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開國上將的群體特徵

　　

　　「開國」者，「建立新的國家或朝代」之謂也。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首次實行了軍銜制度，其間有1600多名高級將領獲得了將官的軍銜稱號，我們稱之為「開國將軍」。2009年10月13日，隨著57名開國上將中的最後一位----106歲的呂正操的辭世，歷經了無數血火硝煙的「開國上將」已經全部離我們遠去。「開國上將」都是為新中國「打天下」的戰將，在那硝煙瀰漫的戰爭歲月里，每個人都具有不平凡的戰鬥歷程，這個不平凡的群體具有以下幾個鮮明的特徵。

　　特徵一：年少志壯，身負重任

　　翻開再版多次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帥名錄》，我們會發現57名「開國上將」中，有54％的人十幾歲就參加了革命工作。他們中間有不少人少年時期就擔當起通常是成年人從事的革命工作。例如，蕭華12歲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開始了革命生涯，14歲參加工農紅軍，不到18歲就擔任了「少共國際師」的政治委員，29歲出任東北民主聯軍一個軍級機構的司令員兼政委。陳錫聯14歲參加工農紅軍，20歲任紅四方面軍第十一師政治委員，30歲任晉冀魯豫軍區第三縱隊司令員。

　　57名「開國上將」1955年授銜時的平均年齡，儘管有63歲的陶峙岳等高齡起義將領推高了數字，但也是世界上少有的----47.47歲。其中，最年輕的是蕭華，39歲；劉震、陳錫聯40歲；葉飛、李天佑、楊成武41歲；韋國清、洪學智、賀炳炎、韓先楚42歲；蘇振華、楊勇43歲……堪稱是歷史上最年輕的上將陣容。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戰爭中，就是這樣一群年輕化的我軍指揮員，面對比自己年紀大而軍旅生涯久的作戰對手，常常出奇制勝。1938年10月28日，王震率三五九旅在山西廣靈以南張家灣、邵家莊的伏擊戰鬥中，擊斃日軍獨立第二混成旅旅團長常岡寬治少將以下500餘人。這年王震30歲，常岡寬治至少也是40多歲了。1939年11月23日，東京各大報都刊登了一條來自中國戰場的消息《名將之花凋謝在太行山上》，所謂「名將之花」是日本「蒙疆駐屯軍」最高司令官阿部規秀中將。他是被楊成武指揮的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部隊在黃土嶺戰鬥中擊斃的。這年，我一分區司令員楊成武25歲，阿部規秀53歲。

　　

　　1936年，紅一軍團參謀部人員攝於甘肅正寧縣。

　　左起：朱瑞、楊得志、熊伯濤、左權、鄧華、陳賡、聶榮臻、肖華

　　抗美援朝戰爭初期，「聯合國軍」首任總司令麥克阿瑟已達古稀之年，後任司令李奇微和克拉克也都年近花甲，他們面對的志願軍仍然是身經百戰的年輕戰將：楊勇、楊得志、鄧華等幾位志願軍後任司令員，年齡都在40歲左右。

　　特徵二：黃埔深造，海外留學

　　解放軍在歷史上曾被稱為「土八路」，意思是說官兵都是大字不識幾個的工農「老粗」。其實，我軍將領中黃埔軍校出身和「喝過洋墨水」的大有人在。57名「開國上將」中就有14名經過了黃埔軍校培養或出國留學，佔24.56％。

　　黃埔軍校是國共第一次合作時期，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創辦的培養革命軍軍官的學校。黃埔軍校學員中的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有學習后在中共領導下的軍隊中成為骨幹力量的；也有在國民黨軍隊中任職的個別將領，後來轉入人民解放軍。「開國上將」中有8名曾在黃埔軍校學習過，他們是：周士第，1924年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后，先後任孫中山陸海軍大元帥府鐵甲車隊副隊長、隊長，1927年南昌起義時任團長。陳明仁，1924年入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后歷任國民革命軍團、師、軍長，兵團中將司令，1949年8月率部起義。陳奇涵，1925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出校從事群眾運動，1927年任南昌軍官教育團參謀長時起義，授銜時任解放軍軍事法院院長。楊至成（又名楊至誠），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7年任賀龍所部指導員參加南昌起義。此外，還有張宗遜（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宋時輪（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五期）、陳伯鈞（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六期）、郭天民（1926年入黃埔軍校第六期）。

　　

