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與李鴻章，晚清龍蛇斗背後的兩條路線

　　我們說了左宗棠派改革路線和李鴻章派改革路線對貪腐問題的不同態度，其本質上就是傳統的德與才誰重要的古老問題。這個問題，將會永遠爭論下去，但有一點應該是不應該爭論的，但很可惜，左宗棠路線和李鴻章路線在這點卻是爭論的。那麼，它是什麼？這就是——民生問題。民生問題就是褲子，當改革者的改革民生沒搞好，第一遮不了羞；第二最也會因為缺少衣服凍餓而死。

　　1.民生永遠是基礎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主體保障民生的方法，促進民強的原則。例如，左宗棠時代民生就是保護農民的生存權，民強則是一種探索。那麼，今天民生則是指保證所有民眾的生存權、居住權、教育權，民強的方法我們則依然在探索中。

　　儘管時代變了，但有一條始終沒有變化，於今天反而更迫切了。例如自然環境的保護。早在一百多年前左宗棠就知道保護環境。早在一百多年前，左宗棠就明白了農業、水利、自然環境三者之間的關係，因此，左宗棠的軍隊走到哪裡，栽樹養蠶、興修水利、培育農作物便會跟隨到哪裡。同時，對於樹木和農業的重要性就會被宣傳到哪裡。

　　然而，當我們捫心自問地想一想我們的眼睛在集中於向西方學習外在的槍炮造船、發展工商業（今天則是金融業）的時候，我們是否明白了中國目前的死結還是「三農問題」！只有當：

　　十數年前北京黃沙漫天的時候，我們才想到「哦，該種樹治沙了」。結果，我們用了二十多年的時間種樹。但全民運動下卻伴隨著大量因為應付而造成的死樹，長成后卻在一些強勢人物的帶動下砍伐賣錢了。直到黃沙越來越嚴重，已經無法讓人在躲避的時候，情況才稍微好轉。

　　當我們或某些人叫囂著「沒有糧食問題不大，現在什麼世紀了，可以用錢買糧食」的時候，我們忘記了糧食的重要性。只有當糧價上漲的時候，乃至未來我們被別人掐著脖子的時候，我們才會想到「哦，糧食確實重要，它關係到民生、穩定和安全」。

　　當我們面臨城市內澇，下個大雨就淹的時候，我們才會想起敬畏自然。

　　這一切的背後根本原因就在於：有基礎下的短視。首先，我們有一大群像袁隆平那樣的知識分子以及廣大默默無聞的農民，給我們打下了「吃飽了罵娘」的基礎；其次，則是我們在飽了之後，一心想快速致富。由於想得太急，我們常常把根本的東西忘記了。

　　例如左宗棠對於農業、水利、自然環境的重視被忽略了一個多世紀，直到今天，許多行為仍然再重複著左宗棠的做法。國家近年來撥付幾十億元修築新疆的「坎兒井」，重複著左宗棠當年的辦法。可是，我們忽視「坎兒井」長達幾十年。

　　為什麼如此簡單的問題？有些人不懂呢？怎麼還像李鴻章那樣只知道向前看、像外國人學習？其實中國的歷史，好的地方並不少。

　　2.災荒中的左宗棠

　　1866年，蘭州地區因為戰亂造成了大量土地荒蕪，加上自然災害問題，造成糧食價格高奇高，到了怎樣一個地步？舉個例子一斗粟米價格三十多兩白銀的地步！人相食，死者無數。1868年整個西部地區大型旱災又起，不少地方都發生了全家老少投河自盡的慘事，小孩被偷走吃掉的事情並不鮮見。、

　　1875年，震驚中國的「丁戊奇荒」雖然發生時間四年最嚴重的是1877年和1878年。但是大旱烈度之高、範圍之廣那是非常少監。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陝甘地區並沒有再次爆發起義這本身就是一種奇迹！左宗棠到底在西北做了什麼？

　　首先，幫助少數民族免遭報復。為此，他對少數民族挑選了適合群體性聚居、土地較為肥沃的地方，成立民兵組織保衛少數民族。對於滿漢官員中的極端民族主義者進行打擊，就算是同鄉好朋友照樣罷官，為的就是民族團結。這個問題，咱們會日後專門談談。

　　其次，強力要求朝廷減免賦稅。說句實在話，哪個地區在朝中當中央級別的官兒的人數多，哪個地區對朝政影響越大。這是顯而易見的。西北地區，現在是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新疆，那個時候叫陝甘地區，新疆是歸陝西管的。這一地區的人在北京做官的比較少，因此，他們對於賦稅減免問題的影響力就較低。

　　可以說，左宗棠憑藉自己的威望，以及陝甘成為光復新疆的後方基地的重要性，當然，還有一些人性關係，減免賦稅也就自然了。

　　其後，左宗棠堅決支持教育問題。左宗棠對於教育非常重視，對於地方教育，他經常從自己的養廉銀中拿出錢來支援地方教育。地方教育包括教育機構和傳統文化思想方面，例如他的第一筆捐款就是咸豐九年（1859年）捐建長沙五忠祠，捐了250兩。

　　根據嶽麓書院的謝孝明博士的博士論文統計這項捐款共計約57筆，其中大約有一半有數字，大多是幾十兩到兩萬五千多兩。僅有明確數字的總額就在78230兩。其他不詳的數字標有一千幾百兩、數千兩等字樣。其他還有一些不明確的數字，例如1865年，捐助正誼數據編校人員膏火以及其他學院的工人工資等每月510兩，具體時間不詳，這很簡單左宗棠那麼多事情怎麼可能年年關注捐款，他有專門的師爺處理；1883年，在南京創立同文館時，曾給學生每月69兩的資助，具體時間不詳；在西北期間，向蘭山書院、酒泉書院每年捐膏火費2000兩，根據年限至少2萬兩。

