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宣昶瑋關於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問題的相關思考

宣昶瑋是一個長期觀察研究中共狀況和中國政治問題的思想家，對各種問題的觀察、思考和研究是相當深入、深刻、而且也是相當充分的。過去宣昶瑋對中國政治問題的研究，經過許多的真實事例的證明是既獨到且深刻的。


宣昶瑋認為：當今的中國實際上只有政治轉型一條路才能救中國，包括救中國共產黨了。所以宣昶瑋也早就開始系統的、仔細的、深入的思考研究中國政治轉型的諸多問題了。


俗話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本人儘管只是一個白衣也要盡自己的一點力氣：因此今天宣昶瑋就不考慮天下許多無知者的白眼，而鼓起勇氣把自己認為應該告訴人們的東西寫出來，公之天下了。


我的思考和研究歸納起來主要為五大方面：下面就一一予以披露。


第一：中國今後政治轉型的頂層設計難度異常大，如轉型中處置舊體制舊機構等問題非常敏感而且尖銳、複雜、艱巨，這種難度的問題處理非一般歷史上出現過的理論家所能勝任：因為歷史上尚未有一次處理這樣複雜、涉及面廣且深的大是大非的理論問題。


別的不講，我們僅僅舉中國如果想循規蹈矩的實行政治轉型，則龐大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樣一個龐然大物之有權有勢又名正言順的當然領導權機構理論家你怎麼處理？你想通過召開中共中央全體會議大家形成共識名正言順的實行政治轉型嗎？那麼僅僅會議上的爭吵就三年也吵不完！僅僅這一關就是「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了。其他的諸如人大、政協等等，足以讓一般的政治家望而生畏：如果你想有一番大作為，那麼這些舊體制的當然組成者就夠你對付的了--實際上是他們足夠阻止你了。


除了上述舊機構外，各個地方的諸侯也是一大艱巨問題：他們可都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啊。如果你想讓這些諸侯都能「堅決聽從習近平主席的政治轉型號召」，那麼是一萬年也沒希望了：因為中國政治轉型本來就和這些大小官員的特權利益相妨礙的，他們又不是傻子，當然知道得清清楚楚。


以上我們僅僅列舉了兩個小小的問題，何況更加複雜與艱巨的困難還在後面呢：政治轉型過程中經濟運行怎麼辦？公務員隊伍穩定怎麼辦？社會穩定怎麼辦？社會治安穩定怎麼辦？


因為宣昶瑋已經把上述這些問題都考慮過了，所以知道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這一重大理論問題，其實是歷來出現過的歷史上的理論家從來沒有面對過的複雜問題：歷史上的理論家沒有一人曾經處理過如此艱巨的問題。


舉例來講三國時期的諸葛亮算是一個戰略家理論家了吧？他在未出茅廬之前就為劉備定下了大戰略。


先主詣亮，對亮曰：「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於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在上述諸葛亮的全盤理論分析中，諸葛亮考慮了當時全國的各大豪傑諸侯的具體情況，如曹操、袁紹、孫權、劉璋等，然後分析了他們個人的用人之策、秉性、力量、眼光等等，經過一番動態演繹分析，遂得出劉備當前的最好選擇應為伺機佔據荊州外結孫權共同抗衡曹操為最佳戰略：後來的情況果然如諸葛亮所預料的那樣。


但是諸葛亮所面臨的上述問題如果和中國政治轉型中的複雜相比，則是在不算是什麼大理論問題了。


再有一個毛澤東在抗戰時期寫的《論持久戰》。和諸葛亮的隆中對話所提出的理論相比，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涉及的戰爭中的因素遠遠比三國時代的諸侯群雄逐鹿要多得多：因為中國的抗日戰爭還涉及到了整個第二次世界大戰。毛澤東的理論貢獻，是仔細分析研究后得出了導致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主要矛盾所在，這是一。第二是毛澤東指出了速勝和亡國論都是錯誤的：只有持久戰是戰勝日本的法寶。


但是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理論的艱巨程度卻是無法和今天的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相比的：因為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的主要戰爭邏輯的理論分析是粗線條的、傾向性的就夠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中的理論分析不需要精細到準確判斷每一場具體戰爭勝負的程度。而現在的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卻需要在理論上完成幾乎是每一場重大戰役的保證勝利：即使戰爭未打就要在開戰之前就能保證今後每一場重要戰爭都必須勝利：這樣理論上的難度就明顯加大了。


