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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中國人骨子裡有一種殘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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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  發表於 2016-6-19 23:40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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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文化學者余世存主編的《非常道》面世,風行一時,爾後,他又陸續出版了《老子傳》《大時間:重新發現易經》《家世》《大國小民》等著作。近日,《非常道》推出修訂版。十年彈指一揮,這期間中國的思想界發生了哪些變化?鳳凰評論《高見》就此專訪了余世存。系列訪談分三篇推出,此為系列之二,系列之一為《余世存:知行不一的讀書人頂多算文化掮客》。

訪談嘉賓: 余世存  詩人、學者,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

鳳凰評論《高見》欄目訪談員:張弘(鳳凰網主筆)

整個知識界都在沉淪

鳳凰評論《高見》:近年來,王奇生教授提倡新革命史的研究,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革命對20世紀的中國的影響非常巨大,它不僅改變了現實,而且對舊的道德倫理觀念形成了巨大衝擊。這十年來,隨著一系列告密事件被披露,比如黃苗子告密聶紺弩,馮亦代告密章伯鈞,北島父親到冰心家裡去卧底……隨著檔案的公布,以後還會有很多人被揭露出來。瓦解了舊的倫理道德觀念后,革命建立了一種全新的革命倫理和革命道德,它跟文化傳統中的法家近似——在傳統皇權體制之下,皇帝也會去鼓勵告密,但是大家還是有恥感的,一說到誰告密,別人多少都會看不起他。

馮亦代還算好,他在日記裡面還有點反省。但是,到目前為止,很少有告密者主動來站出來,對自己的行為坦白,並表示懺悔。制度的問題歸制度,時代的問題歸時代,可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告密者本人難道就能推脫自己的責任嗎?這是需要沉痛反思的問題。但是,目前針對告密的反思遠遠不夠,對於鼓勵告密的批判也遠遠不夠。

余世存:這點可能我也有責任。90年代,包括丁東在內的幾個學者曾對告密現象發起過討論,並且,他們是拿舒蕪作為典型對象來批評,但我當時為舒蕪辯護了。現在想一想,對於告密現象,確實是沒有往深里去挖掘原因,這在道德上和罪責上的都是一種欠缺。這裡面有兩個問題,首先是個人對個人的,比如說我告過你,你應該心裡記住這個帳,我應該懺悔,向你請求原諒。

鳳凰評論《高見》:你不原諒,我也要認錯,我也要懺悔,因為我確實做錯了。

余世存:馮友蘭的外甥女孫維世,文革中被殺害,據說死狀慘不忍睹,孫維世的姑母任均,是馮友蘭的小姨子,任均在口述史《我這九十年》裡面有一個章節就問道,那些殺害孫維世的兇手,你們在哪裡?你們是誰?你們說出來,我們會原諒你。這麼多年,她一直在問這個問題,就是沒有人說。

中國人心性上的殘酷性,沒有人去指出來。我當年把漢語貢獻獎給野夫,其中表彰他的一個貢獻,就是他在散文裡面,寫出了中國人的殘忍。中國人骨子裡面有一種殘忍性,這特別可怕。為什麼告密者心裡很坦然,就是因為他心裡很殘忍,他的人性很殘忍,這導致現在中國人還是自私、冷漠。

第二個問題就是關於人的文化啟蒙:人要作為人,而不是作為野獸。德國人在二戰後,民族精神萎靡不振,雅斯貝斯追問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他把罪責區分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種,一層一層追問。只有這樣,才能把這個民族的文化梳理乾淨。德國人做得很好,中國的知識分子還沒有做這樣的工作。

這兩年,不時有人指責我退步。我想了想,首先,年齡肯定是一個原因,但是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周圍的環境完全是糟糕的。我寫漢語研究貢獻獎的那幾篇文章,只寫到2010年,之後再也不敢寫了,因為寫完以後發現,得罪這麼多人,周圍的人也沒有興趣來談論這個話題,整個知識界都在沉淪。一方面,我們個體在每個領域的研究,都有人去做,但是另一方面,整體的氛圍,卻越來越糟,壓力越來越大。

中國人還局限在給世界提供材料

鳳凰評論《高見》:在皇權專制時代,法家思想起到了很壞的作用,但是,告密沒有被堂而皇之地歸入道統裡面,成為道統的一部分。在皇權專制下,告密有時獲得了合法性,卻沒有正當性。可是,過去一段時間讓告密既具有合法性,也獲得了正當性,這對於道德倫理的摧毀是災難性的。

作為告密者,需要有一個自我的追問,反思的過程。其他的人,也要質問一下,告密為什麼大面積出現,而不能說揭露或者原諒之後,這一頁就翻過去了。如果這個根源沒有被挖掘出來,這一頁就沒有翻過去,這種醜陋現象還會捲土重來。

