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中國經濟還有多少創新餘地？

轉載：紐約時報中文網

葛藝豪(Arthur R. Kroeber)是佳富龍洲(Gavekal Dragonomics)的常務董事，曾於2002年在北京幫助創建這家研究公司，他也是《中國經濟季刊》(China Economic Quarterly)的編輯。此前，他在亞洲擔任過金融記者。他還是清華-布魯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非常駐資深研究員、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的兼職教授。他的新書《中國經濟：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東西》(China』s Econom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已在今年4月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

問：創新能力常常被描述為中國成為一個世界級經濟體所必須邁出的下一步。創新能力真的這麼重要嗎？

答：你可以得到很多經濟增長，而不需處在技術前沿上，其實，這是大多數國家的做法。中國仍可通過僅靠技術追趕而得到相當快的增長速度。此外，中國的民營企業已經很精通人們所謂的「適應性創新」，雖然他們並沒有發明新的東西，但他們在中國的環境下正在把東西做得更好。

從負面來看，到目前為止，人們在中國還看不到多少可出口或具有全球重要性的創新。你看不到人們來中國說：「哦，那東西真不錯，讓我們把它引進到美國去吧，或者日本，或者其他的地方。」

問：但是，中國應該達到那個水平嗎？中國的人均GDP仍只有美國的大約四分之一。

答：的確，但有意思的是，中國看起來與20世紀70年代初日本所處的地位很不一樣，那時的日本有大致相同的人均收入。但那時的日本已經因其領先的製造工藝而開始聞名，日本公司的產品都在向前沿靠近。你在中國還真看不到這個。在大多數情況下，你看不到中國企業在受到政府保護的花園之外運行。

問：中國有一些被捧得很高的公司。

答：你可以說阿里巴巴在中國可能具有相當於上個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索尼在日本的地位。阿里巴巴是一家有意思的企業，它的確在中國率先推出了電子商務和在線支付系統。它最近收購了菲律賓電子商務公司Lazada的控制股權，所以他們正在開始轉向國際。這將是中國企業是否能夠把它們在國內市場上的成功轉化為國際上的存在的一個很好的檢驗。

中國現在的關鍵問題是政府鬆綁，讓這種公司在國內和國外展開翅膀。如果這類有很大活力的民營企業有更大空間的話，中國可以從不論是追趕、還是創新中獲得一個階段的強勁增長。問題是，中國似乎在向另一個方向發展，這不僅是因為政府加強審查和對高等教育的控制。政府還提出，阿里巴巴、騰訊和百度等網際網路公司把1%的金股出售給政府，顯然是認為，如果它們有政府參與的話，這些公司就可以變得更好——至少在政治上更好控制。不幸的是，所有的證據都表明，這些公司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它們沒有被政府控制。

從長遠來看，放不下政府控制對創新是個大問題。

問：金融改革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成了一個重要戰場。這是為什麼？

答：金融部門的改革曾一度充滿希望，但逐漸陷入混亂。問題在去年變得很明顯。改革者希望有更靈活的匯率以及更充滿活力的股票市場。但是，也有一些人，他們把股市僅僅看作是經濟表現的指標，把匯率看作是保持穩定的錨。股市崩盤時，政府不是讓泡沫破裂——這是它應該做的，如果它真想有更多市場力量的話——而是進行干預，下令國有企業購買股票，以保持股價的虛高。現在，它被套住了，因為那些購入了股票的國有企業不能出售它們的股票，否則會引發恐慌性拋售。

至於匯率，央行想有更靈活的匯率，這將有助於央行用比較正常的方式來制定貨幣政策，但政治領導人不希望看到靈活匯率所帶來的波動性。結果是雙方發生直接衝突：一方面是真心實意地試圖得到一個更加市場化機制的技術官僚們，另一方面是那些認為維持匯率穩定才是關鍵的人，因為這些人認為，如果匯率不穩定的話，人們就會認為中國也不穩定，那將很糟糕。

問：這聽起來像是習近平政府的典型行事風格。

答：習近平屬於那種以穩定為根本的人。在很多其他方面也是這樣，控制事物的慾望超過了改革和自由化的慾望。

問：也許從更宏觀的角度來看，這也算正常。當國家進行重大改革時，中間需要暫緩一下，讓大家跟上腳步。

答：呼籲改革的經濟學家往往會忽視改革的社會和政治成本。所以，的確，政府放慢改革步伐，讓社會有機會進行調整，這麼做可能是合理的。

另一種看待它的方式是，過去30年來，經濟增長一直以建造東西為主——打造基礎設施、住房、重工業——而目前中國在進入一個新階段，此時經濟增長應主要來自從這些已經就位的資產中提煉效率。這種轉型從來都沒有容易的，我們應該預期會有顛簸。

關鍵的一點是，所有的經濟史都告訴我們，雖然國有企業或許善於建造東西，但在提煉效率的時候，你就需要私營公司了。在當今中國，私營工業企業的資產回報率在9%，而國有企業僅為3%。此外，國有企業的債務水平是私營公司的兩倍。他們有兩倍的負債，但業績只有三分之一。這個差距是巨大的，但政府一直將太多資金引導到經濟中這個效率很低的部分里。

問：有沒有一種更加樂觀的觀點，認為他們正在經歷一段艱難的轉型，但是即使政策沒有重大變化，國有經濟也會自然萎縮——就像巴里·諾頓(Barry Naughton)在《計劃外增長》(Growing Out of the Plan)中描述的經濟改革頭15年一樣？

答：這是可能的。但不同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和本世紀初，政府的政策是以鼓勵私營部門興起為主，即使是進兩步退一步。如今的情況卻似乎明顯呈現的是，他們的方向更多地轉向了政府控制和壓縮私營部門的空間。如果這個勢頭成為基調，那麼中國經濟今後將面臨很多困難。

問：情況什麼時候能明朗呢？

答：（2017年的）下次黨代會將會是一個關鍵時刻。你可以說，習近平並不笨。他知道，中共掌權的長遠能力取決於把經濟搞好。他意識到了對經濟結構做出重大調整的必要性，但是面臨這麼多根深蒂固的抵制，他不得不花費數年的時間來整飭肅清，撤換那些可能反對經濟改革的人。一旦他鞏固了政治權力，清場完畢，他就可以把精力從政治整肅轉移到經濟體制改革上來了。

我不能說自己傾向於這種看法，不過下次黨代會召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確認一件事情了：習近平究竟是一個忠實的經濟改革者，還是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