因為今天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的理論難度太大，是歷史上的理論家所不曾面對過的，超過了諸葛亮和毛澤東曾經面對過的理論難度：所以合理的推理是要完成這樣難度的理論設計，那就不是一般的理論家所能承擔的了，即使是毛澤東諸葛亮革命導師列寧在世，他們也要考慮考慮的。


故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非一般人所能為之；強行為之，必然失敗。


僅僅本人這樣斷定也不算數：如果誰有不同意見那就請他公開發表文章來和本人討論，然後讓公眾判斷。






第二：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必須成熟老道，並幾年內就能完成政治轉型，否則大多不可行。


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和轉型有五個不能和兩個只能、一個必須：


一是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不能採取集中專家、學者、教授等大兵團攻堅作戰的方式完成這一工作：這是因為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需要的主要是大見識、大思考、大理論，而再多的專家、學者、教授集中起來也不會產生大見識和大理論的。因此如果沒有人能夠完成這一艱巨任務的話，那麼你就是集中再多的科學院、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所、集中再多的專家、學者、教授也無用，還是完不成這一艱巨任務的。就象你集中再多的專家、學者、教授也無法代替愛因斯坦、也無法代替毛澤東一樣。


二是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不能採取公開讓社會全民討論，最後「集中全民族集體智慧」把這一重大理論完成的方式。理由也同上面一樣。


三是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不能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即邊轉型邊研究完善等：因為一旦轉型開始就是舊體制開始變化並被削弱的過程；而當今中國社會官方和民間、民間自己內部統統是矛盾衝突重重的。如果沒有成熟老道的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而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那麼先前的鄧小平主張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都已經弄出無數的矛盾和天大問題了，現在再採取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基本上會使中國政權崩潰。


四是不能「用三十年的時間完成中國政治轉型」的拖延解決方式。這是因為如果「用三十年的時間完成中國政治轉型」，那麼就說明其實政權高層並沒有什麼成熟可靠的政治轉型頂層設計，所以只好用走著看的方式摸索前進了，這樣其實就和前面的「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根本就是一個樣了：如果不能很快的完成中國政治轉型，那隻能說明到底我們還是沒有成熟老道的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的。而沒有成熟老道的理論又要強行進行政治轉型，那麼以中國目前的矛盾衝突的聚集與積累，那麼那樣弄必然帶來天大的風險，即使是依然用前三十年的改革經驗繼續「摸著石頭過河」，但是卻不容易有象習近平這樣堅決要進行政治改革的政治家了。而沒有象習近平這樣的政治家，那麼中國想繼續穩步不停的進行政治轉型實際上是一句空話。中國出現習近平其實是「千軍易得，一將難求」：而如果中國再出現一個「以腐敗治國」英明領袖，那麼中國的前途就危險了。可現在的舊體制下誰又能保證今後不出現更加敗壞中國的「好領袖」呢？


過去的三十多年的改革實際結果是弄出許多非常大的問題來，造成今天中國社會的矛盾重重無法解決；今後如果再用三十年的拖拖拉拉的時間進行政治轉型則完全不行：因為轉型實際上是制度的革命性轉變，本來就是一次性解決的大躍進改變；如果仍然是用三十年的時間拖拖拉拉的進行政治轉型，那就不叫政治轉型了，是無可奈何的硬著頭皮「推動社會進步」了。


所以中國不轉型則罷；如果中國要轉型的話必須很快完成：中國必須趁著現在這個千年一遇的大好火候！否則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


五是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不能搞社會、學術界討論之類，不能邊轉型邊讓社會或者讓學術界進行轉型學術研討爭論等等，一切都按照既定轉型頂層設計辦理，免生枝節；即使有什麼不合適的，自我完善調整即可，避免出現兩個大腦多個大腦同時指揮作戰的局面：在進行一場戰鬥的時候，即使一個一般的將軍一個人指揮都比兩個卓越的將軍多中心同時指揮效果好。


同樣的道理，中國政治轉型一旦開始，也要儘力避免社會輿論的討論造成干擾：社會盡量不要對政治轉型進行指手劃腳和議論等等，那樣容易造成阻擾政治轉型的效果。這種避免社會討論干擾的措施，轉型前應該和社會說明清楚，取得民間和各界的諒解。


