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建黨95周年」：救國運動從夢草公園開始

80餘載光陰，恍如白駒過隙。截止到2015年12月31日，貴州省委組織部提供的數據：貴州有中國共產黨員1696772名。

從3到1696772，這不是簡單的數字變化，而是中國共產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櫛風沐雨砥礪名行」的寫照。

在中國共產黨建黨95周年來臨之際，我們采寫黨史上的今天，這不是簡單地回顧歷史，而是重溫歷史的脈絡，汲取今天前進的養分。

翻閱中國共產黨貴州史，一個個熟悉的名字躍然紙上，一段段精彩的故事歷歷在目：五四運動之後，身在北京的貴陽學生寫信告訴家鄉人民，這樣的信件被當局扣押；林青、秦天真、繆正元三名熱血青年，以己微薄之力，奔走在貴州這片土地上，發動起志同道合之士，尋求中國的光明之路；面對祖國內憂外患，貴州的共產黨員群策群力，支援延安，支援解放區；解放前夜，諸多共產黨員或明或暗，與反動勢力鬥智斗勇，完整保護了貴陽這座城市……

這組系列報道，從1919年五四運動對貴陽的影響開始，到1949年貴陽解放結束，以30年為時間主線，講述中國共產黨在貴州的生根發芽和枝繁葉茂。

中國共產黨貴州史，不需太多註解，因為從3到1696772，這本身就是豐滿的故事。

連接大十字與花香村的中山西路中段，或許只有上了年紀的貴陽的老人才記得，這裡曾有一座著名的夢草公園（后叫中山公園）。百年時光流轉，夢草公園已在城市的變遷中，成為歷史。 　　如果時光的鏡頭能定格在1919年至1933年的中山西路，彼時貴陽的進步人士，通過遠道而來的書信，獲知發生已久的「五四」運動、「五卅」慘案、「九一八」事變。之後，他們團結起來，從夢草公園出發，號召貴州人民團結起來救國圖存。 　　這段時期，頻繁的學生運動，在逐漸喚醒貴州人民，為緊隨其後的貴州黨組織建立儲備了人才，同時也奠定了基礎。 　　為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不少商店關門歇業，市民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帝愛國遊行。當時，廣東街有間理髮店還貼出歇業告示：「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 　　92歲的貴陽老人田丙坤，每當看到孫兒結婚照里那輛作為背景的黃包車，就會想起解放前的貴陽―當時，人力黃包車是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有錢人喜歡坐著黃包車，到中山路上尋找最好的理髮店或衣料店。而夢草公園，是那個時候貴陽的地標。正因為繁華，中山路成為動蕩年代學生高喊「救國」口號，進行遊行示威表達愛國熱情的重要地點。 　　貴陽最早的學生遊行，是在1919年。當年5月4日，為反對巴黎和會「不平等」條約，北京3000學生爆發「五四運動」，消息傳到貴陽，卻被貴州軍閥封鎖，禁止各報館刊登外地運動的消息，但他們擋不住在身在北京的貴州學生，往家裡寄信。 　　很快，「五四運動」的情況在貴陽傳開，因擔心局勢無法控制，時任貴州省長的軍閥劉顯世只能改變態度―讓《貴州公報》《少年貴州報》《鐸報》等報紙，於5月19日報道「五四運動」發起的情況。 　　5月下旬，各省相繼成立國民大會，貴陽各界組織籌備貴州國民大會，何應欽被推舉為國民大會的主持者。大會籌備處通過《貴州公報》向全省發出通告說：「吾黔非中國領土乎？七百萬同胞非中國人民乎？當茲國本顛危，千鈞一髮之際，猶不能急起直追，尚能謂為有人心乎？」 　　這張報紙，至今還保存著，日期為1919年5月31日。 　　第二天，也就是1919年6月1日，貴陽各界人士在夢草公園光復樓召開貴州民國大會，大會上掛著山東青島地圖，還有「賣國賊」段祺瑞、曹汝霖、陸宗輿等人的畫像，這激起了群眾強烈的愛國熱情。三千學生走上中山路、廣州街（現中華路）遊行、演說，沿途市民紛紛加入，將遊行示威隊伍擴大到1萬餘人。 　　貴州理工學院教授、歷史學博士敖以深說，1919年6月，為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不少商店關門歇業，市民以各種形式參加反帝愛國遊行。當時，廣東街有間理髮店還貼出歇業告示：「國事如此，無心整容，請君不必光顧。」 　　這種景象，也是貴陽人民覺醒的見證。

