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殼網專訪】賈鶴鵬：公眾與科學界，彼此誤會好多年

游識猷 發表於  2016-06-08 19:54

　　賈鶴鵬覺得，自己轉過了兩個大彎。

　　先是用了十年，從文科生轉到科學記者，先後曾任中科院《科學新聞》雜誌總編輯，英國科學與發展網路（SciDev.Net）中國區域負責人，《科學》、《自然》雜誌撰稿人。

　　2012年，他40歲，又放下這一切，去讀科學傳播博士。

　　從科學門外漢，到科學傳播者，再到科學傳播的研究者。他曾親身感受過學界和公眾之間的那條深壑——科學界以為公眾求知若渴，這是誤會。公眾以為科學界沆瀣一氣，這也是誤會。

　　怎樣成為科學記者的？

　　我是個文科生。

　　1994年，我從國際新聞系本科畢業。在老家內蒙古作了兩年公務員，又考研究生離開了。1999年，我拿了清華大學人文學院的中西文化比較碩士。我還在《中國日報》當了很久的財經記者。

　　

　　2001年，財經記者賈鶴鵬在日本東京參加第18屆世界媒體大會。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我之所以進入專業的科學新聞和科學傳播領域，成了一個還算可以的科學記者，是因為2002年在清華大學著名的公共政策學者薛瀾教授引薦下，結識了「科學與發展網路」（SciDev.Net）的創辦人戴維·迪克森（David Dickson）。我在清華讀碩士時常與薛老師等接觸，他也涉獵國際科學傳播的圈子（他是從科技政策切入的），就推薦了我。

　　很多人影響了我的科學觀。但回想起來，影響最大的還是迪克森。他在創辦SciDev.Net之前是Nature的新聞編輯，再早也曾為Science工作。

　　當時我在中國日報，先是報道政法，後來報道產業經濟，做的科學報道主要是產業報道的副產品，且數量很少。客觀地說，當時我最多算個科學活動記者，報的科學事件都是「科技部出了個什麼什麼政策」。據我所知，那時候大多數所謂科技記者都是這樣的，即便報道科學成就，也從不需要看論文，因為報道的目的是宣傳，不需要搞清楚這項科研到底是怎麼回事。

　　直到結識了迪克森，我才知道規範的或者專業的科學新聞是什麼樣子。需要讀文獻、需要找同行評議、需要判斷科學家說話的可靠性、需要確定一項研究的真正意義——這些都是非常大的挑戰，但要想成為一個專業的科學記者，這些都必不可少。

　　而當時最直接的激勵，其實是稿費。迪克森邀請我為SciDev.Net寫稿，還為我引薦了很多Nature系列刊物的新聞編輯，Nature系列刊物一個單詞一美元，非常有誘惑力。但是要求也很苛刻，比如《自然生物技術》（Nature Biotechnology），強迫我大量學習，為一個具體報道苦讀文獻。

　　當時真是難呀，我是文科背景，咬著牙讀論文。在這一過程中，迪克森給了我很大幫助，他非常嚴謹，改稿仔細。在我們的通信中，他還時常給一些方向性的指導。

　　而且隨後我發現，因為替Nature系列刊物寫稿，中國的科學家們都非常尊重我。可以說「名利雙收」。就這麼著，硬著頭皮把讀論文寫報道的習慣養成了。

　　現在回過頭來，我覺得人生總是要在關鍵的地方，結識一些關鍵的人，給自己提供關鍵的支持，才會做出影響終生的重大決定。迪克森就是這樣的人。非常遺憾，他在2013年因為心臟病去世了，才66歲。

　　

　　戴維·迪克森（1947-2013）。圖片來源：www.scidev.net

　　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迪克森。而對我影響最大的事，是最初接觸轉基因報道。

　　2003年，我正在轉型成為專業科學記者，此前我報道過不少科學議題，但都是以財經記者的角度報道科學產業，幾乎不涉及科學本身。

　　這次不一樣，我懷著此前做批評性報道積累下來的熱情，準備報道轉基因如何影響中國糧食安全、生物多樣性。

　　我聯繫上了中科院的朱禎研究員。

　　朱禎一點也不迴避爭議，他把所有爭議（有些甚至是我沒有想到的）都給我列舉出來，並非常坦誠地一一解答，對這些爭議科學界的主流觀點是什麼。對一些可能的潛在威脅，他同樣坦然作答。我得到的信息，比我預想的更新更全面。

