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的中國精英階層應該自我反省

　　作者：任劍濤（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靜（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文章要點：

　　

　　1.面對文化的極大豐富性，我們很容易馬上發生一種文化心態，想以最簡單、明了、清醒、及時的方法把它把握住，這就產生各種誇張性的立場陳述。但在無數個二元簡單的對立衝突之中，互相的衝撞會對沖，逐漸會形成健康多元的判斷。

　　2. 任何社會在它出現變革的前夜，都會出現巨大的悸動和爭議。在變革的前夜，有的時候時間會很長，有的時候倒退，有的時候停滯，但這種討論通常是變化的開端。

　　3.現在中國的精英階層，從年齡段來說，50后、60后要高度地自我反省，因為這兩撥人登高望遠、叱吒風雲、領袖慾望太過強烈，像我這樣隨時自我解嘲的人會看到這種狀況不能延續下去。

　　【編者按】文明是人類精神的成熟狀態，中華民族意欲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應只有特殊的民族文化，根本還在於能否在其特有的存在方式中表現出某種普遍的人類精神，引領人類文明向前發展。

　　日前，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任劍濤、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楊早做客騰訊思享會•思享閑談系列活動，圍繞「中華文明的文化創製」展開討論，思索中華文明和文化的困境和出路。以下為現場交流互動環節部分實錄：

　　

　　任劍濤：「所有公眾都是幻影公眾」

　　提問：在當下中國流動的社會結構中，我們即使在原地不動，也會遭遇越來越多元的人群和觀念，我們也越來越多地需要跟多元文化打交道，這已經成為我們現實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望京已經成為很大的韓國人聚居區，還有廣州的黑人居住區等等。所以，有一種說法是，中國文化將要面臨的挑戰可能就是多元文化的認同危機，因為我們目前在朋友圈最容易看到的恰恰是一種非此即彼的社會情緒的二元對抗。我想了解一下，在設想的「中華文明的文化創製」里，怎麼調和當下中國文化觀念上的二元撕裂和現實生活中的多元文化認同要求？

　　

　　活動現場

　　任劍濤：對實際社會生活中文化表現出來的對立性不必看得那麼嚴重，人在面對龐大的社會文化時，缺乏全面把握的能力，這是我們存在的限度，面對文化的極大豐富性，我們很容易馬上發生一種文化心態，想以最簡單、明了、清醒、及時的方法把它把握住，這就產生各種誇張性的立場陳述。但在無數個二元簡單的對立衝突之中，互相的衝撞會對沖，逐漸會形成健康多元的判斷。

　　為什麼在中華民族面對現代文化建構十字路口的時候，在討論文化創製的時候，大家會對此感到那麼焦慮呢？似乎我們的文化已經完了。其實我覺得一點沒完，只不過是欠文化活力的表現。對社會文化傳播特別有研究的傳播大師李普曼特彆強調，所有公眾都是幻影公眾，無比豐富的現實社會文化都是由幻影公眾來構成。通過對沖，逐漸喚醒公眾，形成來無影去無蹤的社會輿論，而社會輿論在來無影去無蹤當中相互替代，公眾理性的文化、習性就沉澱下來了。發達國家也是這樣的，那種對立比今天中國一點都不遜色，原因是我們從封閉的社會文化狀態走到今天，大家容易一靠運氣，第二總是誇張放大，但通過逐漸地耗盡運氣，就積澱了理性的社會文化心理。

　　

　　張靜：文化撕裂是哪種類型的衝突？

　　張靜：我對社會意識形態或者文化的撕裂現象沒有那麼憂慮，有一些審慎的樂觀，因為不變動的社會不會出現爭議，爭議產生動力，是內在活力的表現。我們可以從經驗和理論兩個方面看看理由。

　　先看經驗方面。任何社會在它出現巨大變革的前夜，都會出現巨大的悸動和爭議。在變革的前夜，有的時候這段時間會很長，有的時候倒退，有的時候停滯，但討論通常是變化的開端。在改革開放之前，爭論要不要往市場經濟走還是保持原來制度的時候，也是如此。所以從經驗角度來看，爭議是一個社會活力的表現，說明它正在尋找前進的方向。

　　理論方面抽象一些。中國文化、繪畫、哲學的主調都是反映和諧，反感對抗。中國傳統繪畫里人非常小，他們與山水和諧一體，而不是與其鬥爭，是作為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對抗的東西；這跟西方繪畫中的強烈——往往有一束光照在中心人物的表情上，表現對抗、衝突的關係，其中有魔鬼、野獸、兇殺、戰爭，……總之神話故事的基調很不一樣。

