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進步靠獎勵還是葬禮？

　　天則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王軍

　　科學進步是許多國家想要的東西，也是全世界為之奮鬥的科學家冥思苦想的問題。

　　最近，由美國經濟學家完成的研究再次點燃了人們對此問題的興趣，他們以自然科學為背景，選取了獎勵和葬禮兩個特定現象，發現無論是獎勵，還是葬禮，都對科學進步造成影響。這究竟何故？

　　先讓我們看看獎勵與科學進步的關係。由哈佛大學教授完成的「獎品與生產力：菲爾茲獎怎樣影響科學產出」（Prizes and Productivity: How Winning the Fields Medal Affects Scientific Output）一文，對此問題給出了別出心裁的解釋。

　　這篇論文開篇即指出，知識的生產是經濟增長的關鍵，而獎勵的設立是為了鼓勵更多知識的湧現。問題是，學者在贏得一個重大獎項之後，是否還會保持旺盛的創造力？

　　以菲爾茲獎為例是有說服力的，因為這是全球最具影響力的數學大獎，每四年頒發一次，獎勵40歲以下在數學領域做出傑出貢獻的科學家。這一獎項被公認為數學領域裡的諾貝爾獎。

　　研究發現，那些獲得菲爾茲獎的學者在獲獎后大都不務正業，不再專事於自己熟悉的領域，而是四面出擊，精力分散，導致之後的研究活動毫無建樹。菲爾茲獎在帶來名聲和機會的同時，也迷惑了這些年輕的數學家，他們本可以在自己熟悉的領域繼續做出貢獻的，但遺憾的是，獲獎也為他們的學術生命畫上了句號。

　　通常認為，獎勵是對科學家突出貢獻進行確認的儀式，具有里程碑的涵義，當然也有獎掖後進的作用，對於那些畢其一生都難得獲取的著名獎項更是如此。不過，就獲獎者本人而言，獎勵實際上撇清了之前成就和以後研究的關係，多少有點「葬禮」的意味。

　　哈佛學者對國際學術界如此重要的獎項提出了質疑，因為它背離了獎項設立的初衷，即鼓勵科學進步。由此，我們聯想到中國的情形，目前中國各級政府設立了名目繁多的科學評獎，然而，這些獎項對科學進步究竟起到什麼作用，卻少有嚴肅的研究，管理者恐怕需要對這些最基本的問題進行一些反思。

　　第二項研究由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完成，他們的論文「科學會因一次葬禮而進步嗎？」（Does Science Advance One Funeral at a Time?）以生命科學領域的科學家為例，探討了這樣的問題：那些正值創造力頂峰的科學家英年早逝后，其所在的科學領域會受到怎樣的影響？他們以前的合作團隊表現如何？

　　通過數據對比與分析，文章指出，精英科學家的去世，對其合作者的學術生產力帶來了負面和長期的影響，而身處相同研究領域的非團隊成員會異軍突起，他們的研究成果之多，不僅可抵消科學家去世造成的研究產出下降，而且因為他們有新思想，能解決問題，很快就能成為推動學科發展的主要力量。這些學者在學術權威健在時，並未嶄露頭角，因為他們不想挑戰後者的學術地位。一句話，一流科學家的過早離世，從許多方面來看，可能都是一種損失，但若從科學角度看，卻有著積極的意義，葬禮換來了科學的繁榮和進步。

　　長久以來，在自然科學研究的諸多領域，學術合作和研究團隊都是十分常見的組織形式。科學家往往會組成非正式的學術交流群體，即所謂「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其成員擁有類似的學術理念和共同的學術語言。這種鬆散的學術共同體，對學科乃至整個科學的發展都施加著重要影響。例如，當今享譽世界的英國皇家學會，在創立之初的17世紀便是一個「無形學院」。

　　在自然科學領域，很多時候都可以通過實驗或嚴密的邏輯推演（如純數學），對研究成果進行驗證，從而確保本學科在正確的路徑上前行。自然科學尚且存在學術權威阻礙知識進步的情形，那些難以通過驗證，或缺乏縝密思維支撐的人文社科領域就可想而知了，社科領域的謬誤糾正起來會更加費勁。

　　我們不應迴避以下事實，即一流科學家確實會通過某個學術圈子，限制新的進入者，除非後者成為他們團隊的一員。無論這是有心還是無意，終歸是阻礙了學科的發展。如果科學只能在權威科學家離世之後，才能取得進步，那隻能說明大的方面即體制出了問題。考慮到這一點，上述論文還探討了如何改進科研體制，如科研經費分配、對科研成果實行雙向匿名評審以及讓年長的科學家體面退休等具體問題。

　　對經濟學家的上述嘗試，熟悉自然科學史的人應該不會感到陌生。20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諾貝爾獎得主馬克斯•普朗克（Max Planck）曾說過一段意味深長的話：科學每次都埋葬一點過去，並在這個過程中徐徐前進。一個科學真理的勝利，與其說靠的是說服它的對手們，讓他們信服，不如說是因為它的反對者們都死掉了，與此同時，熟悉新真理的年輕一代成長起來了。

　　科學進步意味著新思想的崛起，這勢必會挑戰那些持有舊觀念的人。科學進步有時需要衝破層層阻力，甚至讓科學家付出生命的代價，中世紀布魯諾成為捍衛日心說的殉道者便是流傳了幾百年的例子。隨著那些頑固不化之人的漸漸離世，問題解決了一半；另一半是，新的思想需要被年輕一代所接受和傳承。

　　表明上看，獎勵是比葬禮舒服得多的事情，但上述研究卻告訴我們，二者對科學進步的作用恰好相反。獎勵有如捧殺，損害學術進步；而葬禮，則有助學術繁榮。

　　上述研究都是以自然科學為背景的，並未涉及中國因素，但我們仍可獲得一些有用啟示。依前文觀點，如果說存在學術權威阻礙科學進步的話，那中國的情形要複雜得多。因為中國的問題本質上屬於系統痼疾，即激勵知識生產的機制出了問題。阻礙中國科學進步的因素往往來自非學術領域，如行政干預。在今天的中國，無論是科研院所，還是大學，比的不是誰的學問做得好，而是比誰的官大。誰的行政級別高，誰就能當學術領導，進而把持從科研經費分配到學術出版等一系列重要環節。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科研投入很多，但成效並不明顯的原因。

　　雖然科學進步牽扯諸多因素，但通過上述事例，還是讓我們可以一窺科學進步的奧秘。其實，無論是科學進步，還是知識的生產，都與其他人類活動一樣，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便是風險和不確定性。沒有人，也沒有任何機構，可以精準預測什麼樣的科學或技術，會在什麼時候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說，目前中國政府主導的科技創新活動，包括其中的評獎環節，恐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因為世界上沒有一個科技發達的國家是政府主導的，若行政干預，則註定低效。政府要做的無非是營造學術氛圍，尊重知識的生產規律而已，尤其要讓學者享有真正自由的研究空間，讓外行遠離學術。

　　讓我們再次回到普朗克，一種觀念不是因為它正確才被接受，而是因為反對它的人都死絕了才逐漸傳播開來。這樣的表述雖有些悲涼，但卻透著樂觀的情緒，因為「正確」最終獲勝，而進步的潮流同樣不可抗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