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甸共產黨是如何滅亡的：中國不支持了

　　來源《文史參考》  文｜徐焰

　　

　　聽過20世紀60年代後期國內政治宣傳的人，對報紙和電台上曾大力宣傳的緬甸共產黨武裝都會記憶猶新，部分紅衛兵還曾憑著一時衝動搞過「國際支左」。改革開放后，國內報道對緬共不再提及，其滅亡情況也不為人所知。1994年，本人曾到中緬邊境考察，聽當年「國際支左」的紅衛兵談過這段經歷。其實，從自己的影子中往往最容易看到本身的缺陷。緬共的前車之覆，對我們今天的反腐敗鬥爭是很好的鏡鑒。抗日鬥爭中興起，學習中共革命道路緬甸與中國山水相連，歷史上交往很深。明朝末年一些反清的內地人逃入緬境，成為「果敢」人的最早祖先。1939年，在英國對緬甸實行殖民統治的末期，德欽丹東等讀過馬列著作的知識分子發起成立了緬甸共產黨。他們在普遍篤信佛教的居民中起初並無太大影響。1942年日本侵略軍入緬，打出「幫助大東亞共榮圈內的國家獨立」的旗號，當地主張民族獨立的德欽黨多數領導人竟歡迎日軍，只有緬共提出抗日口號，併發起建立反法西斯人民同盟，從而威信大增，連後來長期執政的奈溫也曾參加緬共並成為候補黨員。

　　

　　1945年緬共組織反日起義時，曾建立起2萬人的武裝，在英國恢復統治后成為一支重要力量。1948年緬甸獨立時，緬共提出「和平發展」口號，曾放棄武裝走和平議會道路，卻未獲成功。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后，緬共主席德欽丹東提出要「面向東方，學習毛澤東思想」。在此情況下，如何對待緬共，中共中央一時左右為難，拿不定主意。列寧認為世界革命是連成一體的，按這一原則要求，一國共產黨掌權后便有義務支援同一信仰的他國黨進行革命，1919年成立的共產國際便以此原則要求下屬各黨。但根據現代國際關係的共識，一國又不應干涉他國內政，這種黨際關係要求與國際關係準則存在的矛盾，曾使共產黨當政的社會主義國家長期陷入「兩難」處境。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開始處理國家外交事務后，很快便感受到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矛盾，在對外宣傳中便停止鼓動世界革命，與緬甸、印度等國政府都建立了正常外交關係。當時周恩來強調，中國想支持各國的革命進步事業，關鍵是把自己國家建設好，以榜樣的作用去影響他人。緬甸政府於1950年初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社會制度不同的國家中最早同新中國建交，因為緬共的存在，其政府對華自然抱有擔憂情緒。1954年緬甸吳努總理首次訪華時，曾於北京飯店的宴會上坦率地講了自己的心態，那便是：「中國如同大象，緬甸好比羔羊。大象會不會發怒，無疑會使羔羊時刻提心弔膽。」當時因美國大力組織反華包圍圈，爭取緬甸中立和對華友好，便成為新中國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1954年周恩來訪問緬甸時，同吳努總理一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首次宣布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強調不干涉他國內政時又說明「革命是不能輸出的。」周恩來、劉少奇訪緬時，也都說明中國從來沒有支持緬共來推翻政府，並以朋友的態度表示希望緬甸政府領導人與緬共坐下來一起談，中緬兩國關係由此進入非常友好的時期。

　　

