惕性，特別是要進一步加強同以偉大的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各國的友誼團結」。 中聯部所編的《各國共產黨簡況》於12月19日介紹了《勞動新聞》11月7日社論的內容，這篇以〈社會主義事業是不可戰勝的〉為題的社論熱烈支持蘇軍「粉碎匈牙利反革命暴行」的舉動，並指出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給人民帶來自由、獨立和幸福。只有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友好合作，社會主義才能鞏固和發展。 接著，該刊又連續刊載了大量來自平壤的消息，如朝鮮地方各級人民代表選舉的情況以及《勞動新聞》社論的如下說法：這次選舉表明全體人民的團結及對黨和政府的無限支持和信任；朝鮮農業合作化運動的一些情況：勞動黨克服急躁情緒，強調自願原則，積極促進農業合作化運動；勞動黨號召反對官僚主義的情況：加強集體領導，發揚黨內民主，鼓勵自由討論；勞動黨採取各種措施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工資，降低農業稅，允許私人經商，等等。 1957年1月7日，《人民日報》報導了《勞動新聞》於5日和6日全文刊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文章〈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此外，也有不少關於中朝關係狀況的報導。中宣部所編的《宣教動態》於1956年12月8日報導了這樣一件事：10月8日《人民日報》關於中朝足球賽的新聞說，朝鮮隊在踢進一球后便採取了「破壞性防守戰術」。朝鮮作家韓雪野看到了這則報導，後來在中國參加一次會議時對翻譯說，中國的這個報導不公平，有大國主義表現。 1957年1月11日《宣教動態》刊載了遼寧省委的報告，說在安東邊防、口岸的工作人員和當地群眾中，存在一種錯誤思想作風，主要是對朝鮮人態度傲慢，不講禮貌。有些人常以「六億大國」自居，認為「朝鮮國小，又窮」；又以志願軍為資本，聲言「沒有我們，他們不行」。有的漁民越境捕魚，受到阻撓時，態度極端蠻橫，說「打點蜊子還不願意，如果不是我們的志願軍，你們的腦袋早就沒有了」。有的邊檢人員認為朝鮮人問題多、好搗鬼，對朝鮮人故意刁難。對待朝鮮越境份子，存在嚴重違法亂紀行為，審查時侮辱人格，謾罵吊打，甚至不給飯吃。

　　這些消息未必完全準確、可靠，但是卻向中共中央傳遞了非常重要的信息：勞動黨完全贊同和支持蘇軍在匈牙利採取的行動，而這一行動恰恰是中共建議和鼓動的；金日成一再強調要加強與蘇聯及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團結統一，而這正是劉少奇到莫斯科的主要任務之一。所有這些都表明，勞動黨並沒有脫離社會主義陣營的跡象，金也沒有要背叛革命的任何舉動，中國焉能以此為理由對朝鮮採取強硬的、「積極」的措施？即使過去勞動黨在經濟政策、幹部路線和黨內生活準則等方面存在一些錯誤，現在看起來（至少表面上）也正在逐步糾正之中，還有必要步步緊逼嗎？最讓中共感到尷尬的是，中國利用「波匈事件」批評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敦促蘇共發表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平等的宣言，自己卻對周邊國家表現出大國主義作風。因此，毛澤東不得不重新考慮對朝鮮的政策，換一種方式調整與朝鮮的關係。筆者認為，極有可能就是基於這一點，周恩來在1957年1月訪問莫斯科時改變了關於在朝鮮撤軍問題上的提法。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看，中國緩和與朝鮮關係的第一個跡象表現在對自身的檢討。1957年3月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檢查朝鮮、越南實習生工作的指示，責成國務院主管部門及安排實習的三個直轄市和十六個省黨的機關，對實習生工作進行全面檢查，重點是：有關廠礦企業領導是否重視此項工作，「在實際工作中是否有大國沙文主義的思想和做法」，以及實習生在學習和生活上還存在哪些問題。 其次，中共對「八月事件」後朝鮮逃亡幹部的態度也發生了微妙變化。3月4日，逃亡中國不久的金忠植給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吳德寫信，要求向蘇共中央和中共中央遞交有關他個人和勞動黨的材料，並希望直接去北京面呈。 若是在幾個月前，這些材料確是中共急需的，但現在似乎已經沒有人關心了。3月16日，省委書記富振聲得到中央的指示后對金忠植說：「你從朝鮮來我國，不是合法的和正常的，我們曾經要求你回國，但是你堅決不願意回去，我們只好把你留下來。」然後嚴肅地告訴他：中朝兩黨和兩國關係一向友好，中國也「不願干涉兄弟黨和兄弟國家的內部事務」。最後提出要求：盡量避免與朝鮮人及中國的朝鮮族接觸和通信，更不能談論朝鮮問題。

