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不「破」，中國不「立」？

　　展開討論前，先上一段新聞。

　　媒體前日公布，東北特鋼集團虧損嚴重，已發生6起債務違約事件，違約總額接近40億元，已無力償還到期債務，遼寧政府正在遊說中央政府，對東北特鋼的金融債務按照70%的比例轉為股權。

　　東北全面衰落，是東北人不勤奮了，還是那塊土地不養人了？

　　

　　東三省的核心特徵就是國企在幾乎各個領域占絕對壟斷地位的畸形經濟結構。東北特鋼基本就是東北的一個縮影，其特別之處就在於其特殊的股權結構，第一大股東和實際控制人為遼寧國資委，其餘股東為東方資產和黑龍江國資委。東北特鋼違約不全是經營困境所致，就算去年鋼鐵行業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集團盈利仍達2.29億元。

　　東北特鋼倒下的主要原因是負債率過高：公司負債率高達84.35%，但有11.6億元長期被遼寧國資經營公司佔用，嚴重政企不分。

　　再上一段研討會的對話。

　　前不久朋友參加一個國企改革研討會，某直轄市國資委副主任大吐苦水。國企改革，上熱下冷，中央出了十幾個文件、開了很多會、做出無數指示、批示，下面一點不動，一點也沒有辦法動。中央什麼都要，要黨性要和諧，要效益也要就業，要做大也要做強，目標多元化多維化，管人、管物、管事、管資本，什麼都管，但基層做實踐的根本沒辦法同時滿足這麼多要求。地方政府更是真金白銀才能活下去。所以地方上都在等待觀望，彷徨迷茫。(然後也看到了中央意見貌似並不一致，差別還很大:私下說的）。

　　所以地方國企改革根本沒有動作進展，實在上面逼得緊了，才做做樣子應付一下。

　　同時結合他自己曾經做過國企老總的經歷說，自己做國企時，根本沒有企業家的感覺，感覺自己就是官員，任期感很強，過渡感很強。他理解的企業家應該是有冒險精神和很具有個性化的，但他在國企老總位置上，根本不敢搞什麼創新，也完全沒有這個動力和壓力，凡事安全第一，穩健第一。

　　在他看來，中國的國有企業跟新加坡淡馬錫這類的國企確實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品種。一個本質區別，是企業家在辦企業，還是政府官員（黨委）在辦企業。

　　

　　中國現在的國企不能叫國有企業了，已回歸90年代之前的國營企業、官辦企業、官僚企業了。本來我們90年代國企改革已經明確國企要從國營走向國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現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理順委託代理關係，責權利對應，搞對激勵機制，激勵兼容，建立開放的企業家市場，企業家辦企業、董事會辦企業而不是黨委辦企業。但現在按照國企最新的「改革」路線，這些實踐檢驗效果很好的原則都被放棄了，在走回頭路，全面倒退，90年代國企改革成果可能毀於一旦。

　　十八屆三中全會前後，本來混改的國企改革路線還是很明晰、符合市場化道路和現代潮流的，如果真的做到了，政府管好資本和做好財務投資就好，人事和戰略都交給市場，就很接近淡馬錫了。但這個路線後來被攻擊脫離黨的領導、導致國有資產流失等云云大罪名，輕易就被放棄和更改了。下一步國企到底如何改如何做，各個地方政府和國企都不知所措。

　　介紹情況的這位國資委官員還提出，在地方層面和實踐層面，希望中央不要再說那麼多原則和提那麼多要求，就希望有人（包括專家學者）能告訴他們，國企改革階段性目標（終極目標）到底是什麼？實施路徑是什麼？保障措施是什麼？動力機制是什麼？

　　研討會休息時候私下與我交流時候說，地方政府層面和實踐層面對當前很多政策確實很困惑，很沒有方向感，但又不便多發聲，只能執行或默不作聲。

　　很明顯，在這位國資委副主任看來，國企改革，是一個Mission Impossible。

　　回到前面的東北特鋼案例。遼寧政府遊說中央政府，對東北特鋼的金融債務按照70%的比例轉為股權。最新信息是：所有銀行債權人全部不同意債轉股，一致要求東北特鋼破產清算。

