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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之前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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硨磲大爺 發表於 2016-8-9 04:46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本帖最後由 硨磲大爺 於 2016-8-9 04:46 編輯

  學術問題一旦被輕率地越過繁複無比的論證環節,那麼剩下的就只有一具可笑的空殼,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正是這樣的遭遇。

  

  十九世紀的最後一年,對中國考古學史來說除去王懿榮在藥鋪的龍骨上發現甲骨文這件震驚中外學術界的大事外,還有一件事則與真正的「龍骨」本身有關。德國駐華使館的哈伯勒(K. A. Haberer)將在北京搜集到的一批「龍骨」也在一八九九年運回德國。慕尼黑大學的古生物學家研究這些化石后認為,這裡面大約有九十種哺乳類動物,並且包含著一枚像猿但又像人的牙齒。

  報告發表的最初,似乎並沒有什麼人注意,後來遠在中國的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注意到了。尋著這個線索,他不斷奔走在華北各地.一九一八年初,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說北京西南名叫雞骨山的地方有化石出土。循著這個蹤跡安特生來到了周口店,舉世矚目的「北京猿人」遺址就這樣被發現了,雖然當時還沒有人骨化石。

  這時,安特生在中國已經度過第五個年頭,他最初是當時的中國政府作為農商部的礦政顧問被聘來華的,中方的目的是請他協助尋找鐵、煤等急需的礦物。中國大地戰亂頻繁,儘管到處充滿險惡,在來中國第一年安特生竟然幸運地發現大型鐵礦,這令政府喜出望外,袁世凱大總統接見了他。以後的日子安特生的幸運並沒有得到延續,正如丁文江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的中國政府並不知道怎樣利用一個著名的地質學家。

  這卻給中國的考古學帶來了一個重要的機會,新成立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和它的負責人丁文江接納了安特生,對安特生調查古生物化石的計劃表現出濃厚的興趣。接下來的幾年,在丁文江的支持下,安特生奔走於許多化石發現地點,並有一些重要的發現,在一九三四年安特生出版的自傳《黃土的兒女——中國史前文化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中有過這樣的描述:

  一系列幸運的環境使我幾次成為開拓者。一九一四年我是第一個偶然發現疊層礦石的有機起源的人。一九一八年我發現了聚環藻團塊並認識到它與北美寒武紀前期相似的「化石」的聯繫。同年我們在中國發現了第一個三趾馬區,在科學界很有名。一九一九年在蒙古的額爾登特發現了海狸群。

  

  再下來是黃河始新世哺乳動物群、奉天沙鍋屯堆積和周口店遺址這個著名的洞穴,安特生化石研究的不幸降臨在一九一九年,這年他將在中國收集到的八十二箱動植物化石寄給遠在瑞典的赫勒教授。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在駛往歐洲途中瑞典船舶「北京號」遭遇風暴沉沒,安特生的化石也真正的石沉大海,這使他遭受前所未有的打擊。據說從此安特生的興趣由古生物和地質學轉向考古學。

  與絕大多數學者一樣,我也曾經深信安特生轉向考古學純屬一個偶然,是他以地質學家加古生物學家的豐厚知識,在發現仰韶遺址以後的轉向,才有中國史前考古突破性的進展。

  然而,近年來公布的檔案幾乎顛覆了大多數人的想法,這並非是一個無心插柳的結果,有心栽花才是那個結局的初衷。著名考古學家蒙特利烏斯(O. Montelius)為支持安特生在中國從事考古工作而專門向瑞典基金會寫了一份備忘錄,時間是一九二0年五月三十一日。蒙特利烏斯對考古學貢獻最大的方面是他在類型學上的研究,被譯為中文的有《先史考古學方法論》,他另一個重要思想就是歐洲文化的根源來自東方。如果要了解蒙氏的這類思想,我們不妨引用他在《備忘錄》中的話:

  一般來說,類似的發展階段(指石、銅、鐵器時代。——作者注)也極有可能在中國發生過。……如果在世界其他地區習見的相同的發展序列,也確實發生在幾乎佔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如此廣闊而重要的中國,對人類文化歷史的知識該是何等重要。……現在看來,中國的發現正同四五十年前的西亞、埃及和義大利相似。這些國家正如中國一樣,有大量令人敬畏的古代藝術品。那些看起來無足輕重的史前時代的記憶只偶爾引起收藏家的關注,因此,它們很少能夠保存下來。……如果安特生教授照他在他的備忘錄中所說的計劃,去及時收集和發掘的話,中國的問題也可能解決。