以上是「五個不能」：


「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不能採取集中專家、學者、教授等大兵團攻堅作戰的方式完成這一工作」；


「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不能採取公開讓全民社會討論，最後「集中全民族集體智慧」把這一重大理論完成」的方式；


「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不能採取「摸著石頭過河」的方式」；


「不能「用三十年的時間完成中國政治轉型」的拖延解決的方式」；


「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不能搞社會、學術界討論之類，不能邊轉型邊讓社會或者讓學術界進行轉型學術研討爭論等等」。


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和轉型必須是「兩個只能」：


一是只能「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理論上非常成熟老道」：必須理論上非常成熟，非常穩當，可靠性非常高。也就是說只准成功不能失敗：可靠性非常大。只有這樣中國政治轉型才能有成功和安全轉型的可能。


二是轉型要非常快速：只能幾年內就能完成政治轉型：必須一擊而成、一戰而勝，不會有過多的拖延和拖沓，否則的話中國前途就充滿了變數：所謂夜長夢多是也。


凡是無法達到三到五年內完成轉型的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都是不可行的：因為理論上不成熟，沒有什麼把握，而需要在轉型實踐操作中去探索經驗等。而一旦轉型拖延，則可能觸發社會矛盾，失去原先的內部平衡機制，引發新的問題和矛盾，破壞政權原先的穩定機制，使權力內部爭吵爆發，於是就容易引起穩定破壞。轉型過程中引起社會穩定破壞的，有一個最大的因素，我們將在後面特別的給予介紹。


總之歸根結底一句話：遷延不定的政治轉型是不可靠的，是危險的,因此也是轉型之初就應該竭力避免的。


因此我們說「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必須成熟老道，並幾年內就能完成政治轉型，否則大多不可行」。而反觀歷來眾多的海內外的公共知識分子和民主派知識分子、和眾多的專家、學者所提出的政治轉型他們是怎麼考慮的呢？幾乎都是淺嘗輒止的、浮光掠影的、泛泛的提出一些諸如「憲政民主」啊、「民主社會主義」啊、三權分立啊、司法獨立啊、一人一票選舉總統啊。。。。。。等等，這些主張幾乎都沒什麼理論價值，許多人的主張也就是空喊口號的水平而已。如果中國政治轉型就交給這些人來鼓搗，那等於是把中國往火坑裡推！這些空想家是在害中國呢！


在本人不久前發表的研究《論中國轉型憲政民主等民主制度將導致天下大亂分裂爆發內戰》中，本人分析了中國民主轉型的危險：如果沒有成熟老道的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那麼貿然政治轉型將可能導致把中國推入內戰和動亂：中國如實行中國主流知識分子和海內外民主派知識分子的民主轉型建議必將天下大亂內部大分裂並爆發全面內戰。


以下就是本人在該篇文章中的分析：


  當今中國的國情：大致有以下幾項因素是深度不可調和的，一旦民主將後患無窮。


   1.中國民間現在是高度政治派別化的和高度對立分裂的：主要的政治派別有毛派、左派、自由民主派。上述三大民間政治派別中毛派和左派是高度組織起來的，非常有凝聚力與高度團結的政治派別，戰鬥力或者說破壞力非常巨大。而自由民主派則比較鬆散，戰鬥力和組織、凝聚力都遠不如毛派左派那樣強大。而毛派左派和自由民主派是高度互相仇恨對方的，幾乎是到了水火不能相容的程度。毛派和極左派的角色就相當於巴勒斯坦的哈馬斯：他們非常極端而且衝動力破壞力極大。


   2.中國社會中有一個強大的內部緊密團結並富可敵國、力量空前強大的權貴勢力集團。這個集團有自己的核心人物並且對於統治中國奴役人民還有自己的綱領、計劃、策略、組織、部署、詳細的安排等等。一旦中國實行民主制度沒有了現在的絕對控制社會控制國家的一黨獨大霸權天下的格局，那麼這個強大的中國權貴集團必然迅速崛起並掌握大部分軍隊，接著就會以無比邪惡的手段和方式對人民和眾多的知識分子進行報復和清算，那麼中國將從此陷入萬劫不復的內戰分裂的深淵，從此中華民族將永無寧靜之日了。