　　那應該是我最早報道科學爭議的經歷，這次採訪徹底改變了我對轉基因的態度。但比起對轉基因這個個案的態度改變，更大的收穫是這次採訪經歷（以及隨後採訪黃季焜）讓我理解了「循證報道」。

　　

　　2007年，賈鶴鵬（左二）與三個中國棉農代表一起，探訪菲律賓轉基因農業作物種植情況。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我自己也有一些老習慣，我更尊重專家研究者（相比官員和企業家）；更尊重文獻（相比政府文件或其他媒體報道）。這些習慣，可能奠定了我面對爭議性科技議題的態度。

　　這些年來，科學帶給我的收穫遠大於麻煩。非要說麻煩的話，主要就是與周圍人爭論，特別是一些爭議性的科學議題，比如轉基因、比如地震預報。這些話題人們一般不談，一旦談起來往往帶情緒，爭論不可避免。實際上，在我成為一個比較成熟的科學記者后，個人的交往圈子也變化很大，與很多原先結識的批評性記者的接觸變少了，一個原因就是大家對爭議性科學總是無休止的爭吵。

　　怎麼轉去讀博的？

　　攻讀博士當然是個大決策，是人生重要的轉變。我最初其實沒有想著系統學習科學傳播理論。這是因為實踐者的偏見吧，總覺得科學傳播的技能是要靠實踐來掌握。

　　當時讓我做出這個選擇的主要原因是希望進入高校，讓我一直在堅持的科學傳播的公益事業有個依託的平台。在中國做這方面的NGO很難（這一點，科學松鼠會的同仁應該深有體會）。也不能說沒有學術追求，就是希望把自己多年的實踐經驗做個系統總結，解答很多實踐中的困惑。

　　

　　2012年5月，賈鶴鵬（後排右二）與其他MIT Knight科學新聞研究員在項目結束時合影。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但開始讀博后，才發現美國的博士並不訓練實踐技能，甚至不特別關心實踐，主要是發展理論。經過幾年學習下來，現在才感覺有點把握理論結合實踐了。

　　如今在美國，「科學傳播」這個學科的涵蓋領域非常廣泛：有最傳統的、面向公眾傳授科學知識的科學普及；有源於科學社會學的、思考科學與社會關係的批判性科學傳播；還有傳播學領域的、以科學議題為對象的效果傳播研究。

　　此外，與科學傳播同源的學科還包括風險傳播、健康傳播和環境傳播，它們可以在一起籠統地稱為大科技傳播。

　　還有技術傳播，研究互聯網對人類傳播行為的影響，這一領域並不專門關注科學問題，但由於其研究對象是人與技術的關係，所以也被籠統地歸進科技傳播。

　　上述的科學傳播各個分支，在研究方法和學術路線上有很大不同，既自成體系，又互相交融，彼此也不乏批判。比如說，批判性科學傳播，對傳統科普中的科學霸權或者科學家在傳播中支配性地位有很多批判，並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公眾參與科學」的理論。但同時，這些對科普進行批判的科學傳播研究者，很多與科學界保持了密切關係，與被其批判的科普工作者一起結成了專業科學傳播的小圈子。

　　而另一方面，基於傳統傳播學效果研究的學者，雖然其默認前提是「不質疑科學信息，專註於探究公眾接受科學信息的過程及效果」，但他們反而往往不在這個專業科學傳播的圈子裡。

　　但這種情況正在發生改變。從2012年開始，美國科學院連續兩年召開了「科學傳播的科學」研討會，其參加者主要是傳統傳播學領域的研究者。

　　目前科學傳播的各大傳統正在互相碰撞、互相融合，也可以說是在醞釀巨變。批判性的科學傳播學者從理論上推翻了科普的合法性，提倡公眾參與科學模式，但在過去10年來，歐美各國普遍開展的「公眾參與科學」實踐並不成功，目前業內也在反思。最突出的問題是，科學傳播者呼籲要讓公眾參與，但公眾並不領情，參加各種活動很不踴躍。此外，在公眾代表選擇、議題設定、成本分攤等方面，「公眾參與科學」都存在很多問題。

