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直面中國文明內部的野蠻因素 | 思享會

　　

　　【關注 騰訊思享會，看有價值的活動！】

　　

　　如果我們用歷史學的眼光，意識到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也許可以打破很多迷思，也許可以比較坦然地去面對很多貌似無解的問題。當然，這需要政治人物的智慧，也需要普通老百姓的智慧。

　　很多政治保守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不假思索地就把現代文明在中國的成就當成了中華文明在現代的成就，這是偷梁換柱。

　　歌頌中華文明的光輝燦爛時，我們必須直面中華文明的野蠻因素。它深植於我們的基因當中？還是因為漫長的專制體制所塑造出來的一種公共政治文化原因所致？需要反思。

　　政治人物不僅應該擁有心志倫理，更應該擁有責任倫理。

　　【編者按】「我們應該對中華文明當中輝煌燦爛的東西予以禮讚，但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有反思能力的理性人，也應該直面中華文明當中的野蠻因素。」日前，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任劍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高全喜、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周濂做客騰訊思享會·思享閑談系列，圍繞中華文明在面向歷史發展關鍵時刻的決斷展開討論。周濂在對話中提出面對今天中國在經濟上的成績，我們不應不假思索地把現代文明在中國的成就當成了中華文明在現代的成就。相比抽象的中華文明崛起，具體的文明人的培育更為重要。以下為周濂發言部分實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周濂（圖片源於網路）

　　元朝和清朝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重要的斷代

　　周濓（青年學者、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作為哲學工作者，最大的美德就是「自知其無知」，所以我今天主要是來提問的，因為對於很多問題我真的很無知，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們先來破題，今天的主題是「中華文明的歷史決斷」，先來看何為中華或者何為中國。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寫過一本《何為中國》，裡面有一個觀點說得非常好，關於如何理解中國，現有西方觀念都難以把握，我們不應從民族國家中拯救歷史，而應在歷史中理解民族國家。

　　從歷史、文化、政治三個維度，怎麼理解中國？在葛兆光看來，從歷史意義上看，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疆域時大時小。比如元朝有三千萬平方公里，是全球有史以來疆域第二大的帝國。我們是否應該為此感到自豪？現在有一些史學家認為：也許我們不應該把那個看成是「元史」，而應看成是「蒙古時代史」。與此類似的是滿清，有人提出「新清史」，道理跟「蒙古時代史」一樣，蒙古皇帝並不自以為是中國的皇帝，滿清皇帝也不自認是中國的皇帝，而是包括滿蒙回藏漢以及中亞諸族的大汗，這樣一來，我們輝煌的五千年歷史就出現了兩個重要的斷裂。作為學術觀點，「蒙古時代史」與「新清史」只是解釋歷史的方式，它們並不就等於歷史事實本身。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用歷史學的眼光，意識到中國是一個「移動」的中國，也許可以打破很多迷思，也許可以比較坦然地去面對很多貌似無解的問題。當然，這需要政治人物的智慧，也需要普通老百姓的智慧。

　　中國的文化認同和政治認同在今天面對著挑戰

　　

　　從文化的意義上說，中國毫無疑問是一個相對比較穩定的文化共同體，從秦以來就實現了「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但1840年以來我們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所謂的「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在今天是否還是一個給定的事實？比如說「書同文」，我現在40歲，按照聯合國的標準還是一個青年，但我已經趕不上90后的節奏，很多網路語言我在連滾帶爬地學，更不要說「行同倫」。面對這個價值多元主義的時代，中國的文化認同到底在哪裡？

　　從政治意義上說，中國認同絕不是聚焦於某一個王朝。雖然現在有很多民國粉、漢粉、唐粉、宋粉、明粉和清粉，但所有粉都自稱自己是中國人。這意味著中國的政治認同絕不是聚焦於某一個特定王朝或者某一個特定政府。如果我們意識到這一點，可能也能看到很多狂熱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情緒。

　　總而言之，我們破題的時候首先要問的是「何為中國」。很多詞，如果不反思，總覺得是不言自明的。但當我們認真思考它的時候，會意識到問題多多、困惑多多。

　　必須直面中華文明中的野蠻因素

　　再如「文明」，何為文明？何為中華文明？今天中國至少在經濟方面，已經成為全球第二號種子選手，但這到底是現代文明在中國取得的勝利，還是中國文明在現代取得的勝利？我們實現了G2的歷史性地位，到底跟西方式的現代文明關係更緊密，還是跟源遠流長的中華文明關係更緊密？很多政治保守主義者、國家主義者，不假思索地就把現代文明在中國的成就當成了中華文明在現代的成就，我覺得這是偷梁換柱。