　　可以說，有數字的銀兩估計就在10萬兩以上。而除了有數字以外，還有25筆沒有數字，無法估算。無法估算的暫時就只能略去了。

　　在各項資助中，1萬兩以上的捐助有三次，它們是：1870年，資助蘭州書院、甘肅科舉考生等10000兩；1882年，創辦湘陰義學時捐資10000兩；1883年，創建江陰南菁書院為21000兩。

　　3.災荒中的李鴻章

　　對比一下李鴻章治理下的直隸就不一樣了。直隸地區的財政收入雖然不如兩江地區，但是比起陝甘地區如何？那可不是強得一星半點兒。但問題是在李鴻章的心中只有國強、只有北洋水師，對於荒政他卻總是屬於臨時抱佛腳型。

　　他和一些人一樣，平時不關注荒政，等災害來了親臨火線火急火燎的，表現得很是愛民。然而，我們不禁要問，平時幹什麼去了。

　　李鴻章掌握直隸的時間長達25年。這25年，李鴻章也確實在任上辛辛苦苦地勞動著、思考著。主要思考的就是一個字：錢。李鴻章就任直隸總督時，正是清廷打壓湘軍，特別是左宗棠的楚軍——裁軍的惡果出現之時。那年是1868年，兩江總督馬新貽在光天化日之下在總督衙門前被人殺了。一百多年來，對於誰是幕後指使的討論有許多。但馬新貽被殺，嫌疑最大的無疑就是曾國藩和他的湘軍，導火索是裁軍！

　　面對江南的混亂，清廷只好迅速要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回駐兩江。李鴻章便這樣順理成章的繼任了。其後，又於同治九年（1870年）擔任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李鴻章在上任之初，就向清廷明確了自己的工作重點，在《調任直隸謝恩折》中，他說得很明白：現如今海防吃緊，拱衛京畿要地安全是根本大計。各種水利設施待完善、對外關係、練軍保民這些都該仔細規劃。我李鴻章的威望和德行都不如曾國藩，難以威震督撫。所以，在省務工作上「一守曾國藩舊章」。

　　首先，確定了工作重點：重海防、外交輕地方事務；地方政務中重練軍工作、水利設施建設，輕其他事務。同時，又向清廷表示了忠心（拱衛京畿）和自己絕對不會擁兵自重（難以威震督撫。您看，這就等於擺了自己的老師一刀？馬新貽被誰殺的？誰的勢力太大威脅到了朝廷）。既然，地方事務中的大部分工作你都不進行重點管理的話，你總體上該怎麼辦？李鴻章也很明確——一守曾國藩舊章。

　　因此，李鴻章對於直隸的省務工作則基本上交給了布政使、按察使等。有的朋友該問了，誒，不是還有巡撫嗎？直隸是沒有巡撫的，正如山東等三個省沒有總督類似。直隸在雍正二年（1724）開始就是只有總督。總督是軍事、政務一把抓。他把自己的工作主要精力放在了上面說的重點工作了。

　　再加上我們上文說的李鴻章這個人對手下只要認為有才能，貪不貪無所謂。治河二十多年幾乎沒有殺頭的貪官。這在左宗棠治理下形成了鮮明對比。1884年河務官員集體腐敗，涉案人員多達45人以上，而且官級都不低，大多在四品以上，但是他們受到的最嚴重處罰僅僅是革職。許多人仍然留任，沒有多久一些人就官復原職。對此，永定河總督許鎮褘就勸過李鴻章說「議罰不可太輕」。

　　結果怎麼樣？哪件工作都沒做好。就拿他說的次要工作水利設施建設為例吧。李鴻章身在天津，首先保衛的就是北京及其周邊地區，因此，李鴻章首先把目光和難點放在了永定河的治理上。除此以外，還有黃河、滹沱河等九大合流。在直隸25年間，李鴻章和張樹聲共對直隸境內的十大河流進行了35次大規模維修（永定河10項、滹沱河5項、運河6項、大清河8項、直隸境內的黃河4項、其他2項。），其餘小的工程不計其數，耗費白銀千萬兩。

　　結果如何？直隸水災頻仍，年年發生大小水災。李鴻章雖然竭盡所能，仍然是民怨沸騰。正如著名的京劇武聖蓋叫天先生就曾憤怒地指出：小時候，周邊的老百姓都咒罵李鴻章為「王八精」，搞得河北四處水災。其實，李鴻章也很苦惱。

　　然而，面對直隸廣泛的災情，李鴻章的這些政策不能說沒有效果，但綜合考慮相比西北左宗棠的艱難，李鴻章的這些成績並不值得炫耀。

　　4.民生要有基礎知識

　　李鴻章之所以對民生不太重視，是有原因的。其一：民生問題不好搞，裡面牽涉的傳統利益紛爭、權力鬥爭比較多；

　　其二：相對民生問題來說，當時清王朝最關鍵的是如何反殖民化，為此，軍事也確實最急需。而辦好軍事又急需錢，因此，搞洋務企業也很急需。所以，李鴻章選擇這個也沒錯；

　　其三：搞洋務、搞軍事軍事相對容易，因為，搞這些的人本來就少，權力鬥爭相對來說要更少。洋務企業李鴻章不懂、軍事技術他也不懂，那容易呀，找人唄。找的人也都是在當時的洋派人物。說句實話，其實就是李鴻章關係遠近的人之間的鬥爭；

　　其四：民生需要基礎知識。李鴻章呢，在鄉間的時候，對務農這些、基層治理這些本來就不感興趣，再加上一心是想做官眼睛看著京城、科考，對農業、基層治理他能上心嘛。所以，民生問題他沒有什麼知識。

　　作者：頭條號 / 坐古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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