　　「開國上將」曾出國留學的共有7人，他們是：烏蘭夫（1925—1929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傅鍾（1926—1930年，在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和列寧格勒軍政大學學習），甘泗淇（1927—1930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閻紅彥（1934—1935年，在蘇聯莫斯科列寧學院和蘇聯紅軍陸軍大學學習），楊至成（1938—1946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劉亞樓（1939—1945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李天佑（1939—1946年，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

　　這些黃埔出身和「喝過洋墨水」的上將，為我黨的革命事業提供了深厚的理論支持，特別是為我軍的理論建設和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作出了突出貢獻。

　　特徵三：立場堅定，敢於擔當

　　「開國上將」中除了起義將領外，都是入黨多年的老「布爾什維克」，其中1927年以前加入中國共產黨的佔了半數，有27人是「提著腦袋」參加黨所領導的武裝起義走入革命隊伍的。在長期的馬克思主義熏陶和革命實踐的鍛煉下，造就了他們的一個共同的特點，這就是鮮明的政治立場、堅強的黨性原則、高尚的為人品格。這裡掛一漏萬，略舉幾個具體事例。

　　

　　蕭克，不被姚文元點名批判而屈服。1968年，姚文元給農墾部造反派打電話，說時任該部副部長的蕭克寫「反黨小說」，要揪出來批判。其實，1958年蕭克任解放軍訓練總監部部長時，在批判他所謂「教條主義」的時候，就曾對他20多年前利用戰鬥間隙開始書寫的小說《羅霄軍》草稿進行過批判。罪名一是「寫戰爭恐怖論」；二是文內有「歌頌蔣介石」的詞句；三是裡邊有「罵共產黨」的話。姚文元打電話后，這部書稿被油印裝訂出三大本，標明「供批判用」。蕭克並未被壓服，他私下裡風趣地說，這讓他「得到了一個『善本』」。同時也給了他再次對稿子審讀一遍的機會，記下了將來需作進一步修改的腹案。《羅霄軍》是以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為背景，描寫羅霄縱隊配合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中，紅軍戰士英勇頑強的戰鬥故事。1988年建軍節前夕出版，更名為《浴血羅霄》，夏衍稱這是「一部奇書」。1991年3月，獲得第三屆茅盾文學獎。

　　

　　張愛萍，剛直不阿寫「囚徒詩」。「文化大革命」中，張愛萍慘遭迫害，被批鬥、囚禁達６年之久，左腿致殘。他被隔離審查期間，正氣凜然，矢志不移，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鬥爭的方法之一，是寫「囚徒詩」。1992年，張愛萍出版了一部《神劍之歌》的詩集，其中有不少是他在被囚禁期間為抒發胸中憤怒的即興作品，被稱之為「囚徒詩」。張愛萍的這些作品，是寫在從人民日報報眉上撕下來的空白小紙片上的。有人問起張愛萍在當時的處境下，如何能把這些詩詞保留至今時，張將軍講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我是托來探獄的朋友藏在身上帶出去的，結果在門口被看守搜身時沒收了。『四人幫』倒台後，一次中央開會時華國鋒走到我邊上，輕聲問我：『你寫的那些詩還要不要了？』原來那些紙片被搜走後，經過層層上繳，最後送到了當時任公安部長的華國鋒手裡，他就把它壓了下來，這才免去了一場新的災禍，並且讓這些『囚徒詩』得以重見天日」。

　　

　　陳錫聯，為抓捕「四人幫」「開綠燈」。1976年2月，中共中央決定，「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陳錫聯在《回憶錄》中說，他主持軍委工作期間，在毛主席逝世后，華國鋒「曾經幾次」（吳德《十年風雨紀事》說是四次）找他談過解決「四人幫」的事情，他表示堅決支持。其中比較特別的一件事情是，他給北京衛戍區為解決「四人幫」問題而調動部隊「開綠燈」。其過程是：在華國鋒委託李先念找葉劍英徵求解決「四人幫」問題的意見后不久，葉劍英到華國鋒家裡反映，張春橋的弟弟張秋橋曾到駐郊區某坦克部隊活動過（事後查明是誤傳），表示擔心這支部隊出事。華國鋒聽了，一面讓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陳錫聯儘快查明情況，一面問吳德：萬一坦克部隊進城鬧事，北京衛戍區能否對付？吳德經請示華國鋒同意，向尚不知道解決「四人幫」計劃的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吳忠交底，並研究對策。吳忠提出，可以用駐郊區的警衛三師炮兵團對付，但部隊調動有嚴格規定，動用一個連也得經軍委批准。吳德立即將這一情況向華國鋒作了彙報，華國鋒馬上打電話把正在唐山視察災情的陳錫聯召回北京，轉述了「二吳」提出的問題。陳錫聯在《回憶錄》中記述了他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吳德、吳忠他們先後來到我家，我當面授權他們可視情採取行動，不必逐級請示。」事後有人將陳錫聯的這一重要表態，稱之為「開綠燈」。