　　我們應該對中華文明當中輝煌燦爛的東西予以禮讚，但與此同時，作為一個有反思能力的理性人，也應該直面中華文明當中的野蠻因素。斯蒂芬·平克最近有一本書，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裡面列舉了一組非常有趣的數據，人類歷史上歷次屠殺或者戰爭當中死亡人數最多的20次事件，看得我觸目驚心，為什麼？因為從第二名排到第六名，全都發生在中國。安史之亂當時就死了3600萬人，按照人口比例，換算成今天，應該是4億2900萬人。秦暉老師在《走出帝制》中說，中國有史以來，每逢改朝換代，死亡人數都是以1/3到1/2計，所謂「千里無雞鳴、白骨露於野」不是文學誇張而就是事實描述。

　　所以我們歌頌中華文明的光輝燦爛時，必須要直面中華文明的野蠻因素。這個野蠻因素到底在哪兒？是如有些激進主義者所說的深植於我們的基因當中？我不承認。還是因為漫長的專制體制所塑造出來的一種公共政治文化原因所導致的？我們必須要直面這個問題，認真反思我們的文明。

　　中國人有文明但沒有文化？

　　今天談中華文明崛起，到底是文明的崛起還是文明人的崛起？我不太相信文明這樣的抽象概念，更願意把它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個體的日常倫理、日常生活，點點滴滴的行動中。許紀霖老師曾經說過一個故事，他跟新加坡人聊天，新加坡人說：「我們沒有文明但有文化，中國人有文明但沒有文化。」我覺得這話說得挺有道理。

　　我有一個學生跑到美國去，我問他對美國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給我講了一件事，大學里有一個小偏門，他發現每次走出那個門，只要後面還有人，第一個開門的人一定會把門扶住，等所有人走了以後才鬆手。我說你在那裡是不是也是那麼做的？他說第一次不太適應，然後慢慢地就那麼做了。我說回來以後呢？他說當然不會這麼做。我在牛津的時候，路上任何一個陌生人迎面走過的時候，都是「Hello」，「good morning」，久而久之，我也會說「Hello」，「good morning」。但回到中國會這麼說嗎？人家會說你有病吧。所以，到底是文明的崛起還是文明人的崛起，這是一個問題。

　　按照我個人粗淺的理解，談論「歷史決斷」，尤其是談論「決斷」時刻，就說明我們處在「例外狀態」而不是「常態政治」當中。所以我們首先要問的是：我們現在是處於例外狀態當中嗎？在例外狀態，誰來進行歷史決斷？到底決斷什麼？按照施密特的想法，當然是主權者進行歷史決斷。誰是主權者？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當然是人民而不是某個特定的政治人物。

　　以責任倫理而不是心志倫理去面對歷史決斷時刻

　　我最近在讀韋伯的一些著作，包括關於他的二手文獻，有一本書叫《韋伯與德國政治》。韋伯在談德國作為一個大國崛起應該怎麼辦的時候，特別談到了幾點：首先他認為需要有一個卡里斯瑪型的政治人物，在歷史時刻做出判斷。韋伯是在1920年代初去世的，十幾年之後德國果然出現了一個卡里斯瑪型的政治人物，但他給德國帶來的不是喜劇而是悲劇。

　　韋伯還談到一個觀點，政治人物不僅應該擁有心志倫理，更應該擁有責任倫理。所謂「心志倫理」有幾個關鍵詞，比如它是獨白式的、絕對的、卡里斯瑪型的，在政治方面恪守的箴言是「要麼全有要麼全無」，也就是說，完全憑藉一己之激情和意志去決定政治的走向。我讀到這段話的時候，會想起我的女兒，她今年三歲，最喜歡說的一句話是「我就要、我就要、我就要」，完全不考慮外在環境和條件的約束，一根筋地想要實現自己的意志，擁有心志倫理的政治人物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政治上的「巨嬰」。

　　與此相對，所謂責任倫理，傾向於根據情境、按照對話的方式進行行動，它放棄一體和諧的終極目標，以現存的情境、狀況作為條件，在政治上的箴言是：「即使如此，也沒關係」。1917年到1919年，德國當時面對著心志倫理橫流的危險，「心志倫理的行動最後會導致社會關係的封閉，結構性多元和價值衝突的毀滅。」我覺得我們今天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的公民，還是作為政治人物，都需要去審慎地面對所謂的中華文明的歷史決斷時刻，以責任倫理而不是以心志倫理的方式去應對可能出現的大變局。（本文系騰訊思享會活動發言節選，經講者審定；編輯：陳菲；文中小標題與圖片皆系編者所加。）

　　欄目簡介

　　

　　騰訊思享會是由騰訊文化傾力打造的跨界思想論壇，堅持建設性、開放性、獨立性、學術性，匯聚思想，容納意見。每天推出原創思想報道，跨界交流分享智識，助力社會進步。

　　思享閑談系列，由著名政治學者、清華大學教授任劍濤總策劃，每月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