從1919年起至1933年，在夢草公園成立的進步團體，進行的遊行演講，抵制日貨運動已無法計數。夢草公園成為當時貴陽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傳閱進步文章，進行學生運動的重要地點…… 　　夢草公園，曾是明時官員的府邸，內中有池塘，名為夢草池。1912年，辛亥以後才闢為公園，取名夢草公園。 　　夢草公園又叫中山公園，在田丙坤老人的記憶里，關於夢草公園已是1930年後的景象―裡面亭台樓閣、古樹參天、曲徑通幽，在一片空曠的土地上，有人種下了十幾株樹苗。老一輩人告訴他，更早以前，這裡池中荷花怒放，文人聚在池邊飲酒作詩，常有學生在鐘樓下集會，熱鬧非凡。 　　其實，從1897年至1920年，貴陽先後已建立了71所中小、專科學校，各校以貴陽大十字為中心向外延展，夢草公園自然成為各校學生相知、互助、集會的地點。 　　1916年，在貴陽南明小學就讀的周逸群，就感到內憂外患，在光復樓上提詩「國事紛紛亂似絲，瓜分禍到尚不知，爭名爭利鬩牆釁，無怪外人笑睡獅」於壁上，給這座公園加上了「覺醒」、「革命」的記號。 　　後來，貴陽學生遊行聲援「五四」運動，從夢草公園出發。同年7月5日，貴陽各校學生召集在夢草公園開會，商討成立全國學生聯合會貴州支會，軍閥劉顯世試圖想讓時任警察廳長李映雪，動用警察在7月16日學聯貴州支會成立當天，只准開會，不準上街遊行。 　　但這天上午，夢草公園的大門向眾人敞開，還是在光復樓下，有學生、商人、進步人士。學生們對著國旗宣誓，「從今後，我願為國犧牲性命及各種權利」。規模空前的學生遊行運動衝破障礙，從夢草公園開始。 　　從1919年起至1933年，在夢草公園成立的進步團體，進行的遊行演講，抵制日貨運動已無法計數。夢草公園成為當時貴陽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俄國十月革命，傳閱進步文章，進行學生運動的重要地點，這個時段也是貴陽革命的一次高潮。同時，進步人士也遭到了當局的殘酷對待。 　　田炳坤老人說，1933年，他又到過夢草公園，公園面積縮小了，多了幾棟當時政府的辦公樓，此前看到種下的那些小樹，已冒出圍牆，卻被毀壞建起了警備司令部。這年9月18日，貴陽學生為紀念「九一八」兩周年遊行，而遭到軍隊鎮壓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開始在全國各地建立和發展黨組織。1931年，「九一八」事變震驚中國。這天早晨，在貴陽電報局工作的省立第一中學兼課教師楊紹馨首先接到「九一八」事變的消息，他匆匆趕到學校，對師生們說，「國難！昨晚日本人武裝搶佔了瀋陽城。」 　　緊接著，上課鈴響起，沒有人進教室，學生們在操場、走廊高喊抗日口號，師生紛紛奔走各校，號召進步人士到一中開會。他們的目的是，給蔣介石發電報，請求停止內戰、抵禦外侮。要求對日經濟絕交，抵制日貨。 　　「九一八」事變后，「江流社」、貴州省學生抗日救國團、省婦女救國團等抗日進步團體相繼成立，開展抗日活動。然而1932年7月，蔣介石卻調集30萬軍隊，向蘇區革命根據地進行大規模的第四次「圍剿」，並開始對全國民眾的抗日救亡運動進行壓制。1932年9月18日，紀念「九一八」一周年，貴陽學生髮起抵制日貨運動，9月22日，兩名在郵局檢查日貨的小學生，遭到貴陽400多商販毒打，引起全市30所學校罷課、遊行。 　　1933年9月18日，兩周年紀念這天，花牌坊（今中山西路與公園路交匯處）、府後街（今公園南路）上，人們手裡拿著「全國的無產階級完全赤化，何愁日本帝國主義不會打倒」等抗日革命傳單，貴州當局驚恐萬狀，貴州軍閥派兵持槍鎮壓，用一輛汽車向遊行的學生猛衝過去，兩名學生當場倒在了血泊中，還造成40餘人受傷，50餘人被捕。 　　