　　

　　中國山水畫喜歡人物與山水融為一體。

　　這並非沒有意義，而是體現出不同的思維邏輯。黑格爾在這個問題上有非常敏銳的分析，他提出，西方哲學設置了二元對立，彼岸和此岸的對立，精神和物質的對立，信仰世界和世俗世界的對立，宗教魂靈和肉身的對立等等。設計這些對立的根本原因，是對照此岸的不完美所在，然後利用對立所產生的憧憬和動力，來改變此岸，向彼岸前進。這就是二元對立的作用，它設置了一個目標、精神世界作為前行的設想，所以西方文學作品多數是善與惡，倫理與狡詐的鬥爭。總之對立的一端是好的，值得追求和嚮往的，另一端是不好的，需要改進的。

　　但不是所有衝突都會產生好的、建設性的結果，有很多衝突是毀壞性的。這就需要問，我們的衝突是不是二元對立那個意義上的衝突？我的看法，不一定是。剛才說的善惡衝突、彼岸此岸衝突、精神和物質衝突、靈魂和肉身的衝突，是有高下之分的。但我們看到的不少衝突在目標、理念和手段方面互似，如果衝突雙方是爭奪資源或者爭奪權力，而手段、原則、性質是一樣的，沒有哪個比哪個高，只有哪個勝，因為我用你對付我的方法對付你，你也在用我對付你的方法來對付我，這不是什麼二元對立衝突，這樣的衝突不一定能產生新的文明秩序。

　　

　　任劍濤：現在的中國精英階層應該自我反省

　　楊早：我追問一句，不管是面對底層還是少數民族，現在我們談啟蒙時的底氣比以前小了很多，那麼有沒有可能重建啟蒙的高度？

　　任劍濤：這其實是啟蒙如何自處的問題。啟蒙至少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你蒙我啟」。這是一批社會精英，不管是政治精英還是文化精英，都容易出現的行為：我已經走出洞穴了，我已經不被洞穴假象所蒙蔽了，我的任務是告訴芸芸眾生，你們是愚蠢的，我來啟你的蒙。大眾對這種高高在上的啟蒙非常排斥，尤其是在多元複雜的全球文化時代，這種啟蒙誰都會排斥。

　　還有一種啟蒙叫「有蒙共啟」，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盲點、不足、對相應文化和自身文化的了解都有限度，因而我們謙恭地承認，面對理性的權威我們服從有蒙共啟、避免人類自我蒙蔽，這樣一來，啟蒙就永遠是一種面向自我的事情，而不是高高在上指教別人，你是笨蛋，怎麼還不懂？

　　

　　啟蒙應該是什麼樣的？

　　不客氣地說，中國社會的中堅力量（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人）是「你蒙我啟」最強有力的構成群體，因為這兩撥人成長於中國非常封閉的階級鬥爭時代，現在又成為中國社會發展的中堅力量，無形中使他們把自己青少年時代的封閉性判斷拿來作為承擔中國現代文化轉型使命的一種自我期許，結果造成了在主流文化心態上跟社會全球化、多元化，尤其是跟新生代文化（80后、90後文化）直接對撞，這樣就使後者對你的啟蒙非常反感。所以現在中國的精英階層，從年齡段來說，50后、60后要高度地自我反省，因為這兩撥人登高望遠、叱吒風雲、領袖慾望太過強烈，像我這樣隨時自我解嘲的人會看到這種狀況不能延續下去。

　　但中華文明處在十字路口的時候，並不能說自我解嘲就能把這樣的處境改變。所以啟蒙究竟如何自處、啟蒙究竟如何有作為，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因為不在於精英的使命自認——「我承擔這樣的使命，這一代再不盡這樣的責任，中國社會就完了」——經常聽到50后、60后精英人物的自我表達，我感到非常驚異。現在這幫人最愛表達我們要怎麼怎麼樣。我說你再要怎麼怎麼樣也是社會的小群體，十幾二十幾萬人能夠把社會怎麼樣？其實精英文化的自我衰退和自我拯救要比他們去承擔所謂精英啟蒙的責任還要更嚴峻。這點上，我相信中華文明的文化創製走到全球化時代、走到風雲聚會的時代、走到自己的十字路口時代，我們怎麼去嚴格反省自己的文化出路才是關鍵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