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得中間社會站出來

　　獨立評論人 笑蜀 為FT中文網撰稿
　　

　　有「第二黨校」之稱的中國人民大學，主要為體制內輸送人才，其老三屆校友，更大多在體制內身居要位。出於可以理解的原因，他們往往會迴避重大公共事件。但在這次的雷洋事件中，他們一反常態，主動站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各級校友包括老三屆校友紛紛聯署抗議，以鮮明的公民立場，批駁警方說辭，呼籲徹查真相。

　　如果說人大校友抗議以體制內人士為主，那麼稍後爆發的高中家長「反減招」風潮，參與者則橫貫體制內外。這無疑是更大規模的圍觀。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至此啟幕，以致今年的五月成了圍觀的紅五月。

　　這等於宣告了反圍觀的失敗。

　　反圍觀一直是維穩的中心工作。這基於一個判斷，即社會已經失控，社會力量的成長超出了全能體制所能駕馭的範疇。主要就表現為眾聲喧嘩，表現為各種圍觀。

　　反彈是必然的。如果能夠容忍眾聲喧嘩，如果能夠容忍各種圍觀，那還叫全能體制嗎？全能體制就是要「一切操之於我」，不給社會自治空間。可以有群眾路線，但那不過是公權力發慈悲而已。這即是說，對眾聲喧嘩的抵制，對圍觀的抵制，是全能體制的本能。而過去十年，中間社會不斷擴張，依託中間社會的圍觀不斷發展，的確對全能體制構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戰。

　　顯而易見，反圍觀是一種清場，是全能體制對中間社會的清場，是權力對權利的清場。最高當局曾主張把權力關進籠子里，但反圍觀恰恰要把權利關進權力的籠子里。它基於這樣一種強大的自信或者說權力的傲慢：中國是有問題，體制是有問題；但所有問題只能我來解決，好事我自為之，不容他人置喙。

　　傾盡全力清場，在國家與社會不對等的情況下，不難一時奏效。問題在於，它可以暫時壓制權利，暫時驅散圍觀，但它其實並未如其自信的那樣，真能把自己的庭院打掃乾淨。反腐不可謂不鐵腕，對官場不可謂不高壓，結果如何？貪腐固然受到抑制，其他形式的惡政卻以幾何倍數增長。不再局限於孫立平教授幾年前概括的授權作惡，而是發展到了今天的依法作惡，以「法律」之名、以「執法」之名作惡。真是對法治的莫大諷刺。

　　更大危機在於，體制框架內，已經找不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所有辦法都已窮盡。所有辦法都是沒辦法的辦法。所有沒辦法的辦法，都以製造更多問題為代價。體制無能，又不給社會空間。必然的結果，就是不可遏制的社會潰敗。

　　這威脅著每個人。不能免於恐懼成了每個人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蔓延為中國社會的集體焦慮。這才是人民大學各級校友毅然決然站出來的真實原因。相信他們不是沒有各種考慮各種權衡，但他們一定忍無可忍。

　　這也註定了新圍觀的底色。新圍觀之新，第一是以有組織的形式，共同體的形式，即人民大學校友這個共同體，而不是以原子化的個人形式來圍觀。第二是毫不掩飾自己對惡政的鄙視，對民主、法治、人權的追求。人民大學88級校友的聯署聲明就這樣擲地有聲地宣示：

　　「雷洋的死絕非意外，而是一場系統性的悲劇。我們呼籲最高權力機關展開對雷洋死因的獨立、公正調查，我們要求嚴懲肇事兇手、徹底整頓約束公安紀律，我們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城市秩序。舍此，在我們未老的未來，我們不會無所謂的。對惡，我們不會忍太久。」

　　要求「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權利和城市秩序，」這在政治上不高八度，但人性，平實，容易為社會各階層所接受，無疑是新圍觀的方向。

　　還得中間社會站出來。中間社會主導的圍觀紅五月，或為全能體制始料不及，全能體制實際上低估了中間社會。中國的中產固然弱勢，難當領軍轉型的歷史重任，但橫貫體制內外的中間社會未可小覷。不僅因其橫貫體制內外，極具社會資源和政治縱深，而且也有站出來的動力——哪怕屬於既得利益者，屬於官員階層，甚至屬於權貴，仍不免受體制之苦、惡政之苦，不僅所謂利益並無切實保障，甚至身家性命也難保，因而也不滿惡政，也痛感必須改變。

　　這即意味著，權力的囂張正在把越來越多的人逼到不滿的一面。這一點有如文革後期。如果說物質的普遍貧困為當年的經濟改革創造了帕累托改進的難得契機，那麼今天權利的普遍貧困，則可能為社會轉型創造帕累托改進的難得契機。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圍觀紅五月會迥異以往，權利話語戰勝了道德批判，構成整個公共輿論的核心元素。唯有權利才能抵抗權力，唯有權利才能保護自己，正越來越成為社會共識。關注仍有力量，圍觀沒有過時。

　　把權力關進權利的籠子里，還是把權利關進權力的籠子里，今天的中國正處在這樣的十字路口，決定性選擇已經無從迴避。圍觀五月或許只是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