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鍾書為何一生不願提魯迅？

　　

　　對批評家而言，批評的深度，即是靈魂的深度，批評與做人，只在精神或靈魂深處彼此相通。

　　・1・

　　了解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人，都會注意到大學問家錢鍾書在他的文字中，似極少涉及魯迅。對此現象，不少人說錢鍾書學貫中西，在他眼裡，那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地位不高，他看不起他們，包括周氏兄弟。所謂對魯迅不屑一顧，似有些道理。錢先生以研究西方文學為專業，在牛津大學受過嚴格訓練，西方古今文化典籍，無不涉獵，且極為精通。西方哲學他也通曉。比如他對黑格爾建立的哲學體系，就有批評，認為這是「造個大房子沒人能住」。錢先生的「中學」造詣更深厚。其父為清華教授，家學淵博，二十歲左右即已走上清代博雅考訂之路，其《談藝錄》《管錐編》便是證明。

　　錢穆先生是浩博寬豁的通儒。早年錢穆作《國學概論》一書，曾請錢鍾書之父錢基博作序。結果這個序由年輕的錢鍾書執筆完成，其國學功力和深邃見識，令國學界震驚。

　　幾十年過去，錢穆名聲大噪，錢鍾書在20世紀80年代與余英時談話時，說他和錢穆是老本家，敘起譜來，他應該算是錢穆的「小長輩」。余時英將此語告之錢穆，錢穆卻說他們兩家不通譜，是分不出輩分的。但據我所知，他們兩家都是吳越王錢鏐的後代，都是「吳越王孫」，大約是不會錯的。20世紀80年代，錢鍾書曾致信台北的錢穆。信上說，蘇州即將慶祝兩千五百年建城紀念，準備舉行大會。「有關方面」托他寫信「先容」，後面將有正式邀請函。後來錢穆說，信不知何人從大陸帶來，放在他信箱中的。信封上無郵票，且是敞開的。他便未回信。這顯然辜負了錢鍾書的好意。對此，楊絳在一篇回憶文章中，提及此事，對於錢穆置之不理，似有微詞。

　　其實，錢穆此舉，事出有因。他曾見楊絳寫的一篇文章中，稱頌錢鍾書為絕世天才，特別舉的例子，正是1931年錢穆的名著《國學概論》上原有錢基博寫的序。為此錢穆還在《自序》中，特別向「子泉宗老」致謝。誰知，經楊絳第一次披露，這個序竟是錢鍾書代筆，而且「一字未易」。那時錢鍾書是清華大學一年級學生，年紀僅二十歲。錢穆得此信息，其感覺可想而知。他原以為「子泉宗老」之序，極為鄭重嚴肅，不料竟不是他親自下筆，卻委之年甫弱冠的兒子。後來在台北聯經出版的「全集」本《國學概論》中，撤去了錢基博之序。連《自序》中感謝「子泉宗老」的句子也刪去了。遂不搭理錢鍾書的來信，也算「事出有因」，可以理解。

　　錢鍾書才高八斗，且有知識分子胸懷，說他看不起周氏兄弟，似無根據。錢鍾書並沒有留下輕視周氏兄弟的文字。早年，錢基博作《現代中國文學史》，其間有這樣的文字：

　　周樹人以小說，徐志摩以詩，最為魁能冠倫以自名家。而樹人小說，工為寫實，每於瑣細見精神，讀之者哭笑不得……樹人《阿Q正傳》，譯遍數國。

　　出版於1933年9月，錢鍾書融進了自己意見的《現代中國文學史》中，針對魯迅與好友林語堂反目而批評其「小品」之舉，態度鮮明地站在林語堂一邊，先是以「『魯迅年可坐得版稅萬金』以為盛事」，表達不屑，接著說，「語堂方張『小品』，魯迅則視為有『危機』，謂：『在風沙撲面、虎狼成群之時，誰還有閑功夫，玩琥珀扇墜、翡翠戒指』。」指出魯迅之論，未免偏激。這或是錢鍾書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指名道姓對魯迅的批評。

