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教士與「中學西傳」

　　

　　

　　17世紀明朝中後期民主主義思想開始產生的時候，恰是歐洲啟蒙運動的前夜。啟蒙運動最早始於17世紀的英國，18世紀在法國達到高潮。延續歐洲數百年的黑暗的中世紀被啟蒙運動撕破了厚厚的帷幕，近代的民主自由之光日益放出光彩，照耀人類自由民主的前行方向，把人類社會帶入到智慧和光明的新時代。進入18世紀，東方中國正處於康熙、雍正強有力的封建專制統治，歐洲的思想啟蒙運動開始進入蓬勃發展階段，並席捲整個歐洲，促使歐洲逐漸確立起資本主義制度。孟德斯鳩、伏爾泰、休謨、萊布尼茲、康德、狄德羅、盧梭等啟蒙思想家的近代民主自由思想主要有兩個來源，一個是古希臘、羅馬以來的西方理性主義精神遺產，一個是東方中國的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益的思想營養。上述啟蒙思想家都沒有來過中國，也沒有直接研讀中國原文經典，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均通過來華耶穌會士及其編譯的有關著作。

　　

　　

　　傳教士發現「東方文明」

　　

　　羅明堅、利瑪竇等編輯的《葡漢詞典》手稿

　　到東方印度和中國的新航路開闢以後，一批批基督教的耶穌會士前往東方。那時，包括傳教士在內的西方人，普遍對神秘的東方中國懷有憧憬之情，認為中國文化博大高深，中國人溫文儒雅。來到中國的傳教士，以一種敬畏的心態，嘗試理解中國文化的精神，領會中國道德，觀察和體驗中國政治。那時的耶穌會傳教士，全都受過高等教育，有豐富的學識，代表了當時歐洲科技的最高水平。他們在中國長期居住，孜孜不倦地研習中國典籍，其中不少人在中國的宮廷中供職，能夠獲得其他來華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國及其文化的知識。他們通過翻譯中國典籍、撰著介紹著作、往來書簡等形式，以自己的理解和視角，將中華思想和文化源源不斷的西傳至歐洲。他們自豪地聲稱，「哥倫布在美洲發現了新大陸，耶穌會士們在中國發現了東方文明。」「中國的發現不只是一種地理的發現，還是另一種文明的發現。」「孔子啟蒙了伏爾泰，伏爾泰啟蒙了西方。」

　　「中學西傳」

　　

　　曾德昭畫像

　　最早到達中國內地傳教、被譽為「利瑪竇前驅」的義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於1581年將《大學》一書及包括「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的《大學》第一章譯為拉丁文，郵寄給了耶穌會總會。隨後深入中國內地傳教並來到北京供職明廷的利瑪竇，系統研究中國儒家典籍，並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部分拉丁文譯稿，寄回義大利。利瑪竇在寄給歐洲的信中指出：「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是一個世界。」「柏拉圖在《共和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經被付諸實現。」1616年，法國耶穌會士金尼閣將義大利文的利瑪竇遺著《中國札記》譯為拉丁文，並隨後在德國的科隆、奧格斯堡和法國的里昂、巴黎，以及義大利的那不勒斯，分別出版並不斷再版，立時轟動歐洲。從1642年到1655年，葡萄牙耶穌會士曾德昭所著《大中國志》，先後以西班牙文、義大利文、法文、英文出版。此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概述中國的國名由來、地理位置、疆域、物產、工藝，第二部分介紹中國政府的組織機構和行政制度。作者特別推崇中國政治，認為中國政府的行事原則源於儒家學說，值得歐洲各國效仿。

　　

　　曾德昭《大中國志》英文版扉頁

　　

　　曾德昭《大中國志》英文版內文

　　