　　這是一個很戲劇性的結果：銀行也是國企，按道理是一家人，肉爛了也是爛在一個鍋里，該支持東北特鋼債轉股才對。

　　但銀行不。他們很清楚，肉沒有爛在一個鍋里（此處省略一百字）。與其債轉股繼續讓這幫大爺折騰，不如破產，有點骨頭渣就收點骨頭渣。如果債轉股，可能連骨頭渣都沒有了。

　　哀莫大於心死，說的就是這種情況吧？

　　從數據看，國企一直都是一個很不堪的存在。

　　中國財政部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國企營業利潤總額同比下降13.8%。其中，央企同比下降13.2%，地方國企同比下降15.8%，國有經濟佔比巨大的遼寧省， GDP出現負增長，前1-5月，國企利潤總額8373.9億元，同比下降9.6%。與此同時，據媒體報道：一批國企員工無工資可發，無工作可做；一批生產就虧損，但停產死得更快的國營鋼鐵企業則又重新點火恢復生產；一批國企甚至央企債務違約；

　　前度劉郎今又來，你有沒有一種今夕何夕，似曾相識的輪迴感？

　　差不多20年前（上世紀90年代末），我們面臨著同樣的問題：國企問題積重難返，面臨嚴重困境。總理朱鎔基抱著「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將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頂著一批職工下崗的壓力，以雷霆手段，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通過「抓大放小」、「股份制改造」、「兼并破產」、「終止重複建設、清除產能過剩」、「裁撤冗員」等改革，實現了國企「三年脫困」（1998年、1999年和2000年）的目標，也相當程度上扭轉了國企大面積虧損的問題（見下圖，數據來源：CEIC）。

　　

　　從上圖可以清晰看出兩個分水嶺（見圖中豎線）：

　　1、1997年；朱鎔基98年的國企改革后，國企在整個工業企業利潤中的佔比直線上升，之後維持了約十年；

　　2、2007年；國企在整個工業企業利潤總額中的佔比，又開始迅速跳水，到今日甚至面臨著批量虧損和破產的窘境；

　　

　　這是一個坑：短短20年後，我們又跌回到了坑裡。

　　而且，這次情況似乎更嚴重——高大上的央企撕下臉面，不顧信用，直接債務違約，這在新中國經濟史上是不可想象的事。

　　有這樣兩個疑問：

　　

　　1、我們真的需要國企嗎？或者說，我們需要那麼多國企嗎？

　　2、國企為何就動不得？

　　數據顯示，國企佔用了中國全社會70%的資源，即我國國有企業資產佔全社會企業資產的比重約為70％左右，但只創造了大約30%的GDP。來自各種不同角度的數據分析均表明，70％的國有資產比重和30%的GDP 比重，接近實際情況。

　　考慮到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的時候，我國國有企業資產佔全社會企業資產的比重約為90％左右（另外10%的比重為集體所有制企業資產），經過了38年時間，到了現在，這一比重仍然高達70％，年均只下降0.4個百分點稍多。

　　所以，談論中國經濟的過去與未來，乃至幾乎中國的所有問題，幾乎都繞不開一個特殊對象：公有制下的國企。

　　事實上，公有制並不是一個很嚴格的經濟學概念，從產權天生排他的經濟屬性看，產權天然是無法公有的，除非它是公共服務類物品。我們所謂的公有制，從經濟學角度，只是一個產權代理所有制：少部分人代替大眾佔有、運營與處置相關產權，而國企，就是這種「特殊產權安排」的載體。

　　

　　這裡有一個非常明顯的邏輯悖論：如果我們需要國企，是為了保證公有制，保證大家過上好日子，保證人人有份，但事實上這些國企卻又無時無刻不在與民爭利，到頭了，還多數人都沒份。

　　你能告訴我，中國有多少人流落街頭，有多少人老無所依？如果國企是人人有份的公有資產，在他們衣衫襤褸、食不果腹、流浪街頭的時候，他們有沒有權利把屬於他們的那一份拿走？

　　很顯然，不行。

　　

　　所以，從單純從經濟學角度，國企這種產權架構安排，本身就是一個自相矛盾的悖論，用20世紀最偉大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經典闡述：花自己的錢辦自己的事，既講節約，又講效果；花自己的錢，辦別人的事，只講節約，不講效果；花別人的錢，辦自己的事，只講效果，不講節約；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既不講效果，又不講節約。」

　　

　　國企的產權安排，屬於弗里德曼說的最後一種情況：花別人的錢辦別人的事。這對資源分配機制、財富創造機制、財富分配機制都是一種確定的挑戰與破壞。

　　實證數據能充分證實這一點（見下圖，數據來源CEIC）：

　　

　　上圖的ROE（凈資產收益率）數據顯示，朱鎔基1998年的改革，一度讓國企的盈利能力（ROE，黃線）慢慢靠近民企的水平（紅線），但2007年後又再度拉開並持續擴大，哪怕2008年政府的4萬億大部分投向了國企。