這樣的消息，貴州軍閥當然不想外傳，報紙、郵電信件全部檢查封鎖消息。直到20多天後，國聞社重慶通訊社才首次詳細報道了此事。此後，上海《申報》以《貴陽慘劇》為題再次報道，10月17日，署名為旅隼的作者，用800字在《申報》上刊登《沖》一文，筆調辛辣，諷刺貴州軍閥「是善於克敵的豪傑」，而作者正是魯迅先生。 　　1933年，貴陽這一慘劇發生后，抗日救亡運動走向了低潮。田炳坤老人說，1935年，已經11歲的他再次來到夢草公園，公園道路泥濘，枯枝無人修剪，光復樓下，再沒見到熱血青年的身影。 　　敖以深說，「五四」運動以後，貴州各界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一次次將貴州民主革命、抗日救國運動推向高潮，給貴州、貴陽建立中共黨組織奠定了基礎。 　　1917年12月11日，在俄國爆發十月革命一個月後，《貴州公報》以《俄國第二次大革命要聞種種》為題，在貴州首次報道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 　　「這則報道，講訴了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如何推翻了資產階級政府。」貴陽黨史專家王毅力說，當天，因為這則報道，《貴州公報》被搶購一空。後來貴州很多報紙也連續報道了關於十月革命的文章，「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新思想開始在群眾中傳播。 　　但是，「社會主義」被當時的貴州軍閥劉顯世認為是「過激主義」，主張反帝反封建的人是「過激黨」，當局開始攻擊、扭曲、壓制進步思想，但卻沒有擋住貴州一批進步青年遠渡日本、歐洲，將更多、更深刻的新思想傳入貴州。 　　1916年，周逸群在夢草公園光復樓上，內憂外患寫下詩詞。三年後，他前往日本東京慶應大學攻讀經濟學，課餘時間，馬克思主義著作成為他的精神糧食。 　　1923年，周逸群回國來到上海，他與貴陽進步青年李俠等創辦《貴州青年》旬刊，這是外地創辦的刊物中，出現「貴州」兩字最早的刊物。 　　《貴州青年對貴州政治應有的主張》、《三民主義與貴州》……裝有進步文章的《貴州青年》，被周逸群通過郵寄、託人傳帶的方式傳回貴陽，引起貴州震動，而周逸群卻收到了3次裝有子彈的恐嚇信。周逸群並沒有因此畏懼，他得到了共產黨青年領導人肖楚女的支持，並發展周逸群成為了中共黨員。 　　1917年，時年21歲、生於安順的王若飛跟隨黃齊生前往日本明治大學留學，同樣搜集借閱了大量社會主義書刊。五四運動爆發后，他與黃齊生毅然回國，又於第二年到法國勤工儉學。 　　1925年，王若飛回國后，已是共產黨員，先後任豫陝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秘書長，1931年被捕后，他在獄中給秘密寫下了《對於過去所受母校教育的印象》，輾轉寄回了母校達德學校。文中提到，「教育家絕對不能脫離現實的整治鬥爭」、「要正確領導學生積極參與實際社會政治工作」……這些文字，已經明確指出了辦教育要適合革命的潮流，適合當時最進步的革命思想。 　　當時，達德學校的師生讀過王若飛的這篇文章后，受到很深的影響，開始在各校進行傳播，培養出了一批嚮往民主的革命進步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