　　1955年以後，緬共因得不到實際外援，開始與政府和談，其內部也分裂為「白旗派」和「紅旗派」。60年代初中蘇分裂后，緬共重新凝聚起來並表態支持中共，並自稱「國際共運由ABC支撐」。所謂A，即是Albania（阿爾巴尼亞），B即是Burma（緬甸），C指China（中國），緬共儼然與阿爾巴尼亞、中國並列為馬列的最正統繼承者。當時中共因在國際共運處於孤立狀態，自然欣賞這一表態。1964年9月，緬共中央會議上提出「贏得戰爭，奪取政權」的路線。不久，緬甸國內發生了經濟動蕩和大規模學潮，在此形勢下緬共於1966年進入了鼎盛期，其根據地在國內發展到九塊，人口近百萬，還建立了3萬軍隊。「黨內革命」內部濫殺 人人自危1966年夏，中國掀起「文革」風暴，緬共中央很快加以仿效，其根據地內每個村口都搭起竹木做的牌坊，上面並掛毛澤東、德欽丹東像，每天人們都要舉行宗教儀式般的「早請示、晚彙報」。從1966年底起德欽丹東還展開了「黨內革命」，將與他過去有派別糾紛及不同意見的領導人，都上綱定為「修正主義分子」，隨後又模仿中國的政治口號，將他們宣布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在緬共的代理人」。此時的中國因處於極「左」思潮泛濫的狀態，對緬共公開表示支持，1967年允許緬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在群眾集會中亮相，《人民日報》還刊登了他的文章《緬甸的蔣介石——奈溫軍人政府必敗！人民必勝！》。緬共黨內此時的鬥爭方式，完全重演了中共在30年代內部「肅反」的悲劇。在德欽丹東直接掌握勃固山脈的中央根據地內，所謂「黨內革命」進行得最為殘酷，鬥爭方式是一撤職、二開除、三處決，為節省子彈，對被批鬥者都由「紅衛兵執法隊」用竹尖刺死。兩年前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時逃到根據地的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過去曾被認為是「革命新鮮血液」，隨著深入清查成份，這些家庭出身較富裕的學生幾乎全被殺光。看到緬共內部發生大動亂，政府軍於1968年春季以後，以主力第77師、第88師向勃固山區進攻。德欽丹東提出「以我們的進攻粉碎敵人的進攻」，採取硬打硬拼，反對這一主張的軍隊領導人波吞迎於同年8月底被公審處決。內部濫殺造成了人人自危，緬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巴刻被定為「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后，逃至仰光，下層也掀起投降風潮。同年9月，眾叛親離的德欽丹東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向東轉移，9月24日在途中休息時被身後的警衛員謬苗開槍打死，此人隨之也向政府投降。事後，緬共另一個副主席德欽辛接任中央主席，並宣布「謬苗」是「敵人派來的姦細」，中國《人民日報》於1969年全文登載了這一公告。緬共這種遇災禍不檢查自身缺點，反而一味推諉客觀原因的做法，只能延續錯誤。緬東北根據地由第一副主席德欽巴登頂直接掌握的「中央遠方委員會」領導，在「黨內革命」中注意學習毛澤東強調的「一個不殺，大部不抓」，政策上多少寬大些。緬共中央轉移到當地后，背靠雲南邊境，周圍多是少數民族，政府軍進攻也緩和了許多。但新任主席德欽辛繼續沿襲德欽丹東的極「左」一套，於1975年春在與政府軍作戰時戰死，德欽巴登頂回國接任主席。1971年，緬甸領導人奈溫再度訪華，中緬兩國政府恢復了友好關係，緬共得到的外援隨之減少。此後十年間，緬共主要靠佤族山民和果敢等地的武裝來勉強支撐，成員中還有不少抱著「世界一片紅」幻想而越境的紅衛兵。毒品開禁，利益擊敗理想緬共中央退到貧瘠的東北山區時，根據地內百姓糧食自給尚未不足，百年來都是靠種植販賣鴉片彌補生計，對「人民軍」及脫產幹部2萬多人自然難以供養。緬共領導人多年間習慣於住茅屋、穿草鞋，身無私物，中央級領導才配一台中國產半導體收音機以了解新聞，便以自身榜樣號召學習「延安精神」，幹部戰士都耕地生產。由於當地自然條件差，種糧收穫不多，緬共只好嚴重依賴外援「輸血」，起初還嚴禁任何幹部戰士參與當地鴉片貿易。1976年中國粉碎「四人幫」后，開始調整對外政策，70年代末完全中止了對緬共的支援。嚴重依賴外援而自身又沒有「造血」功能的緬共，為增加收入，於1978年內在東北根據地進行了「階級排隊」，按中國土改的模式清查地主、富農。其實當地叢山中的經濟形態還處於原始社會後期，階級分化尚不明顯，連土地買賣都未產生，哪有什麼「地主」!硬性採取的「階級排隊」，只能將住竹樓、養水牛和口糧勉強夠吃的人劃為「地富分子」，並展開鬥爭沒收他們幾背籮就能裝下的可憐財產。同時，為了滿足下屬的四個軍區和十個縣委的撥款要求，緬共中央政治局只好在根據地加收糧米，結果造成大批百姓逃亡。當緬共在經濟上捉襟見肘、陷入困境時，一些人提出利用鴉片貿易解決經費來源。在中國深受傳統教育的德欽巴登頂主席堅決反對，認為影響既壞又會腐蝕隊伍。但緬共領導人政治威信此時已大幅下降，無法約束下屬。各軍區見部隊僅能吃鹽水泡飯，決定自籌經費，不擇手段「創收」，德欽巴登頂主席最後只好妥協。緬東北山區中的特產有柚木和寶石，當地人卻缺乏銷售經驗和渠道，只有對鴉片最為熟悉。70年代末緬共開始進行秘密的「特貨」貿易時，中央曾做出嚴格規定，只限指定的「五一小組」經營，得錢全部歸公，不許向中國販運，也不準在「解放區」內銷。其外銷方式是將老百姓種植的大量鴉片提煉成「黃砒」，以秘密渠道向泰緬邊境輸送。當時緬共只允許加工「黃砒」，主要出於兩方面考慮：一是「黃砒」體積較之鴉片要小得多，便於運輸；二是「黃砒」不能直接吸食，當地老百姓即使得到也沒有用，便能達到不毒害解放區人民的目的。緬共中央的這番考慮用心不可謂不苦，然而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放出來的魔鬼就難以控制了。「五一小組」將鴉片生意作為中央主要經費來源后，四個軍區乃至一些游擊隊看到毒品的巨額利潤，也紛紛經營此道，獲利后留為單位小金庫或直接收入私囊。緬共過去的「黨內革命」已把知識分子為主體領導的黨委、黨支部砸爛，各民族武裝實際形成了首長個人專權，經商后造成「槍－錢」結合，變成中央無法控制的一個個「獨立王國」。80年代中期以後，緬共「人民軍」各部都各顯神通賺錢，一些單位由販黃砒發展為直場賣鴉片，甚至設廠加工海洛因，緬共中央的禁令在拜金主義衝擊下完全失效。據知情者透露，至緬共後期，除德欽巴登頂等幾個人還潔身自好，其他中高級幹部都或多或少捲入鴉片貿易。歸公的經費越來越少，某些領導（包括個別政治局委員及其親屬）個人的腰包卻畸形膨脹起來，有的軍區司令員還由茅棚住進了模仿雲南私人豪宅而修起的小樓，根據地內還不斷出現謀財害命的兇殺，過去生死與共的團結戰鬥精神蕩然無存，因利益分配不均而產生的矛盾不斷加劇。