  雖然蒙特利烏斯對中國文化沒有多少了解,但他憑藉著對西方文化的深刻理解而做出的這些評價,一定對安特生產生過重要影響。蒙氏在文本的最後寫到了民族主義是他希望執行這個計劃的動因:

  要讓呆在瑞典的我們認識到這項計劃之於我們這個小民族的偉大意義——如果瑞典科學家能被認可把陽光灑在文明古國的遠古歷史上,如果這些瑞典科學家的工作在腦瓜靈活的瑞典人的強大的支持下能夠實現的話,說明我們並不是浪費口舌。

  瑞典雖然是一歐洲小國,但並非在政治上沒有追求。十九世紀末,在地理大發現所帶來的利益的催動下,歐洲大陸掀起了探險熱,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起是這股熱潮的助燃劑,瑞典王室積極支持著包括斯文·赫定在內的中國考察活動。

  安特生本人是這類活動的積極參與者,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的幾年間,他參加北極探險隊和南極考察團,與人合著《南極》一書,並獲得世界聲譽。他在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的論文,就是利用自己在北大西洋熊島上的地質考察材料寫成。蒙特利烏斯支持的結果使安特生獲得了瑞典國會表決通過的巨額款項,當然,安特生從蒙特利烏斯那裡獲得的不僅僅是金錢,還有學術上的非常信心。

  一九二0年深秋季節,安特生把作為助手的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劉長山派往河南洛陽,為使劉長山更多地了解其所需的調查對象,還讓劉帶上了石器標本。很快,劉長山回到北京,使安氏異常興奮的是他帶回六百餘件各類石器,它們的目標指向只有一個——澠池的仰韶村,兩年前安特生曾到過的地方。

  一九二一年十月,經過精心的準備,獲得中國政府批准的安特生來到仰韶村進行考古發掘,同行者有後來著名的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人類學家步達生也參加了短期工作。中國考古學掀起了劃時代的一頁,一切有關中國最古老年代的知識都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安特生的回答是,答案不在發黃的古書中,而深埋在地下。

  他的報告書《中華遠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敘述了仰韶遺址的地層,描述發現的遺物:灰陶、黑陶的鬲、鼎;紅陶的盆、罐,彩陶的碗、罐殘片,石斧、石刀、石丸、石簇、石環、網墜和骨錐、骨鏟、骨針等。出土品中沒有任何金屬器,只有石器和陶器。

  此處不厭其煩地詳細羅列這些製品,是因為現代考古學家透過這些物品可以輕易地看出,這個遺址是一個以農業為主要謀生手段的遠古社會,並且在閑暇的時段也從事捕魚、狩獵活動,用於彌補穀類食物的單調。安特生在缺乏同期材料的情況下,用人類學的方法比定了仰韶文化的性質,當然現在看來方法上略顯粗糙,但並不影響他結論的正確性,因為他看到了仰韶文化的本質——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文化,從而推翻了中國無新石器時代的一般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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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主| 硨磲大爺 發表於 2016-8-9 04:46 | 只看該作者
  

  一九二三年,安特生的報告一經出版,立刻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重視,這其實和彩陶研究本身的發展軌跡有關。十九世紀後期以來,中東和歐洲東部已經發現若干彩陶,並且發現地點向小亞細亞推進,在當時俄屬的突厥斯坦安諾(Anau)也已經發現這種彩陶。對於安特生的發現,人們很容易將之和西方、中亞聯繫起來,受到關注也就變得理所當然了。

  在中國當時文化界的上層,安特生受到丁文江、胡適等人友好而周全的禮遇,很快,他們對安特生的工作結果表示出極大的興趣。胡適在一九二二年三至四月的日記中數次提到安特生,並在四月一日日記中詳細地討論了安特生在河南仰韶發現的遺物,尤其對帶孔的陶甑表示出極大的興趣,認為看見古人的聰明。丁文江則從深信《禹貢》記述,變得懷疑商朝之前記載的可信,並用安特生的成果來批評葛蘭言的《中國文明》一書,指出葛氏看法「其實這根本不符合歷史事實。

  現代考古已經證明有過一種新石器的晚期時代,是青銅時代的祖先」。被譽為中國現代考古學之父的李濟後來在一本研究安陽殷墟商代考古發現的英文著作《安陽》(Anyang)中,用數頁的篇幅專門介紹安特生在中國的考古工作,並同樣給予很高的評價。安特生實際上是第一個通過自己的成就在中國考古調查中示範田野方法的西方科學家。有了這個案例,舊的史學家自然無話可說,新的史學家因此開啟了一個收集史料的方向。安特生的成績不但對學界有衝擊,也因此改變了普通大眾的知識體系,按照李濟的說法,十年以後連鄉下的小學生都知曉「石器時代」這個名詞了。