余世存:告密有制度做支撐,很多人說文革誰不告密啊,互相都在告,革命的意識形態在為告密背書。

鳳凰評論《高見》:這裡有種種因素造成的記憶混亂和空白,加上言說環境的變化,討論被壓縮得越來越小。對應的是,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研究繼續往前推進,但是總體創造力不足。

余世存:你說到的這些現象,一方面,因為知識界的突破是零碎的,不是整體性的。凡是轉型的研究,都涉及到知識的重大命題,關於時代、社會等命題一些討論,以及知識成果,這方面是我們太欠缺。

我舉個例子,美國從1945年到1975年這30年的時間裡,在社會、歷史、文學等各個領域,經典著作非常多。但是,從1990年到現在近30年,我們只說歷史學領域,能拿得出手的沒有多少,知識分子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交的答卷也是不及格的。而且中國人在知識領域的研究創造,沒有承擔起教化社會、服務社會的功能。拿經濟學來說,這三十年代的改革開放不需要中國知識,需要國外知識,經濟學界只是引進國外的知識,結果在引進的過程中出現那麼多的混亂。

第二,我們正好進入了網際網路時期,知識產出和網際網路一樣,也是碎片化的,就像我們看微博、微信,看多了發現,太零碎了,太散了,沒有一個綜述性的東西。穆旦當年說到寫詩的經驗,他推崇奧登,他說,我們應該跟奧登一樣,把自己的經驗擴大到這個時代的經驗上面去,才能寫出關於這個時代的詩歌。中國目前有那麼多的詩人,每個人都寫自己身邊小小的悲歡離合,它跟這個時代、社會,跟這個國家沒關係。

中國人還是在給世界提供材料,沒有賦予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巨大的形式感。這兩年,文青和小資包括那些成功的中產者,都說生活要有點儀式感,他其實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但是知識分子沒有提供那種大的綜述。

鳳凰評論《高見》:局限於碎片化的範疇,缺少對時代的整體認知和判斷。

余世存:儘管民國的學術和思想研究,很多是很粗糙、單薄的,但無論孫中山、將百里、梁啟超,還是雷海宗,無論政治家、軍事家,還是畫家、歷史學家,以及傅雷這樣的知識人,他們都有對文化歷史大框架的系統認知。比如,雷海宗的認知完全和我們的教科書和意識形態不一樣,他認為中國歷史以淝水之戰為一個中間點,前面是一個什麼時代,後面是一個什麼時代。在梁啟超那裡,中國歷史三個時代,一個中國之中國,那是秦以前;秦以後是亞洲之中國;從二十世紀開始是世界之中國,大家一聽非常清晰。

美國的莫里斯教授等人在寫世界史的時候,會偶爾拿出來一段諷刺中國人,大概是說1995年之後,人類學、歷史學的專家們已經發表過一個宣言,宣言認為,現在地球上所有的人類,共同擁有一個祖先,這就是來自於非洲的智人。但是中國的歷史學家還在論證,中國人是在中國大陸上獨立發展的,還在論證北京人、元謀人,完全是無視現在的知識成果,為了民族主義的虛榮。

「民國熱」白熱了

鳳凰評論《高見》:這十年來,對80年代的推崇,對民國的推崇,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且不說很多搞歷史的人在寫,就是很多跟歷史八竿子打不著的作家,都進入了這一領域。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

余世存:我覺得還是反映出當下中國人的浮躁。比如說我周圍就有人說,他不願意看當代人寫的東西,寧願看外國的,看以前的。民國人寫的東西再怎麼差,他也當好東西來看,這是自身一個心性認知問題。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們對當下太失望,所以寄情於80年代和民國,把80年代美化,把民國美化,這一點我是非常不贊同的。

我是從80年代過來的,80年代確實有很多好的東西,比如說,整個社會朝氣蓬勃,奮發有為,人人覺得好像能幹出點什麼事來,這是好的方面。但是,那時的社會控制,個人不自由的狀態,還有貧乏、貧窮的狀態,都是很糟糕的。現在無論是在精神糧食上,還是物質財富上,都比80年代要優越得多,儘管我們創造可能不夠,但是我覺得沒有必要過於美化80年代。我的朋友廖亦武特別反感有人去美化80年代,因為他在80年代經歷過被歧視,甚至被追殺的場面,所以他知道,80年代沒有我們現在想象的那麼好。

鳳凰評論《高見》:再說民國,在學術領域,民國那一代人確實有開創之功,因為那時候是中國學術跟西方接軌的時候。要從現在的研究來看,學術水平已經遠遠超過了那個時代,包括一些很著名的大師在內。但是現在,一說到民國的學術大師,一些人就有很多溢美之詞,你覺得這裡面的深層因素是什麼?

