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務之急是解決喪盡天良的底線問題

　　當今中國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但是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解決喪盡天良的問題。喪盡天良是人類社會不能逾越的最後底線，一旦突破了這個底線，就不再是人類社會，而變成了獸類社會，甚至連獸類社會都不如。蘭州交大開除癌症教師劉伶利，使該教師在極度絕望和悲憤中死去，隨後迫於網路壓力，僅向死者道歉並宣布人事處長停職，這就是喪盡天良的標誌。


　　蘭州交大開除癌症教師，原本就已經喪盡天良，隨後又宣布人事處長停職這種欺詐式處分，則更加喪盡天良。然而，比蘭州交大處理此事更加喪盡天良的，是「每日甘肅」代表的官媒居然把這種喪盡天良的所謂道歉稱之為是「遲到的公平」。整個社會居然還接受了這個所謂「遲到的公平」！如果說蘭州交大喪盡天良的行為還是被外部改革逼迫的局部墮落，那麼讚揚蘭州交大道歉是對死者公平的說法，則反映了這個國家和這個民族的整體墮落。


　　即使是按照喪盡天良的法律黨制定的法律來衡量，蘭州交大也屬於「過失殺人」犯罪行為。因為蘭州交大完全能夠預見到開除癌症教師必然會導致該教師死亡的結果。所有人都知道，治療癌症需要巨額醫療費用，蘭州交大之所以開除患有癌症的劉伶俐教師，也恰恰是能夠免除巨額醫療費用。連一所大學都望之卻步的巨額醫療費，必然會造成被開除的教師陷入死亡。這個結果，所有人都能預料到。所以嚴格說起來，不僅僅是犯有過失殺人罪，甚至可以說是犯有故意殺人罪。至少是比《水滸》中王婆的罪惡更加嚴重。


　　犯有如此嚴重罪行，不僅未見有一個院校領導被撤職被開除，甚至連當事人都沒有一個被開除被法辦的處分，而只有一個人是完全應付差事的「停職」，這種所謂「停職」(連個停職檢查都沒有)完全是一種流氓政客欺騙公眾的行為。蘭州交大敢這樣做，官方媒體敢這樣稱讚，說明開除癌症教師這種喪盡天良的行為，絕不僅僅是蘭州交大的個案，而是除國家公務員之外所有行業的普遍現象。


　　凡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地方，採用這種開除癌症員工來節省開支、追求利益最大化，就肯定會成為一種必然現象。這種原本屬於喪盡天良的罕見現象，也就必然會成為所有官員和老闆本能選擇的一種普遍現象。在此雖然與領導和老闆的個人品質有關係，但是關係不大，主要是體制這個客觀環境決定的。如同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資本家當中也不乏有品格高尚的紳士，但是他只要踏上資本經營這條路，面前就只有兩種選擇：或者殺人或者被殺，此外絕不可能有第三種結果。


　　今天包括高校改革在內的所有企事業單位的私有化和皇權化改革，就具有這種逼良為娼、逼良為匪的罪惡性質。開除一個癌症員工可以節省幾十萬乃至上百萬，這是需要擴招許多學生才能達到的經濟效果，何樂而不為?今天媒體紀念鄧小平生日仍然在歌頌「貓論」是對中國改革的最大貢獻。既然如此，那麼開除癌症教師，節約單位開支，當然就是百分之百的「好貓」。不僅私有化改革的結果如此，皇權化改革更是如此。既然改革把全體員工的命運交給了單位官員，把中國的企事業單位變成了歐洲中世紀的莊園，那麼作為莊園主的單位領導，自然要對員工進行優勝劣汰的篩選，淘汰掉那些已成為累贅的「負能量」員工。30多年改革的要求一直就是如此。


　　所以，當今中國的問題，絕不僅僅是基層官員和老闆的問題，也絕不僅僅是姓資姓社的問題，而是改革自身文明性質的問題。我們應該對改革自身的文明性質進行認真思考了。我們究竟是在推行什麼文明性質的改革？是西方早期的奴隸制文明，還是中世紀的莊園制文明，亦或是後來的資本主義文明？我們40年來所要改革掉的究竟是什麼文明？是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文明？還是舊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文明？亦或是1840年以前的封建文明？現在這些東西必須說清楚了，不能再糊裡糊塗地用一句改革所掩蓋了。


　　即使是不敢回答改革的歷史性質和文明性質，至少也應該直接回答改革的利益和權利在向誰的手裡集中？改革是利益和權力的再分配。目前中國利益和權利的再分配，是在向百姓和員工手裡集中?還是在向官員和老闆手裡集中?如果是在百姓和員工手裡集中，是在加強百姓和員工對官員和老闆的權利約束，那麼這種改革就是歷史的進步，就是文明的進步；相反，就是歷史的反動，就是文明的倒退。十八大后習總系列講話之所以要堅持共產主義，堅持公有制，堅持共同富裕，其實質就是要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反對剝削階級政治文明。當今中國必須按照習總系列講話的這三條，重新審視中國改革的文明性質。


　　多少年來我們總是糾纏於改革的姓資姓社問題，而從來沒有問過改革的文明性質和倫理底線問題。現在看來，所謂姓資姓社問題，完全是那些打著教條式馬克思主義旗號的紅色精英與那些全盤西化的白色精英之間的一場雙簧戲，這場雙簧戲蒙蔽了全國人民的眼睛，結果就是讓中國的改革突破了人類文明和倫理的最後底線。最終不是把中國變成了資本主義社會，而是變成了實行叢林法則的獸類社會。這才是當今中國需要解決的實質問題。
來源：民族復興網  作者：張宏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