   3.中國有一個民族分裂的問題：新疆和西藏等都有強大的民族分裂勢力在活動。一旦中國沒有強大的壓制分裂的一黨獨大的絕對控制社會的控制能力了，即實行了民主制度了，那麼這些分裂勢力就獲得了分裂的好機會：而必然會被內陸的毛派左派等政治派別所不容，因此爆發內戰是一定的了。


   4.有一個台海分裂的問題。一旦大陸實行民主了，壓制兩岸分裂的一黨獨大的絕對控制社會的控制能力消失了，台灣分裂勢力必然大肆的活動。這個也是不被中國毛派左派所容許的，必然爆發台海戰爭。


   5.中國大陸各省改革和經濟發展情況不一，社會觀念、風俗、價值觀等差異太大，而且各自的要求與追求都不一致。另外本來各地區之間就存在著資源、貢獻和義務分工的不同，本來就有土地界限劃分等的糾紛和衝突。還有各自地區對自己地區市場的壟斷、向國家爭奪分配資源的問題。一旦實行民主制度了，這樣大的地區差異，廣東福建和甘肅、河南根本就毫無共同語言，在沒有了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能夠壓制地區之間糾紛與爭吵的時候，各個地區之間必然發生不可遏制的爭吵與糾紛，於是地區之間就將爆發衝突和內戰。


   6.還有外國國家力量勢力介入中國內戰分裂的問題。就象現在的敘利亞和烏克蘭一樣：敘利亞有土耳其、沙特、伊朗、俄國、美國等國家以直接的和暗中的操縱敘利亞的民間武裝勢力等方式介入敘利亞內戰，烏克蘭則有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分別介入烏克蘭的內戰。如果中國爆發內戰或者國內不同政治派別的分裂對抗，那麼各個國家都有可能公開的和暗中的介入中國政治分裂對抗，俄羅斯和台灣、美國、日本等都有可能強有力的介入中國內戰或分裂，那麼中國還能安靜嗎？

現在拿中國國內的情況和烏克蘭與敘利亞國內的情況相比，中國國內的對立與矛盾、衝突遠遠比烏克蘭和敘利亞嚴重上萬倍：敘利亞有象中國民間這樣的毛派左派與自由民主派的嚴重對立與對抗嗎？敘利亞內戰之前根本就沒有什麼涇渭分明的民間政治派別劃分；敘利亞有中國這樣民間強大的政治派別與官方的對立與衝突、與民間強大的政治派別對官方的仇恨嗎？完全沒有。而即使敘利亞的情況遠遠比中國要好，可是當受到外國勢力插手之後敘利亞都內戰分裂了；如果今日中國衝突對立派別如此不共戴天，那麼一旦民主了失去了一個強大有力的絕對控制一切壓制一切的壓制力量，那麼中國還不鬧反了天啊！


   現在非常清楚明白的是：一旦中國真的按照主流知識分子的意見實行民主制度了，那麼原先的能夠強力壓制一切矛盾的政權勢力就蕩然無存了，於是各種政治勢力和政治派別還有牛鬼蛇神社會渣滓就紛紛出籠大肆活動，一切矛盾與分裂對抗因素就統統被激活了；各種各樣的野心家野心人物牛鬼蛇神社會渣滓如張宏良薄熙來那樣的就統統被激活了、找到了他們施展「才華」的環境，那麼中國社會可就大亂了！而原先以合法的名義長期奴役中國人民的中國政權的權貴集團，由於他們有富可敵國的財富，又有以前他們豢養的各種爪牙和打手（張宏良和司馬南就是著名的），於是權貴集團再次收買掌握國家軍隊軍官就是無懸念的事情，於是現在的權貴集團就搖身一變成為中國最大的軍閥勢力：這個集團本來就是毫無道德底線的人渣分子集團，他們毫無人性且無惡不作。而在天下大亂之時他們會更加的變本加厲無惡不作：中國老百姓和現在大力主張實行民主轉型的眾多的知識分子都將成為專制獨裁軍閥勢力的奴隸分子，將生存在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之中，你們可就要大大受這個現在就是邪惡勢力的大肆禍害了！到時候我知道你們會「哭天天不應、呼地地不靈」的！到那個時候中國的情況遠遠不如現在的敘利亞和烏克蘭的！