　　

　　緬共後期，「人民軍」的主力已是彭家聲的「果敢指揮部」部隊和鮑友祥（佤族）指揮的中部軍區。他們長期感到「大緬族主義」壓制排擠其他民族幹部，對中央嚴重不滿，最後發展到對抗地步。此時，德欽巴登頂主席仍然拘守《毛澤東選集》中的教條，不能與時俱進地提出新理論，制定新政策，僵化的傳統政治教育已近乎對牛彈琴。在這種黨內凝聚力完全喪失的情況下，隨著國際國內大氣候的變化，緬共解體已勢在必然。緬共鏡鑒：如何跳出盛衰周期？1988年，國際大氣候發生變化，緬甸奈溫軍政府下台，蘇貌執政后宣布施行多黨議會制和對外開放，對國內各派武裝也採取「對話溝通」。緬甸新政府同彭家聲談判並承認果敢地區「自治」，彭本人也決定同無法再革命的緬共分家。前些年彭家聲接受記者採訪還說，自己很珍惜擔任緬共人民軍副司令員的多年戰鬥歷史，「3•11起事」反抗緬共中央是順應形勢和為當地軍民謀福利的不得已之舉。1989年3月11日，這一天彭家聲宣告歸順政府宣告了緬共中央走向覆亡。面對彭部脫離組織，中央主席德欽巴登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認定此舉是「反革命叛亂」，卻已無力鎮壓。4月11日，佤族縣長趙尼來和鮑友祥也起兵包圍了緬共中央所在地邦桑，將德欽巴登頂及其他中央領導人「禮送出境」。八天後，「815」軍區也宣告脫離緬共領導，成立「緬甸撣邦東部民族民主同盟軍軍政委員會」。德欽巴登頂和政治局其他幾名委員又組成臨時中央，於6月下旬遷回境內基本由克欽族組成的101軍區。該軍區過去便對中央若即若離，此時司令員丁英接待也不熱情。同年9月，因緬甸政府又同意這裡「自治」，丁英最後通知臨時中央要其離開，緬共中央失去棲身之地只好解散。德欽巴登頂再次被「禮送」去一個地方，那裡既不干涉鄰國內政，對昔日的朋友還會養老送終。公正地回顧緬共由建立到覆亡的50年歷史，應該承認，緬甸像德欽丹東、德欽巴登頂這樣的知識分子，引來共產主義學說建立黨組織，浴血奮鬥多年，還是為著國內人民擺脫貧窮壓迫的理想。沒想到美好的奮鬥理想與可悲的結局，差距竟如此之大。緬共興起於民族解放和階級鬥爭，衰敗於極「左」的內部鬥爭，最終亡於腐敗，這種教訓在不少落後國家帶有規律性，有識者不能不站在時代高度進行深層次反思。一個革命政黨，出於對民族、階級雙重壓迫的反抗心理，可以一呼崛起，但是如果不能順應時代要求與時俱進，當初進行的革命勢必會出現異化。其具體表現形式往往是──先由內部狂熱的極「左」自殘，造成理想破滅，接著又是腐敗滋長導致組織崩潰或「易幟」。要跳出這種由盛至衰的周期率，不僅要靠社會結構的改造，更要靠實行民主。當人們站在雲南邊境，望著對面那片仍然長有罌粟花的土地，有必要對本國發展道路展開更多的思考。

革命輸出的典例，中國干涉別國內政的歷史事實。中國將廣播電台設在緬甸境內，以緬共的名義對國際廣播，也對華廣播，欺騙中國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