　　不過，要說中國對朝鮮政策此時已經發生轉變，還為時過早。1957年上半年，中朝關係仍處於不冷不熱的狀態。據蘇聯駐華使館的報告，中朝雙方在1月關於1957年貿易協定的談判中，「朝鮮人堅持要中國在1957年向朝鮮提供20萬噸糧食，而中國人則推委本國物資供應困難，只同意提供9萬噸，經過長期談判后才同意提供15萬噸糧食」。 3月9日，南日緊急向蘇聯求援3萬噸鍊鋼用焦炭。因為朝鮮唯一運轉的一座高爐用本國焦炭只能保證60%的生產能力，而一年13萬噸焦炭的缺口原來是靠中國補足的，現在中方通知只能提供10萬噸，只好求助於蘇聯。 另普扎諾夫的通報，4月10日受金日成委託，他向中國使館告知，朝鮮將於5至6月完成五年計劃的制訂，朝鮮希望把計劃草案交給蘇聯和中國，以聽取意見和協調相互責任。喬曉光的第一反應是：中國未必能對朝鮮國民經濟發展提供追加援助。 此外，早在5月勞動黨中央常委會對五年計劃草案進行審議前，金日成就請求喬曉光轉告中國政府，希望中方於6月初接待朝鮮代表團，其目的是學習中國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並討論兩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相關問題。然而，中國對此遲遲不予答覆，後來告知這次訪問只能安排在7月進行。朝鮮領導人還不斷向蘇聯人抱怨，與中國大使難得見面，也很難相處。

　　朝鮮代表團7月底到莫斯科商談五年計劃時，曾提出希望蘇聯同意朝鮮延期歸還將於1961至1962年到期的2.4億盧布的貸款，但遭到拒絕。蘇共領導人對朝鮮這樣層層加碼的援助要求已經感到厭煩，在8月6日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米高揚指出，朝鮮的計劃不現實，速度過快；直截了當地告訴他們，必須償還貸款並按期支付利息。赫魯曉夫說，讓金日成償還貸款，否則不再提供新的貸款，我們的原則是「要算經濟賬」。 遇此挫折，朝鮮人對中國會給予多少援助也沒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表示，過去曾向中國提出過高的要求，這一次我們力求減少。 於是，朝鮮希望準備於9月對中國進行的訪問保持低調，在訪問計劃中沒有直接提出援助問題，甚至要求不公開活動，不發表消息。 然而，同1953年一樣，朝鮮人在中國又一次意外地取得了重大收穫。

　　促使中國黨和政府根本改變對朝鮮方針的，很可能是1957年夏天在國內發生的一場頗有影響的政治風暴——反右運動。「波匈事件」引發了毛澤東對社會主義發展問題的深刻思考，他認為對無產階級政權造成主要威脅的，已經不是過去的國內階級敵人和國外反動勢力，而是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和對立，從而提出了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在毛看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執政黨，因此提出在全黨開展整風運動。由於黨內高層對此有不同看法，多數幹部又對延安整風的後果記憶猶新，整風運動的設想和做法遇到很大阻力。但毛執意要進行整黨，只有藉助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的力量，於是「關門整風」變成了「開門整風」。然而，局勢的發展出乎毛的意料，一方面，被發動起來的民主黨派和知識份子在「大鳴大放」中提出了涉及「共產黨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的非常尖銳的問題；另一方面，工人因公私合營后收入降低紛紛起來鬧事、罷工，而農民因對農業合作化不滿而出現大規模「退社」現象，特別是大學生和退伍軍人開始走上街頭，表示不滿和抗議。毛感到形勢嚴重，中國可能要出現「匈牙利事件」，於是來了一個「急剎車」，提出全黨轉向反擊右派的鬥爭。6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一聲號令，一場以反右派為核心的階級鬥爭運動便迅速波及全黨、全國。 此時，中國的反右運動與朝鮮的整黨和肅反運動在政治傾向上已經完全合拍，況且中國內部如此重大的政治波動也需要得到各國兄弟黨的理解和支持，毛如何還有心思對朝鮮採取什麼「積極措施」？一直籠罩在中朝關係上的陰雲逐漸散開了。

　　6月21日，毛澤東接見朝鮮新任駐華大使李永鎬時談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更加團結起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還出人意料地表示：「我們要和朝鮮繼續合作，加強團結」。李永鎬則告知，勞動黨正在學習毛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我們要仔細研究這個文件」。 平壤對此立即做出反應。7月初，朝鮮領導層決定，委託金一訪華時「試探一下中國朋友現在如何看待朴一禹前往中國一事」，如果沒有意見，朝鮮允許朴一禹返回中國。8月13日，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聯名致電朝鮮領導人，祝賀朝鮮解放十二周年。賀電高度讚揚了朝鮮在恢復和重建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了朝鮮在維護停戰協定和為實現和平統一所做的巨大努力，並「祝中朝兩國牢不可破的、兄弟般的友誼日益鞏固和發展」。 朝鮮方面也做出積極反應。鑒於蘇聯方面多次提醒和建議朝鮮應密切與中國的關係，南日在8月23日與蘇聯大使的談話中透露，勞動黨「最近全面考慮了我們之間就這一問題的談話」，「近期我將親自採取一系列措施，同中國大使喬曉光建立親密的、坦誠的、同志式的關係」。 9月2日，中國郵電部發出〈關於發行朝鮮進口報刊工作的通知〉，將過去由延邊新華書店負責發行的朝鮮進口報刊，自9月1日起改為郵局統一征訂和發行，要求全國各地郵局，特別是東北各局，大力開展宣傳征訂工作，並主動與新華書店聯繫，做好零售業務。 至此，中朝關係轉圜的大門已經敞開。