因為本人把中國的具體國情研究透了，所以知道中國政治轉型不搞則罷；一旦轉型方案必須很成熟很老道，必須很快成功：必須一擊而成！


如果繼續象以前那樣「摸著石頭過河」，那麼很有可能會導致中國陷入動亂和內戰：中國政治轉型不允許長期拖延。


一個必須則是：在中國政治轉型準備階段和政治轉型實施階段，必須嚴厲防範、嚴厲打擊那些中國國內外的反人民反民主反民族勢力的千方百計的對中國民主政治轉型的搗亂和破壞；特別要防範中共權貴既得利益集團、中共政權內腐敗勢力及其爪牙和代理人的對政治轉型的干擾和破壞。因為中共政權內部有一個「強大的內部緊密團結並富可敵國、力量空前強大的權貴勢力集團」，而這個集團是反進步性質的、是反人民、反中華民族的、是反民主的政治經濟勢力集團。如果在中國的政治民主轉型過程中這個集團有任何小的和大的動作的話，企圖破壞政治轉型，那麼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的大利益，就要堅決對破壞轉型的事件策劃者進行嚴厲打擊，而不能手軟！


為了爭取良好的中國政治轉型大環境大背景，中國在準備轉型之前就要把上述這些原則通告國內人民，達到使全國人民理解與支持的效果，在轉型中全國人民也必然會積極配合政府方面的轉型實施的。


如此這般，則大局可定，中華復興大業指日可待！


本人有一種新的政治制度設計，其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越的政治經濟制度：優越性遠遠不是美國的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所能相提並論的。如果實施此一種制度，則中華復興並領導世界文明就不會有困難了。


因為本人把中國的具體國情研究透了，所以知道中國政治轉型不搞則罷；一旦轉型方案必須很成熟很老道，必須很快成功：必須一擊而成！


如果繼續象以前那樣「摸著石頭過河」，那麼很有可能會導致中國陷入動亂和內戰：中國政治轉型不允許長期拖延。


一個必須則是：在中國政治轉型準備階段和政治轉型實施階段，必須嚴厲防範、嚴厲打擊那些中國國內外的反人民反民主反民族勢力的千方百計的對中國民主政治轉型的搗亂和破壞；特別要防範中共權貴既得利益集團、中共政權內腐敗勢力及其爪牙和代理人的對政治轉型的干擾和破壞。因為中共政權內部有一個「強大的內部緊密團結並富可敵國、力量空前強大的權貴勢力集團」，而這個集團是反進步性質的、是反人民、反中華民族的、是反民主的政治經濟勢力集團。如果在中國的政治民主轉型過程中這個集團有任何小的和大的動作的話，企圖破壞政治轉型，那麼為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千秋萬代的大利益，就要堅決對破壞轉型的事件策劃者進行嚴厲打擊，而不能手軟！


為了爭取良好的中國政治轉型大環境大背景，中國在準備轉型之前就要把上述這些原則通告國內人民，達到使全國人民理解與支持的效果，在轉型中全國人民也必然會積極配合政府方面的轉型實施的。


如此這般，則大局可定，中華復興大業指日可待！


本人有一種新的政治制度設計，其是迄今為止最為優越的政治經濟制度：優越性遠遠不是美國的和西方的民主制度所能相提並論的。如果實施此一種制度，則中華復興並領導世界文明就不會有困難了。


第三：因為實際上舊體制中的官員大都是舊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官員們實際上對政治轉型是不熱心的、甚至是暗中抵制的。所以中國政治轉型是不能考慮依靠主要官員來推進轉型的：即中國政治轉型不能依靠各地主要官員，甚至不能考慮依靠他們的主動協助進行轉型。


作為對比，我們看現在的「改革」卻是左一個會議、右一個會議的由習近平親自督促各地的官員「想辦法」加快體制的「改革」的。習近平也許認為這樣督促官員他們就會「積極想辦法」「改革」了：其實遠不是這樣的。






第四：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和轉型成熟完善過程中，全面主導中國政治轉型的主導者、中國國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等必須一直保持領導權，而不得更改：這是中國政治轉型成功的第一政權上的保證，也是政治轉型成功的最大保證，可以講這種保證已經是中華民族的核心利益了。


前面我們說過「轉型過程中引起社會穩定破壞的，有一個最大的因素」需要交代：這個最大的因素就是政權核心團隊必須穩定與保證掌握權力的問題。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權領袖團隊必須始終牢牢的全面掌握著中國的國家最高領導權力，這是中國轉型過程中能夠始終保證社會穩定直至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如果這個因素不能保證，那麼中國將有可能發生動亂和內戰，中華民族就有危險。