　　另一方面，在傳播效果研究這條路上，傳播學者發現了大量與人類認知行為相關的傳播規律，很多規律是基於心理學上的一個基本前提——人類注意力有限。他們提出「科學傳播的科學」，在科學傳播領域檢驗和發展這些規律。

　　我自己受到的影響，是充分認識到傳播過程的複雜。但我也認為，這種複雜性不該成為科學傳播學者和實踐者推脫的理由。相反，在認識這種複雜性的基礎上，我們更能理解科學傳播的過程和障礙，更能通過可控的手段，推進科學傳播的工作。

　　我的個人研究，現在主要集中在理解中國的熱點科學爭議，這就包括轉基因、反水電或者核電。我正在進行的研究是把社會性、結構性因素與心理性因素結合起來，去理解和預測人們對爭議科技的持續性態度。同時我還希望在不同的爭議性科技之間進行對比。比如政府信任度，是否既決定人們對轉基因的態度，又決定對納米技術的態度？我的研究仍在起步階段，與此同時，我認為中國圍繞科學傳播的經驗研究也在起步階段，有大量內容、變數值得去發掘。在這方面學者有很大的機遇，而學者的研究也會為實踐者提供很大的借鑒。

　　傳播科學還是批判科學？

　　我現在特別願意介紹科學傳播的學科概況，因為我覺得目前存在很多誤區，尤其是在國內。

　　比如說，最近北京大學的吳國盛教授在2016年《自然辯證法通訊》第一期上發了一篇文章，將中國的科學傳播劃分為體現國家意志的科普、探究傳播技能的科技傳播、以及科學史家和科學哲學家批判傳統科普的科學傳播。文章還說，中國語境中的科學傳播，特指最後一種。

　　我認為，這種劃分是不審慎的，無助於科學傳播在中國發展。

　　批判傳統科普，顛覆科學界對信息發布的壟斷，促進公眾參與科學的進程——這些都有意義，批判性的科學傳播也是科學傳播的重要分支，但它無法取代其他領域，尤其是不能取代科普實踐。

　　其一，批判性的科學傳播研究，並沒有為科學傳播提供足夠多的具體解決方案，其提倡的「公眾參與科學」，更多是從理論和道義層次，而非實踐操作層次。在實踐層面上，西方傳播科學的主流仍然要依賴科學界，中國也不例外。

　　迪克森也說過，科學家需要與公眾對話，但如果只專註於對話而忽視以堅實的證據為基礎，就會帶來危害。

　　其二，源於主流傳播學的傳播效果研究，是科學傳播實踐里非常需要借鑒的。科學傳播是個複雜的過程，既要把握科學傳播的結構性因素（社會、階層、制度、行業特性），也要了解和探究傳播過程的效果。傳播學研究這個學科，需要發展，不應被壓制。但要是按照吳教授的劃分，這些研究只是停留在技能層面，根本稱不上科學傳播。

　　其三，「公眾參與科學」的實踐，近來多遇嚴峻挑戰。可見公眾參與科學並不能包治一切。我們的學者對其寄予了太多的理想性情感，而忽略了公眾是否願意參與科學這一更加根本性的問題。把批判科普的國家主義作為科學傳播研究的核心，對公眾理解科學或科學發展的收益並不大。

　　此外，科學是以求真為己任的，但科學普及也有為政治服務的舉措，尤其是在中國。一些批判性科學傳播學者在批評科學主義時，對此又不加區分。結果就是在公眾普遍對體制缺乏信任的情況下，很多公眾拒絕與自己切身利益相關的科學結論，比如疫苗接種，比如應對氣候變化。

　　我這麼說，並不是否定批判性的科學傳播研究。這些研究有必要。比如說，傳統的缺失模式認為公眾知識不足，所以需要被科普——批判性的科學傳播學者反對這個模式。經歷十幾年的實踐和五年的理論學習與研究后，我自己也看到，傳播知識並不能直接改善公眾的科技態度。

