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翟岩民一審判三緩四的幾點看法

   2016年8月2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依法對翟岩民顛覆國家政權案進行一審宣判，認定被告人翟岩民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對此，個人覺得司法機關在處理手段上顯得輕率，當然也許案件本身另有隱情，但就目前從公開的信息上我是這樣認為的。首先，從法律上來說，刑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二款規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的從犯和脅從犯處以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緩刑的依據主要是刑法第72條、第74條，但是累犯排除適用緩刑。具體到翟岩民案件中，從其公開的個人履歷看，從2010年開始，多次組織、策劃、參與群體事件，在維權律師群體中聲名赫赫，死磕律師中也是骨幹人員，甚至在2014年組織策劃濰坊「聲援」事件時，他還處於因另一起案件的取保候審階段。這種人能緩刑，實在是令人費解，從法律層面而言，除非有重大立功，也就是主動供述公安機關尚未掌握並經證實的重大案件線索。但是這一點新聞里也沒有說明，只能靠猜測了。

       其次，從社會效果來說，翟岩民在鋒銳律師所案件中第一個被宣判，這樣的結果對於社會各個階層、群體其實有一定的參考、借鑒意義，尤其是對於一些長期試圖「推牆」的群體而言更是如此。法律的功能具有社會性，一個好的司法判決不僅應有好的法律效果還應有良好的社會效果，而社會效果中對於個人行為的指向性是最重要的參照物，很明顯，判三緩四的判決結果讓人很難想象對於「死磕律師」群體能起到多大的震懾效果，「推牆」派們能否因對法律的敬畏而放棄美元也值得懷疑。

       第三，從國家政治層面而言，也是本文重點需要論述的——政治的核心實際在人心，「死磕律師」的本質在於潛移默化瓦解共產黨執政下的人心向背，對於這個群體的打擊力度必須要大，對於其危害性無論如何高估都不為過。敵對勢力對於這些「白蟻」的利用就是一次次的衝擊國家、社會、司法底線，製造反面輿論氛圍，在這一次次的事件中消無聲息的改變社會情緒，降低公眾對政府的滿意度，直到國家在它的壓力和打擊下走向崩潰，華夏大地戰亂四起，再也無法形成對美國的挑戰。即使政府在單一案件中打擊了「白蟻」，但是若無法起到對後來者的震懾效果，那麼敵對勢力的目的也就達成了，一次次的負面的社會影響已經造成，公眾對於政府的不信任一再降低，人心正在改變，這就行了，因為所有人都明白，「白蟻」們的作用並非是一次蛀空大堤，這既不現實也不符合社會規律，他們的作用在於不停啃噬人心，累積起來，終有一天，國際上一點風吹草動，一個簡單的輿論事件或一起普通的案件就足以摧毀這個大堤了。眾所周知，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就是在西方常年累月的宣傳攻勢下，最後因為一起簡單的自焚案件導致國家政權迅速更迭。

       馬克思主義把軍隊、警察、法庭、監獄等等視為政治的「物質附屬物」，這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國家在一定意義上是一部暴力機器，但國家的核心和靈魂並不是在這裡，而是在於它的政治意志、政治組織和政治功能，在於它的源於民意的政治合法性，也就是人心。但許多人不懂這個道理，只是認為軟綿綿的人心是虛的。事實上，社會決定政治，政治決定國家道路走向。形勢比人強，人心向背就是最大的形勢。一旦社會上人心思變，大勢所趨，政界和武裝力量的心思也會隨之變化，或者至少也要給自己留後路。到那時，有多少武裝力量也無濟於事。
       最後，從歷史上看，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經常是非常偶 然的。因為，歷史早已反覆證明，大爆發、大動蕩、大事件常常不是起源於有理性、有組織的活動，而是起源於非理性力量的大迸發，而理性、組織和領袖人物則只是在這之後才開始介入的，甚至只是在這之後才開始出現和形成的。 所謂「時勢造英雄」，就包含了這層意思。「英雄」在哪裡?很可能平時誰都不知道，就連他自己也不知道，但到非常時期，他就冒出來了。「組織」在哪裡?很可能也是平時誰都不知道，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但到關鍵時刻就雨後春筍般地冒出來了，以至於連非政治性組織也都來承擔政治功能了，這樣的歷史故事簡直不勝枚舉。現實中的「死磕律師」們做的一切就是為最後一擊營造輿論氛圍、創造變革思潮，促使這個可能的結果能夠實現。當前的社會上充斥暴戾之氣，公眾怨言紛紛，網路上到處表達對政府不滿的語言暴力，各種毫無理性的言論層出不窮，「第五縱隊」們功不可沒，長此發展下去，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說真的，那時候無論對誰而言都沒有什麼意義——政府倒台必將導致大動蕩，國家的現代化進程被迫中斷，可能永遠無法重啟，中國再次成為外國附屬，資本控制國家，社會大眾成為新興權貴的奴隸，那時候任何的「反思」我真的不認為還有什麼意義。

        人心爭奪是一場不見硝煙的戰爭，一個翟岩民不足為慮，但是「死磕律師」這個群體如果不能依法大力打擊，輸了人心中國也就輸了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