  安特生的報告提出了仰韶的彩陶可能源自西方的假設,就是所謂「中國文化西來說」的雛形。他畫了一幅仰韶彩陶與安諾、特里波列彩陶的紋飾比較圖,表示它們的相似程度有可能同出一源;巴比倫彩陶早於仰韶,故仰韶彩陶有可能從西方傳入。安特生謹慎地說道,彩陶文化因素只是西源說的一種依據,只是一個尚待證實的假說。但這個假說很快風靡全球,並且被冠以「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名義。

  安特生感覺到,中國與西方的交流渠道,應該經由新疆完成,尋著這個目標他進行了在中國期間規模最大的一次考古活動,把發掘推向甘肅、青海地區。甘青的發掘調查有豐碩的獲得,全部的材料需要二十五輛馬車才能裝完。現代學術界耳熟能詳的馬家窯、馬廠、半山、辛店、齊家和沙井這些遺址都被安特生髮現了,除了遺址、住址之外,人類的埋葬墓地也被找到。

  其中馬家窯、半山、馬廠文化中陶器上有繁縟無比的彩繪花紋,先民的想象力令人震撼,即使在新石器彩陶遍布中國的今天,考古學家仍然沒有再發掘出更為精美無比的彩陶。一九二五年安特生在《甘肅考古記》中公布了他的研究結果,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甘肅史前文化六期的劃分,依次是齊家、仰韶、馬廠、辛店、寺窪、沙井。齊家被劃在仰韶之前的根據是,前者陶器色澤單調劃一,後者則艷麗多彩。當然,齊家坪的遺址上也發現一些仰韶的陶片,安特生推測他們有前後的生活關係。在辛店、寺窪、沙井三期中銅器有一個由少變多的過程,演進到了青銅時代。

  安特生的方法是進化論的觀點影響的結果,由簡單向複雜發展是他的基本預設,他的推導幾乎是相當成功,代表了當時考古學一個較高的水準。說他幾乎是成功的,因為我們現在知道齊家文化是在仰韶文化之後。但這還不是問題的全部,安特生在西方文化影響中尋求仰韶彩陶答案的假說,被學術界廣泛接受,逐漸演化成中國文明形成中的諸多因素都是西方傳入的觀點,「中國文化西來說」得以形成。

  中國文明來源於西方的說法由來已久,十八世紀法國人德經曾說中國人是埃及人的後裔;英國著名學者理雅格認為諾亞子孫東行至中國,創造了中國文明;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也從地理學的角度主張中國人由西方遷徙而來。當時的中國學術界對此類問題並無特別的研究,許多崇尚西洋文明的人都接受了類似的看法。從學術角度觀察,這類說法與其說是西洋文明的偏見,倒不如說是時代的局限來得更準確一些。

  但相較這些說法而言,安特生的有力證據無疑使當時持中國文化西來說的人異常興奮。每個人都不能脫離他所身處的時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傳播論統治學界的年代,安特生當然是傳播論的信奉者,更相信文化傳散過程中的外部因素,以為中國文明是其結果。

  安特生的說法公布不久,就受到瑞典考古學家阿恩(T. J. Arne)的有力補充。阿恩先勾畫出一條彩陶的東西傳播路線,也把彩陶從形式上進行了分解,使人們看到了彩陶的複雜性。

  安特生的考古發掘在幾乎沒有多少地層根據的情況下,把甘肅新石器到青銅器時代的文化分為六期,構成了當時考古界的分期標準,也就是說,從此以後的相當一段時間內,無論願意與否,只要是新的發現,就必須拿來和安特生的六期做比較。他在方法上的天才之處,就是利用類型學的原理,認為石器的打制與磨製、陶器的無紋飾與有彩繪分別代表了技術上的邏輯演化,由此所預設的邏輯過程,或許正接近於歷史的真實。

  與他大文化的理念不同,在類型學方面,主導安特生的是進化論,正是先進的方法使之獲得了讓後人驚嘆的成績。李濟在研究安陽小屯青銅器時,就是同樣採用了器物由簡單到複雜的原則來構建他的譜系。

  那個年代,中國政局非常混亂,但政治上的雜亂無章並沒有妨礙科學上的自由上升,學術界的重要人物都活躍在安特生居住的北京。這些天才的學術領袖面對著新興的學術洪流,表現出極大的不安。民族主義情緒使他們既想找出中華民族偉大的源頭,又想獲得國際學術界所能接受的解釋,而安特生的觀點尤其不能滿足前者的需要。

