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保云：什麼是最重要的文化？

轉載：騰訊網

在有些需說假話的場合，說「文化無高下」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在外交場合。學術研究則不能這樣做。文化這個詞在出現時就劃分了民間文化與高級文化兩大部分。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民間文化都是相對低級的。

人們不可能僅靠聆聽貝多芬、閱讀托爾斯泰、研究哲學或宗教而成為現代公民。

最重要的文化是與民主制度融合在一起的現實文化。「現實文化」必須是活著的東西，是人們的內心修養和精神，並表現為具體行為和組成社會主流氛圍。

民主文化有兩個目的：一是解決平民與統治者之間的日益尖銳的矛盾；一是使人自由，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個人發展。

獨裁者可以標榜「自由」、「民主」，貪官可以自稱「廉潔」、「奉公」，男盜女娼者可以四處作道德演講。那些美好的價值觀，只有具體化為現實文化，這種局面才會徹底扭轉。

由於民主制度的成熟和穩定，學者們在談到落後國家的文化建設時，更加強調民主制度對人們思想的形塑作用。美國政府在實踐中也是這麼做的，它在佔領某個國家時，至少提前一年就把這個國家的選舉時間確定下來了，從來不考慮這個國家的文化如何。

那種認為民主制度建設在文化進步之後的想法是錯誤的。沒有民主制度的建設，等於說現代化的文化建設還沒有真正開始。

以下是正文內容：

一、文化的高下之分

最近國內有幾位學者先後提出了「文化無高下」的觀點，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在有些需說假話的場合，說「文化無高下」是可以理解的，比如在外交場合。學術研究則不能這樣做。有的人類學家專門研究落後部落的語言、故事、習俗等文化，越研究越覺得落後部落有偉大精神，於是宣布文化無高下。這顯然與社會科學不對路。20世紀初，一些社會學家要把人類學從社會學驅逐，迪爾凱姆（1858-1917）還為此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加以挽留。但人類學有的分支越發不爭氣，在60、70年代與後現代主義合流，宣揚文化無高下，陷入歷史相對主義，自然也就不再被視為社會科學了。

文化這個詞在出現時就劃分了民間文化與高級文化兩大部分。無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民間文化都是相對低級的。民間故事和傳說顯然要比嚴肅文學低；民間舞蹈要比芭蕾舞低，捂耳朵唱歌要比美聲唱法低，岩洞壁畫要比油畫低，圖騰崇拜要比佛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大型宗教低。科學思想的高低就更容易區分了。但有很多人不把科學思想看作文化範圍，而看作是文明，比如美國社會學家馬季佛把阿基米德、伽利略、牛頓等科學家的科學思想和發現都劃歸文明範圍。

無論是民間文化還是高級文化，都各有不同的檔次。在高級文化中，只有一些頂端的精品難以區分高下，比如，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音樂大師的作品，歌德、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學大師的作品，只能說是各有所愛。但是，對於大多數作品或表演，不僅專家們能看到高下之分，普通人也能夠識別。民間文化也是同樣。同一種民間舞蹈，有的部落跳得好，有的部落跳得不好；同樣是包粽子，有的好吃，有的不好吃；同樣是種地，有人種得好，有人種得不好；同是逢迎拍馬，有的人很在行，有的人很笨拙……總之，無論什麼文化，我們很快就能找到各種高下的區別。就單位（民族、國家等）整體而言，如果各方面都差一截，那整個地也就低一等了。

在文化認識上有一個感官陷阱。有些民間文化屬於區域性的，由地理、氣候等自然環境的影響而形成。語言（音調）、祖先傳說、膚色、節日和習俗、服裝、飲食習慣、勞動種類（農、牧、漁、林、獵等）等文化元素，均為地理環境所決定，代代相傳，很少變化，從而形成了區域整體感，讓人覺得這個區域（地區、種族或國家）有一個整體性文化特色。並且，這些地理性文化元素不好比較，廣東話和閩南話、黃皮膚和黑皮膚、吃辣和不吃辣、藏袍和短裙、春節和潑水節、種地和放牧，等等，都難以比較高下。這樣就有了兩個錯覺，一是文化是整體性的和不變的，一是不同文化沒有高下之分。很多人的認識就是在這裡掉進陷阱的。這些文化元素並不是全部，雖然是基本生活，但它們只決定存在，不決定變遷，對歷史進步的影響作用很小。它們所構成的世界文化多樣化與共存，不影響人類普世文化的推進。

二、與民主制度對應的文化才是最重要的

對於歷史進步而言，通常說的高級文化也不是最重要的。嚴肅的音樂、文學、宗教等的提高，常被看作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內容。不可否認這些高級文化可以陶冶性情，提升道德，但它們的作用是有限的。人們不可能僅靠聆聽貝多芬、閱讀托爾斯泰、研究哲學或宗教而成為現代公民。

最重要的文化是與民主制度融合在一起的現實文化。「現實文化」必須是活著的東西，是人們的內心修養和精神，並表現為具體行為和組成社會主流氛圍。一個寺廟，儘管裡面有大鐘、佛塔和菩薩像，如果人們在裡面買賣商品、承包香火進行敲詐，它就沒有多少宗教文化了，而是現實的商業文化；一個官府，儘管四處掛滿了「清正廉明」、「廉潔奉公」、「為民」、「愛民」等道德條，官員個個做到背誦如流、掛在嘴邊，但官府和官員的實際行為卻盡顯驕橫跋扈，它就不是廉潔和為民的文化而是貪腐文化和壓迫文化。現實文化才是文化建設的關鍵環節。