另外一個原因是中華民族產生了以習近平為核心的現任政權領袖團隊其實是極其不容易的：這樣鐵心反腐鐵心帶領中華民族復興的政權團隊應該說是「千年一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政治家團隊。所以當我們中華民族現在遇到了這樣一個極優秀的政治家團隊以後，那就要盡量的保證這個「可遇而不可求」的非常優秀的政治家團隊不要再更換了--直至中國政治轉型徹底成功、徹底完善、直至徹底完成整個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的時候，都應該保證這個優秀的政治家團隊長期存在的。當然為了政治轉型成功后使得新的中國民主政權能夠熟練進行正常的新政權領導人的產生與更換程序的開展，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權領袖團隊可以擔任國家督導團隊，而讓民主政權自己去運作了。所以為中華民族千秋大業計，實際上應該把習近平作為終身國家最高領袖來對待了，儘管轉型成功后習近平並不再具體的過問政權的日常運作了。為保持上述習近平中央領導團隊一直穩定執政的格局，在中國政治轉型過程中和轉型完成以後，中共十八大以來的中央成員，凡是支持和擁護習近平、支持政治轉型、支持習近平中華復興的中央常委和中央委員也全部保持不變，並以後也一直長期享受國家中央領導的待遇；而那些暗中抵制習近平的，和不支持習近平不支持政治轉型不支持中華復興的，則一律淘汰。


如果不按照上述的安排將會怎麼樣呢？


那就會因為一旦習近平執政期完成，習近平下台更換其他的領袖到最高政權領袖的位置上了，那麼按照世界各個國家包括我們中國過去的一貫情形，幾乎全部都是一個領袖都有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於是各個領袖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治國了：於是習近平提出的中華復興和政治轉型就完全沒有什麼保證了--即使是習近平自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也無法代替習近平的作用：這是一種政治規律。。。。。。於是習近平提出的中華復興和政治轉型就極有可能會半途而廢了，那對整個中華民族甚至對整個世界都是無法估量的損失。


正因為現在的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權領袖團隊是「千年一遇」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政治家團隊，所以現在我們中華民族遇到了，那就萬萬不可再放棄了！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中國政治轉型頂層設計必須要有大見識、大思考、大理論；而在政權方面決定中國進行政治轉型和主張中華復興、中國崛起、主張徹底根治現體制的一切弊端的時候，也是需要中國政權的領袖是必須具有「大見識、大思考」的！如果政權領袖完全沒有這樣的「大見識、大思考」，那麼中國也不會出現任何的轉型和大改革了！所以具有「大見識、大思考、大胸懷、大抱負」的以習近平為核心的政權領袖團隊對中華民族是有極其高的、是有不可替代價值和意義的領袖團隊。中華民族好不容易出現這樣一個「千年一遇」的、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政治家團隊，那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大造化！中華民族的大希望來了！


實際上全部中國政治轉型能夠成功需要有兩個「大見識」和「大抱負」：一是政權領袖須有認準目標、認準結果、並堅決進行政治轉型的「大見識」和「大抱負」；二是中國具有了成熟老道的「一擊而成」的政治轉型的頂層設計之大理論、大見識。


上述兩個「大見識」和「大抱負」也是「千年一遇」的、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當中國同時具有了上述兩個「大見識」和「大抱負」后如果再不作為，那麼中國人將無法面對未來的歷史了。






第五：如果沒有中國政治轉型的成功，則現在習近平王岐山主導的反腐敗，其價值和意義就將大大降低，甚至也失去巨大的現實意義了。


沒有政治轉型成功為什麼會造成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都失去意義了呢？就因為如果沒有政治轉型，那麼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敗就是治標不治本；而如果中國在習近平李克強王岐山的主導下進行了政治轉型，那麼現在習近平王岐山的反腐就是標本兼治了。


而標本兼治是除去病根之道；只治標不治本則是不能從根本上治好中國政治和體制的一切病根子的。




因為一些研究不適合公開，本人的有些關於中國政治轉型的研究這裡沒有披露。






中華思想家 宣昶瑋2016年5月28草於安徽淮南八公山下之茅草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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