　　如何解釋這種現狀，才是分歧所在。以科學文化人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這是因為科學的霸權或科學主義，我認為這更多是因為人們的認知因素，情感、注意力、信任、收益感等諸多因素都可能影響人們對科學的態度，知識只是其中一環。而且在科學傳播的不同階段、面對不同科學對象上，科學知識發揮的作用是不一樣的。比如轉基因這樣高度敏感的爭議性話題，知識發揮的作用就相對有限，因為情感和價值因素更主導人們的認知，但納米領域，知識對態度的作用就更重要。同樣是轉基因，知識對於美國公眾接受這種爭議技術就是正相關，但對歐洲公眾的很多研究則表明沒有統計相關性。

　　基於多年的實踐經驗，我不認為只要強調公眾參與的正當性，就註定可以提升科學傳播的效果。近年來，各方面舉辦的有關轉基因的對話不在少數，結果大家都可以看到，這些對話沒有彌合各方面的分歧。

　　但對納米這樣比較生疏的領域，知識可能就會發揮更大作用，因為第一，獲取納米知識的過程意味著人們調動對其的注意力，第二，納米領域本來沒有太多爭議，這樣，獲取納米知識的過程也就會奠定人們對其的態度，而這種態度會成為篩選更多知識的認知框架。

　　

但即便如此，仍然有很多非知識的因素「干擾」人們對納米技術的認知。

　　比如，在最近一項有關科學認知的試驗中，受試者在第一次試驗中分別閱讀了有關碳納米管的正面信息和負面信息，在一周后又參加了同時提供碳納米管正面和負面信息的跟蹤實驗。在第一次實驗中接受了碳納米管有節能收益這一正面信息的人，在跟蹤實驗中往往認為有關碳納米管的正面信息為有效內容，而並不認可負面信息。而在首次實驗中接受了碳納米管有健康風險這一負面信息的受試者，在跟蹤實驗中往往認為負面信息是正確的。

　　在另外一個實驗中，傳播學者首先讓受試者閱讀了均衡的納米技術的風險與收益的信息，然後讓一組受試者接觸包含很多髒話的網路留言，而另一組則接觸正常的留言。結果，前一組受試者感知到的納米技術的風險顯著高於沒有接觸髒話的受試者。

　　還有一個實驗，讓兩組沒有相關背景的學生閱讀實質內容相同的一段有關納米技術風險與收益的表述，一組人讀的內容有很多專業名詞，另一組沒有。結果，讀專業名詞的那一組學生感覺到的納米風險性更高。

　　這些研究說明，在知識之外，各種「偶然」因素影響著人們對特定技術的初始信念。初始信念一旦形成，人們就不一定會理性地充分評估科學知識。這些有關不太存在爭議的納米領域的科學傳播研究，與有關人們對轉基因態度的研究一樣，說明人們的科技態度受到了複雜的心理、認知因素的影響，並不是一個簡單的公眾參與就可以解決的。

　　科學還值得信任么？

　　我同意吳國盛教授等批判性的科學傳播學者提出的一點，科學需要批判。這種批判首先是要認識到，科學知識，像任何知識一樣，是一個社會化的過程。科學家得出科學結論，並非僅僅依靠實驗室的數據。實驗室的數據經常存在不確定性，不同科學家之間、不同的實驗室之間，需要對實驗結果進行協商，以確定哪些是重要的數據，哪些是可以接受的不確定性，哪些是不值得重複的實驗。在這個意義上，科學是一種社會建構的過程。

　　再解釋一下「科學的社會建構」。科學研究的過程、科學結論的達成、科學共識的形成，這些都是通過科學家作為社會人來完成的，都涉及了社會性活動，比如科學家之間的協商、比如科學團體之間的互相批評。在這一過程中，作為個體的科學家其興趣、利益都有可能影響到其研究選題、研究過程。社會現象包括腐敗等，都可能在科學界得到體現。

　　相對於傳統的神化科學、把科學當成不容質疑的真理的做法，揭示這一社會協商過程的研究、發現科研過程存在不確定性的研究，或者揭示科學傳播是符合傳播者機構利益的研究，這些都具有批判的色彩。

