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軸心時代」？

　　

　　[align="center"]　　梭倫畫像

　　

　　[align="center"]　　呂庫古像

　　近二十年來，我國學界流行「軸心時代」或「軸心期」（Achsenzeit）概念。它是哲學家卡爾·雅斯貝斯在《歷史的起源及目標》（1949）一書中提出的，指西元前8至2世紀這六百年間，印度、中國、古希臘、伊朗和以色列地區不約而同出現了一大批偉大的哲學家或宗教家，由他們提出或在其手中成形的思想觀念，奠定了各大文明之後兩千多年的走勢。按照這一論說，「軸心時代」思維方式一直在深刻影響我們，或者說我們的精神生命一直為其所塑造。這種論說雖提供了學術話語上的一些便利，卻不乏局限性和束縛性。

　　因為它很可能遮蔽或淡化了「軸心時代」之前人類文明的漫長發展。例如埃及文明崛起的時間大約是西元前3500年，兩河流域文明大約也在同一時期興起。不僅有大量文獻，而且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和遺址，來證明這兩個文明的存在和演進以及當時文化之高度發達。相比之下，中國文明的誕生較晚。甚至連我們「五帝」即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等傳說中的人物，其大概所在時間都明顯晚於兩河流域和埃及文明。

　　即便只從中國來看，也早在西元前8世紀之前，文明就相當發達了。比如「夏」出現在西元前21世紀。至於西元前16至11世紀黃河中下游一帶存在過的「商」，更有大量青銅器傳了下來，也有不少相關文獻（而非三皇五帝式的傳說）流傳至今。甚至一代又一代有哪些「王」，叫什麼名字，其血緣關係如何，以及做了什麼事，都有清清楚楚的記載。「商朝」很發達，其青銅文化之深厚博大，為全世界所欽慕。其技術之高明，直到今天，即便用現代高科技也不能重鑄當時鑄就的那些精美禮器、食器、飲器、武器等。

　　西元前11到西元前8世紀之間，又有周代。周是更偉大的一個歷史發展階段。周人的思維太現代了。他們很少談神論鬼，不像其他古代民族（包括希臘人羅馬人）那樣動輒求神問卜，而更多是依據理性即經驗、觀察和推理來做出重要決定。儘管不能說周人從此完全擯絕了祭祀，不再占卜，但求神問卜的重要性在周人那裡明顯降低了。同樣重要的一點是，周人為了鞏固政權，提出了至關重要的天命流轉說。他們認為，「天命靡常，唯德是輔」，也就是說，「天命」或天對人們的眷顧是變動不安的，不會永遠駐留某一家族、民族或政治集團。如果統治者無「德」或表現不好，對自己屬下的「民」不夠仁慈，天命就可能轉移到另一個集團或部族那裡了。這種思想對於後來華夏社會政治理念的演進起到一種強有力的定位或定向作用。可以說直到現在，「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情為民所系」之親民主張或宣示，最終說來都源自周人的這一重要學說。

　　對歷史上的「西方」做一個考察，不難發現，這是一個很大的概念，並非現在歐洲和北美等地所能涵蓋。通常認為，現代西方文明有兩個源頭，即古希臘和希伯來文明，都屬於「軸心期」文明。但稍稍涉獵一下世界史，便知道它們並非西方最終的源頭。西方文明的起源還可往前追溯到埃及和兩河流域文明。這兩個文明都是希臘和希伯來文明的祖先，早在西元前3500年左右就出現了，而古希臘文明大約興起在西元前8世紀，希伯來文明早一點，大約在西元前12世紀，之間有一個兩三千年的時間差。

　　可是光憑時間先後，能證明一種文明受到了另一種文明的深刻影響嗎？為什麼不可以說希臘和希伯來文明是獨立發展起來的呢？

　　大量證據並不支持這種猜測。事實上，希臘和希伯來文明均非原生文明，而是因恰恰毗鄰埃及和兩河流域這兩個原生文明，利用其技術、理念成果崛起的后發或次生的文明。眾所周知，亞歐大陸產生了四大原生文明：尼羅河流域、兩河流域、黃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四大文明」有一個共同特點：都誕生於大河流域的大平原或水網密布的大河中下游及三角洲地區，而非誕生在希臘或巴勒斯坦那樣的乾旱、貧瘠且交通不便的土地上。問題是，為什麼四大原生文明都發源於大河流域？

　　這是因為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在與大自然鬥爭中所掌握的技術極其有限，只有在大自然挑戰程度適中的條件下，或者說只有在大河流域，才能大規模發展農業，汲取較多的農業剩餘；只有掌握了較多剩餘，原生文明——即具有長久生命力並能為後起的文明提供推力的偉大文明——才能萌生並順利成長。同樣重要的是，大河流域通常是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不僅適合大規模農耕，而且地勢平坦、水道密布，與重巒疊嶂的山區相比，更有利於人員、物質和信息的流通，以及技術發明和思想理念的傳播。這顯然也更有利於文明本身的誕生和進一步發展。最初希臘人和希伯來人活動之地恰恰不具備這些條件，只有依傍周邊已有的技術和文化成果，才談得上文明的崛起和成長。

　　稍稍留心一下有關文獻、文物和遺址，就會發現古希臘經歷了一個「東方化革命」的時代。何為「東方化革命」？它指的是，之前的希臘是一片荒蠻之地，很落後，只是在大量引進東方元素，在宗教、哲學、文學、藝術和技術等方面發生「東方化革命」以後，才發展壯大起來。現在大家一提到希臘，腦子裡立即浮現種種形象——那些神像何其壯美！那些廟宇何其壯觀！圍繞神廟的多利式柱形甚至影響了中國人民大會堂的設計。人民大會堂外面怎麼會有那些巨大雄偉的希臘式石柱呢？傳統建築語言中根本沒有這種概念，那完全是古希臘的東西。可起初，蒙昧的希臘人根本不知道神廟為何物。神廟建築的樣式和風格、祭拜儀式的細節、人員的配備和管理，甚至神廟概念本身，統統都是從埃及和西亞「拿來」的。不僅如此，希臘人曾大規模留學埃及，雅典改革家梭倫、斯巴達改革家呂庫古、哲學家畢達哥拉斯、柏拉圖等許多希臘名人，都曾去埃及，師從那裡的學問家即祭司。

　　像希臘文明一樣，發祥於現以色列、約旦、敘利亞等乾旱少雨之地的希伯來文明也是一種次生文明。在其早期歷史上，亞伯拉罕所代表的希伯來人先祖曾遊歷於兩河流域的烏爾城一帶，後來遷居「迦南」，一個相對於文明中心更偏遠的地方。但正是在兩河流域，以色列人學到了很多東西，《聖經》中的創世故事、大洪水故事、諾亞方舟故事便是最明顯的例子。再後來，游牧的希伯來人又客居埃及幾百年。正是在此期間，他們學會了農業和定居。

　　完全可以說，沒有埃及和兩河流域的文明，便沒有希臘和希伯來文明。同樣地，中國文明在「軸心時代」之前，已有夏商周的豐厚積累，不能因為時興一個學術概念，便有意無意誇大其重要性。那幾百年裡產生了孔子、老子、佛陀、以色列先知和希臘哲學家，的確非常重要，但之前的文明歷程篳路藍縷、披荊斬棘，同樣居功至偉。「軸心時代」概念的確給學術界提供了豐富的話題，但我們不能受其束縛。我們不能偷懶，跟在西方學者後面亦步亦趨，過分誇大「軸心時代」的重要性，彷彿之前什麼也沒發生過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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