　　特徵四：七大、八大，顯露身影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我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的兩屆重要會議，被選為大會代表和中央委員會成員的，無疑都是共產黨員中的精英。「開國上將」中有51人、佔89％的成員，曾一度或兩度榮耀當選。

　　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是抗戰勝利前夕，我黨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會議。「開國上將」中，鄧華、甘泗淇、呂正操、蕭克、宋任窮、宋時輪、張宗遜、李濤、李天佑、陳伯鈞、陳奇涵、陳錫聯、楊得志、周士第等25人出席了本次代表大會。王震、宋任窮、烏蘭夫、呂正操、張宗遜五人，被選為該屆中央委員會候補委員。

　　1956年9月，在北京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基本完成社會主義改造時期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在解放軍出席大會的129名代表中，「開國上將」有46人。

　　特徵五：軍政雙全，文武兼備

　　「開國上將」不少人的經歷中，既代表黨做過掌握軍隊政治方向的政治工作，又擔任過叱吒風雲的軍事指揮員，可謂軍政雙全。王平、王震、王宏坤、王建安、王新亭、鄧華、韋國清、葉飛、劉震、劉亞樓、張愛萍、李聚奎、楊勇、楊成武、陳錫聯、洪學智、蕭華、閻紅彥、傅秋濤、賴傳珠等人，就是我軍高級將領中軍政雙全的佼佼者。

　　原先從事政治工作后改做軍事指揮員者有之。例如鄧華，湘南起義后歷任師政治部幹事、宣傳隊長、連黨代表、組織科長、教導隊政委、師政委、縱隊政委等職，抗日戰爭以前基本上是從事政治工作。解放戰爭時改任軍事指揮員，任東北保安副司令員兼瀋陽市衛戍司令員、遼吉軍區司令員、縱隊司令員、軍長、兵團司令員、志願軍副司令員、瀋陽軍區司令員、副總參謀長等職。

　　原先從事軍事行政工作后改任政治工作者有之。例如韋國清，百色起義后，歷任紅七軍排長、連長、軍事教員、營長、團長、隨營學校校長、抗大副校長等軍事行政職務。抗日戰爭中開始改做政治工作，出任新四軍第九旅政治委員。經歷一段軍政職務互兼（如縱隊司令員兼政委）后，完全轉任政治工作，1949年2月出任華東野戰軍第10兵團政治委員，後任廣西軍區、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

　　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來迴轉換者有之。例如楊成武，參軍后歷任紅四軍第十二師政治幹事、連政委、教導大隊政委、團政委。長征途中，任紅一軍團第四團政委，與團長王開湘率部飛奪瀘定橋、突破臘子口、大戰直羅鎮，享譽全軍，被軍團政委聶榮臻稱為「模範團政治委員」。1937年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他改任一一五師獨立團團長，後任軍分區司令員、縱隊司令員。1947年，又改回去做政治工作，出任新組建的晉察冀野戰軍第二政治委員。1948年冬，再次改做軍事工作，任華北軍區第三兵團司令員、大軍區司令員、代總參謀長。

　　

　　1942年，王震（右二）陪同朱德、賀龍視察南泥灣

　　軍事領域與非軍事領域之間文經武緯者有之。例如：王震，在抗日戰爭的艱難困苦歲月，率三五九旅南泥灣墾荒；新中國成立前夕率十萬大軍挺進新疆，屯墾戍邊。張愛萍，受命參與領導國防尖端武器的研製試驗，完成地地導彈、原子彈爆炸實驗等多項核武器試驗的重大任務。呂正操，戰爭年代帶兵打仗，新中國成立后搞鐵路建設，「打日本、管鐵路」成為他一生「三件大事」中的兩件。趙爾陸，擔任共和國首任軍工部長，毛澤東在看我國原子彈爆炸成功的資料片時，讚揚陪看的趙爾陸：「你現在也是導彈內行了！」

　　以上是對「開國上將」群體特徵的一個整體性描述，具體到每一位上將，又各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值得我們好好研究。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個別上將後來喪失了立場和原則，犯了一些錯誤，甚至犯了罪，如黃永勝、謝富治。

　　（選自《新湘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