　　但發現科學的這些社會化建構的特徵，並不意味著科學是虛構的，應該被拒絕。或者因此就認為科學不過就是科學家從事的工作而已，不值得專門追求。更不意味著，科學家因此就可以虛構研究結論。這些說法，沒有看到科學對人類社會進步發揮的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因為科學共同體，是一個以「求真」為基本特徵的存在。在這裡，「求真」不是一種道德優越性，僅僅是一種職業特徵。在這種特徵的行業中，個體科學家的不當行為會受到抑制，除非這些個體科學家有更大的勢力可以依賴，可以讓他們有恃無恐地蔑視同行。

　　這種理論可能性，實際上在歷史上出現的次數並不多。像前蘇聯李森科事件那種，藉助政治力量，公然、持久扭曲科學結論的案例，在歷史上並不多見。在現代開放社會，研究中心多而分散，這種案例就更少了。再說，在科學缺乏獨立性時，該批判的真是科學主義嗎？我不這樣認為。

　　比如，2005年時，中國對H5N1禽流感的官方結論是當時沒有傳染給人的證據，所以中國不是H5N1禽流感的傳染源。但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一批科學家當時就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上發表了論文，指出2003年被懷疑死於非典的一位戰士，經解剖發現是死於H5N1病毒。官方對此當然並不高興，但也不能因此懲罰這些求真的科學家。因為社會在漸趨開放，信息流通難以阻擋。科學家的求真，推動了中國官方在公布疫情方面越來越透明。

　　由於科學界的求真、同行評議等特點，讓社會建構並不等同於虛構，不等同於個體科學家的肆意妄為。這就讓我們做科學傳播時，可以相信科學界的主流觀點，不需要認為科學界是一個串通起來做壞事的利益共同體。

　　通過把握科學的社會建構性，我們能確保正確的科學得以發展，杜絕或至少是減少不當的社會因素捲入到科學中，讓不當的科學難以發展。我覺得，這才是對科學建設性的批判。

　　科學傳播，能否撼動熱點話題？

　　研究讓我們明白，科學傳播的行為受制於很多結構性因素，比如社會因素和心理行為因素。

　　比如媒體求新求異求轟動這一結構性特徵，註定與追求證據、嚴謹的科學表述存在矛盾。這種矛盾並不是僅僅靠把科學通俗化就可以解決的。實際上，很多時候我們恰恰應該正視這種結構性矛盾，而得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比如對於大眾媒體的科學文本，我們通常就沒有必要呈現科學具有的條件性特徵、沒有必要體現高度的嚴謹，但同時，我們應該確保大眾媒體文本不違反科學的基本事實。

　　從心理因素來講，核心在於人類是否對科學知識給予足夠的注意力，是否通過特定的認知渠道來篩選科學信息和形成科學態度。圍繞著這兩個基本維度，學者們已經發展了眾多科學傳播理論，在此我只強調一點——說科學知識並不是人們科學態度的決定性因素，並不意味著科學知識不重要，而是說科學知識需要與注意力因素以及認知框架共同發揮作用。

　　我們經常看到，一個科學家受邀給人們作科普，一些聽眾根本對此不感興趣，但不得不參加。在這種情況下，知識就沒有調動注意力資源，就不會發揮作用。如果科學家講的是爭議性議題，比如轉基因，聽眾對此很敵視，腦子裡覺得科學家在說謊，那知識也沒有發揮效果。

　　但對另外的沒有先入為主的群體，比如小學生，科學家的科普講座就可能激發他們的興趣，讓他們形成積極運用科學知識來篩選信息的認知框架，這個時候，知識就起到了作用。

　　再多說幾句轉基因，轉基因的確是最激烈的科學爭議。圍繞著中國的轉基因傳播和公眾認知，我和合作學者已經發表了多篇論文。我的總結就是，轉基因在中國成為持續的爭議，與社會性因素和公眾的心理性因素都分不開。