　　錢鍾書以學者眼光，審視魯迅作品時，常以曲筆，不點名發表意見，從未見攻訐之態。比如，錢鍾書在20世紀40年代，發表《小說識小》數題，借批評《儒林外史》，沿用蹈襲古人舊材料多，缺乏創造性為題，順便論曰，「近人論吳敬梓者，頗多過情之譽」。若讀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會發現「近人」系指魯迅無疑。

　　錢鍾書也曾指名道姓論述過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文。那時，二十二歲的錢鍾書，正在清華大學讀書，那篇文章他是以筆名「中書君」在1932年11月1日出版的《新月》第四期上發表的。文中有抽象肯定「這是一本可貴的書」，更多的是具體的否定。出語鋒利卻很有分寸。

　　錢鍾書還在自己寫於1946年的小說《貓》中，極形象生動地為周作人畫了像，可就不那麼客氣了：陸伯麟（小說主人公）「就是那個留一小撮日本鬍子的老頭」，他「是滬杭寧鐵路線上的土著，他的故鄉叫不響；只有旁人背後借他的籍貫來罵他，來解釋或原諒他的習性」，「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沒有像他那樣親日的人或東西」，「中國文物不帶盆景、俳句、茶道的氣息的，都給他罵得一錢不值」。大凡了解中國文壇人物的，怕早已會心一笑，知道這是寫誰了。特別是小說中的「他主張作人作文都應該有風趣」一句，幾乎就是明指周作人了。小說中，另一人物陳俠君，對陸伯麟評價道：「（陸伯麟）地道是『日本通』的話，平時的日本通，到戰事發生，好些該把名稱反過來，變成『通日本』。」說白了，《貓》是篇有史實依據的紀實小說。

　　抗戰結束，淪為漢奸的周作人，已成為人人喊打的落水狗，錢鍾書辛辣地諷刺鞭笞周作人，並非僅僅出於對周氏兄弟的恩怨，而有民族大義在其間，有文人的良知道義在其間。那些說這是錢鍾書糾纏於周氏兄弟恩怨而落井下石的人，讓人懷疑他的動機。

　　・2・

　　錢鍾書與楊絳很少提及魯迅，除了錢鍾書從骨子裡看不起魯迅外，怕也與1925年「女師大風潮」有關。魯迅在「女師大風潮」時，正與該校的學生領袖許廣平談戀愛。魯迅在「風潮」之後的1926年，寫了後來一直入選語文課本的《記念劉和珍君》一文。我就是在課本中讀到此文的。那時年少，對推行封建奴化教育，無恥鎮壓學生的軍閥鷹犬楊蔭榆，充滿仇恨。

　　隨著社會的進步，有些歷史被抹去塵埃后，漸顯真相，那位被魯迅譏諷為「上海洋場上惡虔婆」的女師大校長楊蔭榆，也漸露真容。後來經歷過「女師大風潮」的許廣平回憶說：「關於她的德政，零碎聽來，就是辦事認真、樸實，至於學識方面，並未聽到過分的推許或攻擊，論資格，總算夠當校長的了。」親歷「女師大風潮」的許廣平之說，應該是可信的。魯迅的文章凸顯劉和珍的反抗精神和被害的慘劇的同時，顯然把楊蔭榆小說化了。魯迅為了揭露和抨擊反動政府的血腥罪行，並無過錯，只是魯迅的如刀之筆，無端傷害了一個無辜的人。