余世存:民國要仔細想一想,從北洋到國民政府的亂局,你就知道那個社會的動蕩程度有多大,它再好,又能好到哪去呢?特別是對平民大眾來講,民國也是個很糟糕的狀態,你看劉震雲寫的河南1942年大飢荒,1930年代陝西的大飢荒,你就知道,那幾乎是人間地獄。

當然,民國殘存了傳統文化中好的一面。比如說,對知識的尊崇,引進了西方現代的大學制度,還有新聞制度,教育制度。所以,知識人在民國更加獨立,民國知識人的創造力,一次顯得比我們現在要大。但是,它畢竟產生於那個年代,他佔有的材料,他的視野,還有他的世界觀念,跟現代比,都是過去式了,今天沒有必要把過去式還當作當下不可或缺的經典來崇拜和信奉。

應該這麼來理解:我們不反對民國熱,但是要熱出好的結果來,民國熱到現在,關於民國的文學作品,電影電視作品,歷史作品,沒有像樣的作品出來,那民國熱就白熱了。包括關於胡適、關於魯迅的傳記,在這十年幾乎也是個空白,沒有人能寫得超越前賢。關於五四運動、辛亥革命的著述,也沒有超過以前。這就說明,這十年的民國熱很浮躁,大家沒有從民國熱裡面懂得真正的東西。

知識人靠什麼安身立命?

鳳凰評論《高見》:民國熱、80年代熱,沒有帶來應有的價值。

余世存:對。關於民國、80年代,一美化,就把它簡單化了。關於民國和80年代的知識,沒有有效地服務於當下的社會,沒有讓人對當代生活產生更積極的態度,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源。

我們靠什麼安身立命?難道靠房子、股票、豪車,靠網際網路的那些朋友圈?不是,是靠你對歷史、現實社會的認知組成的那種結實感,那種踏踏實實的東西,才能讓一個人安頓下來,真正做到孔子說的仁者無憂、智者無惑、勇者無懼。如果知識不能夠安頓你自己的話,那麼你的這種知識,就總是差一口氣。比如,高華是一個悲劇性的人,他特別害怕,寫完《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本書,讓他覺得沒有安全感。他上課的時候,只要發現教室里有一個陌生的面孔,他就讓那個人出去。他的那種恐懼,對他的身體也是摧殘。

其實我覺得舉他的例子特別不好,但他是個典型。雖然恐懼,但他畢竟寫了這本書。更多的知識分子,因為恐懼甚至沒有他那種勇敢,根本不寫了,這其實是很悲哀的事情。我們60后這代知識分子,幾乎要給歷史交白卷,在思想史上沒有貢獻,沒有提供幾個核心的觀念、關鍵詞,又沒有提供系統的史觀,促進這個時代、社會的轉型。

即使知識界掀起了民國熱、80年代熱,但大家沒有從中學到多少經驗教訓,也沒有安頓自身。就像劉仲敬一樣,他是研究民國思潮的,自己沒有從民國研究中安頓自己,反而還恐懼的去信奉基督教,逃離國土。像陳寅恪,他知道未來是怎樣的體制,他留下來也不恐懼,這才是一個文化人的態度。

前兩天看胡蘭成的書,讓我很佩服他,他說世界各國歷史,無論是法國還是英國、美國,都有文化人在前面敏銳的捕捉到這個時代要變,然後提倡新的精神,提供新的言說,然後才有政治和社會的革命變革,他說在中國不一樣,無論是康有為、梁啟超,還是孫中山的革命運動,沒有知識人背書,等辛亥革命了,才有五四新文化出來,為辛亥革命提供理論和思想資源,這是搞反了。

鳳凰評論《高見》:關於80年代,我們現在很多問題,實際上是那時候遺留下來的,比如政治體制的轉型。從時機來說,當時其實是最好的時機。因為遭過罪的那批人當時都活著,他們是時代的受害者,具有足夠的力量和權威去改變。那個時候,人們都意識到過去不好,不能再走過去的老路了。但是,政治體制改革不順暢,政治精英、知識精英當然是有責任的。

余世存:以我的了解,這主要是因為革命的傳統在中國太徹底了,當這個社會運動起來了,有轉型需求的時候,代際之間不信任。陳子明跟我聊,他們在80年代犯的最大的錯誤,就是想繞開陳一諮這批人,想去跟老一代的人直接接上頭,來改變社會,也就是說,他們互相之間不信任。他想繞過去,好像自己能奪天下一樣。這就是傅國涌說的,整個社會缺乏角色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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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雄起 發表於 2016-6-21 22:19 | 只看該作者
可以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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