　　從社會性因素上講，國際的轉基因爭端提供了機遇，主導轉基因的農業部作為弱勢部委無法主導輿論，轉基因在中國被勾勒成政府信任、政府可信度這樣的議題，導致其受到普遍質疑。

　　從心理因素上講，決定公眾科技態度的最核心幾個因素（變數）——信任、風險感、價值認同等——都在成為積極影響公眾態度的肇因。注意力因素和篩選判斷信息的框架，都在影響著公眾對已經成為熱點爭議的轉基因議題的接納或拒斥。

　　總之，在這個議題上，我不太樂觀。但我不認為轉基因就會成為中國公眾科技態度的試金石。不接受轉基因，並不表明公眾就不夠科學了，是其他比科學對他們更重要的因素主導了他們的判斷。實際上，多年的科學傳播實踐經驗和幾年的理論學習，以及對美國轉基因傳播、應用的考察，讓我傾向於認為，轉基因的應用與否、應用的程度，更多是一個政治決定。

　　我也注意到，美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最近的報告再次確認了轉基因的安全性。但如上所述，我不認為這些權威報告作為知識或信息，能完全扭轉公眾對轉基因的擔憂，原因就是上面說的社會和心理因素以及心理認知機制。舉個最簡單的例子，究竟中國有多少家媒體會報道美國科學院最近的轉基因報告？又有多少媒體會報道兩次？報道了又有多少公眾會注意到？這些都表明，知識並不是決定公眾對轉基因態度的唯一因素。

　　給果殼和松鼠會提點建議吧?

　　我得說，我是一個一線科學傳播實踐的逃兵，5年來一直在學術象牙塔中。再者，目前我國的科學傳播經驗研究才剛起步，可以提供的理論指導不是很多，我也需要大量依賴美歐的研究，這就導致了我的認識會有很大局限性。

　　在承認這兩點不足的基礎上，我認為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做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

　　最核心的是三點，一個是真正把科學與需要科學的人結合在一起。果殼和松鼠會的大量讀者是喜歡科學的；大量外圍讀者也許不關心科學，但關心特定科學議題對他們生活的影響；而且大量科學作者是活躍在科研一線的博士生、博士后和其他科學工作者。我覺得這一點必須要堅持，而且需要強調——成功的科學傳播不一定能讓不喜歡科學的人喜歡、讓不關心科學的人關心、讓與科學無關的人變得與科學有關，而是讓喜歡科學的人更喜歡、關心科學的人更關心、與科學有關的人更加積極地利用科學。

　　第二點，很多人注意到，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通過很活潑的形式，讓「科學動起來」。近年來官方科普也在越來越強調這一點。我當然不否認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的這一成就。但我不認為這僅僅是因為活動的形式。我覺得這是因為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捕捉到社會對特定科學的特定需求，又提供了平台讓能滿足這種需求的人（主要是科學作家，現在也越來越多地包括藝術家）一展身手（實際上，提供這些產品的人同時也在協助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鑒別這些需求）。與此同時，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通過科學顧問等形式和謠言粉碎機等欄目樹立了在相當程度上的權威性。很坦率地說，這兩方面都是官方的科學傳播機構不具備的。僅僅靠學習積極、生動、活潑的形式，是不夠的。

　　第三點，作為果殼網的專欄作者，我能感受到這一平台的巨大互動能力和影響。但結合我自己的感受和理論研究，我覺得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不是一個不同科學觀點的交流平台，而是一個差異性觀點的磨合平台。比如我文章的果殼網讀者留言，很少有反對轉基因的。我覺得這一點是現實，沒有必要讓自己承擔彌補社會裂痕的職能。近十年來的互聯網傳播研究，基本上確認了互聯網沒有成為人們最初想象和期待的民主和自由交流的工具。這一點對科學網路媒體也不例外。

　　上面這幾點不像是給建議，更像是對科學松鼠會和果殼網的背書。但我想，科學研究（包括我從事的科學傳播研究）並不一定要直接預測和指導人們未來的行為，特別是在缺乏客觀條件的情況下。

　　幫助人們理解現在的行為和肇因，並相應地優化這些行為，本身也是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的價值所在。「科學傳播」這門科學，也包括在內。（編輯：Sol_陽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