　　考慮到國企在盈利能力方面分化嚴重（存在著明顯的「肥尾分佈」，少數國企佔據了國企整體利潤的大部分，2007年、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利潤排前10位的央企占所有央企利潤的64.45%、72.97%、65.11%和61.05%），所以這種國企、民企盈利能力的差距可能比我們上圖顯示的更嚴重。

　　經濟效益不行，那社會效益呢？比如，解決就業方面？

　　

　　上圖（數據來源：CEIC）顯示，目前非國企從業人數佔到全部就業人口的50%以上。

　　按新增就業人口計算，在國企佔用了大量的金融及其它資源（80%左右的新增銀行貸款流向了國有部門）情況下，1997年以來，國有部門為經濟創造的新就業崗位數量幾乎為零。

　　重新回到第一個疑問：我們真需要國企嗎？或者說，我們需要那麼多國企嗎？

　　「國企改革」其實從來都是中國經濟運行過程中反覆的話題，無疑也是最近一年曝光率最高的一個詞。

　　這很諷刺，因為反覆改革，只能說明問題從來就沒有真正解決。

　　哲學討論有兩個意思類似的詞：屁股決定腦袋，路徑依賴。

　　當你坐在凳子上的時候，你會覺得哪家國企都重要，哪家都不可或缺。哪怕你是躺著數錢的銀行，你也會認為自己是弱勢群體。

　　如果你試著把屁股從凳子上挪開，像格隆一樣，做一次客觀的旁觀，你會發現，於經濟體系而言，佔用了太多、太多資源的大多數國企，不是麻煩解決者（trouble shooter），而是麻煩製造者（troublemaker）。

　　事實上，很多時候，我們要邁出去的腿，就因為國企這個橫亘在面前的龐然大物，又不得不被迫縮回來，然後試圖繞路繞過去，很多事情就是在這種退縮中前功盡棄的。

　　說國企綁架了中國經濟，甚至是綁架了中國，並不過分。

　　實際上，即使需要，我們也完全不需要那麼多國企。國企佔比從目前的70%，減低到33.3%的控股比例，絲毫不會影響中國的公有制地位與紅色本質。

　　國企不「破」，中國不「立」。諱疾忌醫，綏靖妥協，只會讓我們的改革進入一遍又一遍的輪迴循環。

　　現在，我們自然過渡到了格隆的第二個問題：國企為何就動不得？

　　

　　在討論這個問題前，我們先討論一個其實結論已很清楚的問題：國企怎麼改？

　　

　　不複雜：在保證公有制的前提下，把國和企兩個字，分開。

　　

　　2001年，參加北大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場「中國入世」研討會，林毅夫主持。會上，一位與會經濟學家有如此發言：「國有企業不是如何搞活的問題，而是如何搞死的問題。」

　　他說的「搞死」是退出，因為國企不按市場原則配置資源，也不符合公平競爭，搞好是偶然，搞不好是必然，所以應該退出。

　　

　　經濟學家的話有些偏激，但話糙理不糙：國是國，企是企。各司其職，各做各的事，那麼國是好東西，企也是好東西。一旦合署辦公，就註定不會是什麼太好的東西了。

　　事實上，

　　所有人都知道，國企這種產權安排，已成為效率與財富的吞噬黑洞，成為反噬中國前行的沉重負擔，一道坎，一座山，而不是助推器；

　　所有人都知道，國企是一種病，不治恐益深，指望通過改「活」國企實現中國經濟的突破，極可能是緣木求魚；

　　所有人都知道，我們對國企的各種 「改革」，都只是治標不治本，是在削足適履的「續命」，改革只是再增多一次輪迴而已；

　　

　　既然如此，自然就回到了格隆的第二個問題：國企為何就動不得？

　　不是動不得，我們需要的只是一個突破形而上意識窠臼的勇氣與魄力。

　　

　　或許，我們重溫一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1992年南巡時幾段簡單明了，卻高屋建瓴的講話，會有助於我們釐清思路：

　　1、我們落後的關鍵還是我們從五十年代起，不抓經濟而抓階級鬥爭，搞一大二公的社會主義。

　　2、發展才是硬道理。成天去爭論什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嗎？反正我是搞不清楚。

　　3、有人講市場經濟是搞資本主義。其實，計劃和市場都是手段，哪有那麼多清規戒律的主義。

　　4、國家需要改革開放，人民需要改革開放，誰不改革誰下台！對，不改革開放就下台！下台！

　　（來源：港股那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