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往複的夢魘：「玻璃天花板」與「玻璃地板」

　　奧康納：人們熟知「玻璃天花板」，但研究發現，許多社會似乎都有一層「玻璃地板」，防止豪門後代滑至底層。

　　

英國《金融時報》 薩拉•奧康納

　　1427年的佛羅倫薩。在社會階梯頂端的人都是這個城市中強大的行會的成員，而那些處於社會底層的人則從事拍打、清理和洗滌生羊毛的工作。

　　快進到近600年以後的今天，儘管工作可能發生了改變，人卻沒有。身處頂端的還是那些家族。

　　義大利央行(Bank of Italy)的研究者們以姓氏（某些姓氏只屬於某個特定地區的人）為索引，對自1427年人口普查以來佛羅倫薩不同家族的境況變遷進行了調查。他們發現，在2011年收入最高的5個姓氏在6個世紀以前也是精英，當時這些姓氏的人是律師或者羊毛、絲綢和鞋匠行會的成員。研究人員發現，有跡象顯示，在銀行和法律等精英行當中，有一些家族世世代代把持高位。

　　並不是說沒有社會流動性。中下階層的人們有相當不錯的幾率能夠上升到更高的社會階層，但似乎有一層「玻璃地板」防止上層社會的人們滑至底層。

　　佛羅倫薩並不是唯一的例子。多項研究（通常使用較為罕見的姓氏來追蹤家族在多個世代的境況）發現，從瑞典到中國，彼此差異很大的國家都有類似的情況。在英國，這種效果似乎要持續近6代才會逐漸消失。

　　所以呢？只要窮人能夠變富，我們為什麼還要在意有沒有一層「玻璃地板」保護富人不會變窮？直到不久前，我們並未太在意這個問題。但現在我們可能必須在意了。

　　相對流動性和絕對流動性之間是有差異的。相對流動性衡量的是，你最終是否踏上了與你父母不同的收入或者社會階層。這是一個零和遊戲：如果有人往高處走，就會有另外的人不得不往低處來。

　　絕對流動性只衡量你是否最終比你的父母過得更好，不管其他所有人的情況。在整個20世紀，隨著經濟擴張、家庭收入上升，許多國家的絕對流動性都提高了。發達經濟體的格局也發生了改變：（伴隨著高等教育普及率的提高，）專業人士和管理人士職位增多，創造了額外的頂層空間。

　　去年我採訪過72歲的英國人瑪麗昂•金伯利(Marion Kimberley)，她就是借上了這股東風的許多人之一。她的母親當年每到要交房租的時候就會急得直哭，金伯利是家中第一個上大學的；她還記得父親在得知她第一份工作——擔任學者——的工資比他高時的興奮之情。

　　但時代在改變。自金融危機以後，全球增長大幅放緩。有證據表明，現在最小的這一代人可能不會比他們的父母更加富裕。如果「頂層空間」不再增多，社會流動性就會開始看起來更像是零和遊戲：有向上的流動，就需要有向下的流動。

　　是什麼阻止了人們向下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社會排斥性分析中心(Centre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去年的一項研究，比較了出生於1970年的一些英國孩童的境況變化，其中一些在5歲時接受認知測試時表現良好，另一些表現糟糕。在他們42歲的時候，曾經在認知測試中得分較低、但有富裕的父母的孩子，在勞動市場的表現優於那些父母較為貧窮的孩子。聰明的富家孩子表現也優於聰明的窮孩子。該項研究得出結論，從社會資本、私立學校到獲得高等教育的機會，多種強大因素組合在一起，幫助富裕家庭的孩子取得成功。

　　為了提高相對流動性，你就需要消除這些特權或者找到方法控制它們，讓最聰明的人能夠上升到頂端，無論他們來自何種背景。

　　這很難辦。很難以公平的方式，把某人的「純粹天分」和他們後天獲得的優勢分開。一些大學和僱主正在嘗試。英國公司Rare推出了一個產品，使用數據分析，在考慮候選人背景的情況下衡量他們所取得的成就。

　　這在政治上也暗藏危險。當英國內閣辦公室部長上月提出將考慮求職者的學校和家庭背景時，伊頓公學(Eton College)校長沃爾德格雷夫勛爵(Lord Waldegrave)威脅辭去保守黨黨鞭一職，以抗議在他看來對私立學校畢業生的歧視。

　　在一場圍繞如何分切一個幾乎沒有增長的蛋糕的鬥爭中，這些只是剛剛冒頭的小衝突。我們要麼找到辦法重振生產率和增長，要麼接受另一種方案，那就是：如果我們想要讓更多窮孩子往高處走，我們就需要更多的富孩子往低處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