　　楊蔭榆若是普通人，其冤屈也可能永埋塵埃，孰料她偏偏是楊絳的三姑母，得以有還其本來面目的機會。楊絳在《回憶我的姑母》一文中，是這樣記錄三姑母之死的：

　　日寇侵佔蘇州……三姑母住在盤門，四鄰是小戶人家，都深受敵軍蹂躪。據那裡的傳聞，三姑母不止一次跑去見日本軍官，責備他縱容部下姦淫擄掠。軍官就勒令他部下的兵退還他們從三姑母四鄰搶到的財物。街坊上的婦女怕日本兵挨戶找「花姑娘」，都躲到三姑母家裡去。

　　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兩個日本兵到三姑母家去，不知用什麼話哄他們出門。走到一座橋頂上，一個兵就向她開了一槍，另一個就把她拋入河裡。他們發現三姑母還在游泳，就連發幾槍，看見河水泛紅，才揚長而去……楊蔭榆之死，算不上壯烈，或可如魯迅所說，「不過供無惡意的閑人以飯後的談資，或者給有惡意的閑人作『流言』的種子」，但是我們卻可在楊蔭榆淡紅的血色中，依稀看到一位女性的善良天性和勇毅。其殞身不恤的事實，與劉和珍何異？嗚呼，我們說不出話，但以此紀念楊蔭榆女士。

　　楊絳在《回憶我的姑母》中，並未提及給楊蔭榆定性為「惡虔婆」的魯迅，其行文風格如錢鍾書，「一九二四年，她做了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的校長，從此打落下水，成了一條『落水狗』」。其深意盡顯其間，比那殺氣騰騰的文字，更有殺傷力。

　　錢鍾書自會將這一切看在眼裡，文人仍是人，他心中就仍然有是非有愛憎，就是非越分明，愛憎也越強烈。正如魯迅自己所說：「一有文人，就有糾紛，但到後來，誰是誰非，孰存孰亡，都無不明明白白。」（《再論「文人相輕」》）明白了真相以後，錢鍾書選擇了不屑一顧，是對對方的輕蔑。偶爾，錢鍾書也會難得地涉及魯迅。比如1956年，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討論何其芳寫的《論阿Q》時，一些「左」得出奇的批評家批評何其芳未用階級觀點分析小說中的人物，弄得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不知如何相對。錢鍾書慢條斯理地打破僵持的局面，他指出，阿Q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某些文學作品中可隨手拈來，算不得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原創人物。會上，楊絳也支持夫婿的觀點。這一觀點，讓與會的專家和何其芳都驚呆了。須知，那時被政治化的魯迅，是至高無上的集政治與文學之神。敢於否定他的被視為經典作品的典型人物，非慷慨磊落之人，不敢為之。

　　1986年10月9日，在北京召開了「魯迅與中外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人文社老領導秦兆陽因身體不適，派我代他出席討論會。已成了社科院副院長的錢鍾書致開幕詞，他說：魯迅是個偉大人物，人物愈偉大，可供觀察的方面就越多；「中外文化」是個很大的題目，題目越大，可發生問題的範圍就越廣。中外聚會一堂，各個角度、各種觀點的意思都可以暢言無忌，不必曲意求同。

　　錢鍾書式的開幕詞，簡短而精妙，聽者會心一笑，掌聲也熱烈。可後來有人著文，說錢鍾書的致辭「換來的只是一片沉默的抵制」，純屬造謠，不懷好意。至於有人抓住錢先生所說「偉大的人物是不需讚美的」，加以指責，更無道理。自古即有「百年往事丹心裡，千古聲名直道間」，偉大人物與天地同存，活在人們心間，何須讚美。批評者，只是不滿錢鍾書未為魯迅大唱讚歌而已。當然，這也可反映錢鍾書對魯迅的一貫態度。

　　一個對同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極少正面評價的批評家，錢鍾書能說出魯迅是個偉大人物，並在《現代中國文學史》里給予了魯迅很高的評價，說明錢鍾書在犀利的理性背後，有一顆仁和之心。對批評家而言，批評的深度，即是靈魂的深度，批評與做人，只在精神或靈魂深處彼此相通。

　　本文節選自 汪兆騫 《文壇亦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