  很快,安特生受到質疑,最初的挑戰來自科學史學的倡導者傅斯年。傅斯年並沒有考古學背景,但他卻是那個時代對這門新興學科理解最深的學者。首先,他肯定了安特生的成績,接著,則對其操作方法進行嚴厲批評。安特生粗心的發掘和隨便的購買是被批評的重點,尤其是購買一層,最不可靠,因為他不知道來源,當然不如發掘品確實可信。不過據陳星燦研究,安特生在利用採集品方面最突出的一個貢獻是分出一個馬廠期,並為後來的發掘所證實。

  對於由於彩陶而引發關注,傅斯年不滿地指出,中國史前考古,並不只是彩陶這麼一個重大問題,不應以此問題為第一重心。支持剛剛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山東發掘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正是這種理念支配的結果。

  如果說傅斯年的質疑還不夠專業的話,對安特生學術上的批評很快就出現了。吳金鼎發現了安特生的矛盾——豫西地區不招寨文化性質的確定,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安特生仰韶文化的體系,不過他並沒有懷疑安特生髮掘中可能存在的問題。

  真正的威脅來自劉曜(尹達)這個史語所的青年學者。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前夕,安特生最後一次訪問了史語所,在那裡他受到了學術上前所未有的挑戰。以劉曜為首的年輕人輪番發問,他們的老師梁思永則充任翻譯,激烈討論的內容包括仰韶遺址的發掘。據說安特生在當時並沒有贊成劉曜的說法,但在後來的著作中卻有修訂。

  在同年七月七日寫成的《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中,劉曜對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各自特徵進行論述,再根據這些標準將豫西不招寨從仰韶文化中剔除,最終用不招寨的文化特徵把仰韶村中的龍山文化遺存分離出來。他大體上認識到仰韶文化與龍山文化也可能是一種堆積有先後的文化,還懷疑齊家文化能否早於仰韶文化。

  齊家文化與仰韶文化之間的前後順序最終釐清,得益於夏鼐一九四五年的發掘。簡單來說,夏鼐在一座齊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發現兩片典型的仰韶文化彩陶片,從而使仰韶與齊家文化之間絕對年代的矛盾迎刃而解。

  一九三六年,安特生最後一次將過去的發掘品退還給中國,並附有一個長長的清單。分配方案是以前得到官方批准的,我們還不能說這是一個完全公正的結局,但是只要看到西北科學考察團如何急匆匆地結束,就知道這個過去令丁文江不太滿意的合作大體上是公平的。抗戰爆發后,安特生知道再也不能留在中國繼續從事考古研究,一九三八年,他轉道越南回到了瑞典。

  安特生來時的中國社會,滿目創傷無暇顧及學術,不幸的是他離開時這種情況不但並無改善,而且,隨著日本人的入侵使略有起色的中國學術頓入谷底,民族情緒空前高漲。考古學家除了像劉曜那樣直接選擇上戰場之外,另外一個有力的武器就是運用民族主義考古學來抵禦外寇。

  事實上民族主義考古學在全世界每個國家都存在,當王朝國家結束后,全世界迎來的是民族國家,最為常見的就是「文明起源」之類的命題,用通俗的話來解釋就是「我的文明比你早」。歷史文明往往被解讀為國家學術的靈魂,李濟就每每用慚愧的聲調提及,周口店遺址、仰韶新石器文化這些事關中國文明的考古史跡卻都是由外國人發現。

  也許,本文中如此簡單的介紹並不能幫助現代讀者對「中國文化西來說」這種複雜的學術問題有正確的認識,因為影響安特生在中國的命運,並不完全來自學術界內部的討論。

    新中國的成立一掃過去中國人百餘年備受凌辱的歷史,現實的需要使過去尚在學術範圍內的討論,逐漸地脫離學術而步入政治軌道,「中國文化西來說」很容易成為一個具體的靶子。

  學術問題一旦被輕率地越過繁複無比的論證環節,那麼剩下的就只有一具可笑的空殼,安特生的「中國文化西來說」正是這樣的遭遇。尹達、夏鼐當時的複雜心態並非簡單的語言可以描述。安特生作為倡導「中國文化西來說」的典型,頻頻出現在各種以學術名義或非學術名義的報刊上,譴責聲過後的今天,陳星燦的提醒使我們感到了重讀安特生的必要。安特生在中國的命運,究竟是他個人的幸或不幸,還是中國現代學術的幸運或悲哀?

  宿命論強烈的問題,或許是無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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