　　曾德昭《大中國志》英文版內中國地圖

　　「孔子的西西里知音」

　　隨後，被譽為「孔子的西西里知音」的義大利耶穌會傳教士殷鐸澤和葡萄牙耶穌會士郭納爵合譯了全本《論語》，殷鐸澤還獨自翻譯了《中庸》並取名《中國政治倫理學》。1687年，比利時耶穌會士柏應理在巴黎刊印自己編著 《中國哲學家孔子》一書，書中除《中國經籍導論》、《孔子傳》外，附有殷鐸澤和郭納爵的《大學》、《中庸》拉丁文譯本。此書一經刊印，便在歐洲引起強烈反響。1711年，比利時耶穌會士衛方濟完成了《大學》、《中庸》、《論語》、《孟子》的全本拉丁文翻譯，並根據自己對上述「四書」的理解，撰著《中國哲學》一書，由布拉格大學刊印。在《中國哲學》一書中，衛方濟大力讚頌中國儒家文化，提出歐洲應將《中國哲學》中所包含的中國智慧和思想付諸實施。此書一出，再次在歐洲引起思想巨大震蕩。

　　

　　路易十四派往中國的法國傳教士白晉

　　

　　1687年巴黎發行的《孔子生活與成就》一書，Prospero Intorcetta著

　　18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的「三大名著」

　　1685年，為了藉助耶穌會傳教士「聯合康熙及俄帝大彼得之力，促成東西方文化之溝通」，法國國王路易十四親自簽署任命書， 並從國庫中撥款作為年俸，派遣白晉(Joachim Bouvet，1656—1730)、洪若翰(Jean de fontaney，1643—1710)、張誠(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李明(Le Comte，1655一1737)、劉應(Claude de Visdelou，1655一1737)、塔夏爾(Tachard Guy)6名「有突出才能」的耶穌會士赴中國傳教，同時進行中國國情調查工作。這些被授予「國王的數學家」頭銜的傳教士進入中國后，先後成為康熙身邊的「教師」和「謀士」。中國國情調查工作開始以後，陸續有數十名傳教士參加，延續將近一個世紀。這項中國國情調查工作的最大成果，是傳教士們先後彙編出三部篇幅巨大的叢書，號稱十八世紀歐洲關於中國的「三大名著」。這三部叢書是：

　　《耶穌會士書簡集》34冊，其中16—26冊是關於中國的內容。這些書簡大多是來華傳教士在華所見所聞或親身經歷之事，內容涉及中國政治制度、風俗習慣、歷史地理、哲學思想、工商情況等，是十六至十七世紀來華耶穌會士關於中國問題研究和報道的彙集，是當時西方最早認識中國的重要文獻。

　　《中華帝國全志》4冊，全部著作取自20多位傳教士的研究成果，內容涵蓋中國的地理、歷史、政治、經濟、民俗、教育、科技、文學等，其中還有四書五經的節譯，以及精選的詔令、奏章、戲曲、小說等，是150年來歐洲人了解中國的一個總結，被譽為「西洋中國學之金字塔」、「真正可以誇耀於世的紀念碑」。伏爾泰在閱讀這部書時，曾稱之為「一部關於中國的最好最詳盡的著作。」

　　《北京教士報告》16冊，是18世紀歐洲關於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術論集。

　　上述「三大名著」叢書的出版，在歐洲引起轟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許多啟蒙思想家，如伏爾泰、霍爾巴赫、魁奈等人對中國的了解和研究，都從中獲得很大的收益。

　　

　　《拉丁文版孔子語錄彙編》，現藏於羅馬中央國立圖書館

　　在研究、翻譯和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耶穌會士們還把在中國搜集到的大批中文書籍直接送回歐洲。比利時在華傳教士柏應理在1682年抵達羅馬時，隨帶在華傳教士的中文著作400多冊。這批書籍被典藏於梵蒂岡的圖書館。 1694年，法國傳教士白晉返歐時，曾將中國圖書300卷贈給路易十四。而法國傳教士馬若瑟在廣州廣泛搜集中國典籍，他寄給巴黎傅爾蒙皇家文庫的中國書籍達數千卷。傅爾蒙皇家文庫是現在法國國家圖書館的前身，馬若瑟寄贈的漢文典籍，成為今天這個世界著名圖書館的孤本珍本圖書。（本文內容摘自白雲濤著《天朝，失去的歷史機會》，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