康德對文化的低級和高級有不同的看法。在《判斷力批判》第83節，他給文化下了個定義：文化就是「人利用（外在的和內在的）自然來達到各種各樣目的的適應性和熟巧」，「一個有理性的存在者一般地（因而以其自由）對隨便什麼目的的這種適應性的產生過程，就是文化。」按照他的意思，文化是人們適應環境的熟巧（成熟技巧）。民間文化是大眾掌握的熟巧，高級文化是精英階層掌握的熟巧，統統屬於熟巧文化。

熟巧文化是歷史處於低級階段的文化。康德指出，熟巧文化也符合「自然的目的」，是人們的基本生活，與各種舊制度伴隨，而舊制度都是壓迫性制度，導致平民與統治者的矛盾衝突不斷加劇，平民意識廣泛興起，而熟巧文化又解決不了這個矛盾。所以，熟巧文化雖然符合「自然的目的」，但卻不是符合「自然的最後目的」。自然的（即歷史的）最後目的是建立「公民社會」（現代民主制度），而熟巧文化承擔不起這個任務。

比熟巧文化高的是「管教（訓練）的文化」，它是與民主制度相對應的「教化」。它是現實文化，是人們的與民主制度一致的「教養」，包括內心思想、行為方式以及社會氛圍，是活著的、運動著的東西，而不是口號中、記憶中或書本中的東西。康德認為，民主文化能夠「把意志從慾望的專制中解放出來」，使意志得到充分實現，因而「自然素質的最大發展才有可能」。這就是說，民主文化有兩個目的：一是解決平民與統治者之間的日益尖銳的矛盾；一是使人自由，以獲得最大限度的個人發展。

康德認為，這種文化才是最高的東西。不是因為它的難度大、技巧高、思想深，而是因為它是現實文化，符合自然的最後目的（即民主制度），是普世的和別無選擇的「人類的文化」。

三、文化建設的關鍵是民主制度建設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文化建設的迫切性日益顯現。各級政府做了很多工作，長期規劃、短期規劃、資金、項目一個接一個，修建寺廟、紅色博物館、文化場館、文化旅遊點，建立國學院、孔子學院，增加人文-社科研究項目的投資，等等。

不能說這樣的文化建設沒有意義。在市場經濟時代，文化建設難免帶一些經濟目的，文化產業也具有其正當性。然而，文化建設的最重要目的還應是促進社會道德進步，在這方面我們卻沒有看見什麼效果，人們反倒是覺得隨著文化設施和項目的增減而社會道德卻在不斷下降甚至走向崩潰。這些年的文化建設中出現了很多怪異的事物，項目欺騙、偽造歷史、耗資巨大卻令人感到彆扭的龐大建築和雕像，等等，在各地屢屢出現。有的佛教寺廟的大雄寶殿蓋得比故宮的太和殿還要高大，西門慶、潘金蓮的故事也搞成了景點，國家社科項目中充斥大量與學術無關的泡沫課題，甚至「文化安全」、「思想安全」這樣荒謬的題目居然多年列為國家社科項目。這種泡沫文化建設當然不會有實際效果。

無論民間文化還是藝術、文學、哲學、宗教等在內的高級文化，都是人的基本生活和創造活動，應該是自然的和自由的活動。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儘管經常被用於國家決策，但其本質也是人的自由創造活動，也應該是自然的和自由的，否則，它們失去了本性，也就沒有價值了。對於這些民間文化和高級文化，政府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給予適當引導和資助，但不可由政府控制和指揮。政府確定指導思想、提原則、出思路、統一規劃和管理，效果只能是抑制文化和扼殺文化。

在文化建設上，我們需要區別高級文化和現實文化的不同角色。儘管宗教、藝術、文學、哲學等都宣布自己的重要性，但就文化建設而言，它們都不是最重要的，因為它們並不是現實文化。啟蒙的自由、民主、博愛、人權等口號與思想，以及反對這些口號的左的口號與思想，也都屬於高級文化範圍，而不屬於現實文化，因此也不是最重要的。

這些高級文化無論怎樣發展，也仍然停留於康德所說的熟巧文化的範圍。因此，它們不可能應對中國所面臨的重建道德的需要。停留於高級文化範圍的文化，可以被不同的制度和不同的人所利用。獨裁者可以標榜「自由」、「民主」，貪官可以自稱「廉潔」、「奉公」，男盜女娼者可以四處作道德演講。那些美好的價值觀，只有具體化為現實文化，這種局面才會徹底扭轉。

這種具體化過程，也就是現實文化的建構，必須是與文明（制度）同構的一個過程。康德提到民主文化建設的著手點：一是「公民社會的整體中的合法的強制力」，一是通過「美和藝術的科學」的教育。前者是指制度對人格的形塑，民主法治制度是個模型，通過它的「合法的強制力」來重新塑造人格；後者是指審美和藝術的科學教育來改變人們的思想，這明顯是受到席勒審美教育思想的影響。二戰以後，學術界對這個問題的認識發生了變化。由於民主制度的成熟和穩定，學者們在談到落後國家的文化建設時，更加強調民主制度對人們思想的形塑作用。美國政府在實踐中也是這麼做的，它在佔領某個國家時，至少提前一年就把這個國家的選舉時間確定下來了，從來不考慮這個國家的文化如何。很多落後國家的開明領導人也理解文化建設的這個道理，儘管他們有時候不得不採取專制手段以應付社會動蕩，但卻時刻不忘記民主制度是解決一切問題的最終出路。

即便我們退一步，像康德那樣把制度只看作文化建設的一半，那麼，沒有這一半也談不上文化建設。那種認為民主制度建設在文化進步之後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同構的關係，民主制度本身就是文化，同時，它還是調動和重組其它文化（高級文化和民間文化）資源的中樞。沒有民主制度的建設，等於說現代化的文化建設還沒有真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