　　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為團長的朝鮮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進一步掀起了中朝友誼的高潮。在會談中，對朝鮮的五年計劃，中方總體上表示贊同，也提出了修改意見，如增長速度定得過快（高於中國「一五計劃」水平），農業投資不夠（年平均投資低於「三年計劃」），積累率和投資率過高（按同樣價格計算遠高於中國），消費水平也顯得目標偏高（超過中國1962年計劃的水平）。中方代表通過講述中國的經驗，間接地就這些問題向朝方提出了建議。在貿易方面，中方確定的方針是：根據雙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則，在物資供應上幫助朝鮮解決困難。據中方估計，1958至1961年中國對朝鮮貿易出超將達到人民幣8,000萬到1億元，中方決定其差額不再以無償援助或貸款的方式解決，而是儘可能進口一些中國並不急需的朝鮮物資，以促進朝鮮自身的生產建設。由於中國「二五計劃」尚未確定，故這次只商談1958年的貿易問題。對於朝鮮最關心的幾項物資，中國都儘力予以解決。如煤炭，中國1958年計劃缺口在600萬噸以上，但還是完全滿足了朝鮮的需要（87萬噸）；硫磺也缺，橡膠還要靠從國外進口，但也都滿足（硫磺）或基本滿足（橡膠）了朝鮮的需求。只有棉花難以達到朝鮮的要求。中國連續兩年未完成棉花播種計劃（1956年差500萬畝，1957年差700萬畝），因此打算1958年從蘇聯進口幾萬噸棉花。這樣，對於朝鮮要求供應12,000噸棉花、1,500噸棉紗和1,000萬米棉布，經過反覆談判，中方最後答應提供的只有8,000噸棉花、500噸棉紗和500萬米棉布。至於進口物資，如水泥、漂白粉、硝酸銨三種大宗物資以及黑鉛等，中國實在不需要，且無法轉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均盡量接受朝鮮的貨單，如中國的碳化鈣已經過剩，而朝鮮要求出口3萬噸，但中國最後還是接受了8,000噸。朝方對談判結果感到滿意，認為「基本上解決了要討論的所有主要問題」。

　　在實際執行中，中國又做出一些讓步，如對貿易差額的處理。因中國無償援助的款項到1957年已經用完，而朝鮮能夠向中國提供的物資很少，故此前雙方實際貿易額很有限。為滿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資貸款外，中國採取了擴大貿易的積極措施。1957年中朝年度貿易總額僅5,601萬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萬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達到12,037萬美元。而中國對朝貿易年年出超，1957至1960年共計6,229萬美元。這些差額最後基本上都由中國用提供貸款的方式解決了。

　　朝鮮代表團訪華后，雙邊關係的確有了迅速好轉的勢頭。10月25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七周年時，中朝關係的升溫更為明顯。金日成不僅致函志願軍司令員楊勇上將表示感謝，還專門給毛澤東發出賀電，毛也親自回電致謝。朝鮮政府還在平壤召開紀念集會，並組織群眾開展慰問、立像和掃墓活動。幾天後的「十月革命」紀念日，也被朝鮮人看作是中國的節日，據《人民日報》報導，「志願軍駐地一片節日景象」。 不過，擴大宣傳、增加援助畢竟還是表面的和局部的舉措，要想徹底改善中朝關係，必須在對朝方針上採取根本性的措施。

　　那麼，毛澤東態度的轉變，是基於對金日成認識的改變，抑或只是施展一種政治手腕？筆者傾向於前者。無論是否出於真心，金的做法的確證明了他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忠誠，而毛作為公認的一位國際共運領導人，不會不注意到這個問題。此外，蘇聯在處理朝鮮問題上的態度也會令毛澤東感到擔憂，作為一個亞洲國家，又是中國的鄰邦，朝鮮無論如何也應該更親近中國。

　　然而，要想讓金日成真正承認中共的領導地位，向中國靠攏，還要繼續作出努力。於是，毛澤東趁熱打鐵，採取了進一步行動——從朝鮮撤出全部中國人民志願軍部隊。（作者授權刊發，本文曾刊發於《二十一世紀》，為系列長文《金日成走上權力頂峰》第四篇，原題《毛澤東轉變對朝方針》，註釋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