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

　　曹檸，愛思想網學術觀察員，現就讀於復旦大學。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陳平原先生於2016年4月22日來到復旦大學鹿鳴書店，舉行了題為"八十年代的我們——一個人文學者的經歷、觀察與思考"的講座，與現場青年學子分享了自己對八十年代的回顧和反思。

　　陳教授的經歷很豐富，講述也十分生動，聽來彷彿身臨其境，一覽八十年代的光輝歲月。但同時，他對八十年代的反思更引人深思，通過對時代背景和心理認知的挖掘，力圖為我們還原一個不溢美、不隱惡的八十年代，讓現在的青年人從一代人的理想與失落當中看清時代的風景，走好自己的路。

　　

　　*陳平原老師在講座中

　　不是主將的參與者更有歷史感

　　對於所有的論述"未來記"和"回憶錄"都是基於當下的思考，錢鍾書在《寫在人生邊上》中提到中國人的想象力不足，但中國人在回憶的時候想象力又過分，很多沒有的事情越寫越複雜，越寫越精彩。有人說查建英《八十年代訪談錄》中陳平原那一章是最有歷史感的，陳平原笑稱這是因為自己是受訪者中"最不重要的"，而不重要的人沒有歷史的負擔，是參與者，但不是主角，所以更容易客觀描述。

　　他類比說，中國新文學大系中有兩卷前言寫得好，一是胡適，提供了很多史料，但問題是他太過糾結於自己如何發動白話文運動的過程，真切但是瑣碎，有唱讚歌的嫌疑。而魯迅那一章寫得好是因為魯迅說他只是聽將令，幫那些猛士們罵幾聲。參與其中，但不是主將的人談歷史，這是切入回憶的重要角度。

　　鑒於回憶往往是個不太可靠的事情，陳平原在敘述八十年代時僅是基本敘事加點評，不做過多闡釋。採用限制視角，即只講自己所見所思，不知道的不說，以自己的故事為主線，回顧、反思八十年代中國的思想文化界。在1980-1989、1978-19991、1978-1989三種八十年代的定義中，陳平原選取的是第三種定義，即1978-1989年。八十年代複雜異常，他只談精神文化。

　　時代背景："春光明媚"又"一無所有"

　　理解八十年代的精神文化氛圍可以從兩首傳唱度很高的歌曲作為切入，首先是《年輕的朋友來相會》中唱的"美妙春光屬於誰？屬於我，屬於你，屬於我們八十年代的新一輩！再過二十年，我們重相會，偉大的祖國該有多麼美！"為何八十年代那麼積極？1979年12月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時說，我們要實現四個現代化，實現小康，到世界末達到第三世界國家中富裕國家的水平，人均國民生產總是一千美金。1980年元旦，鄧小平在全國政協的茶話會上第一次公開談，八十年代是一個重要的年代，因為二十年後我們要實現小康的指標。這也是89年之後眾多變更的政治口號中唯一沒有改變的。

　　到了1986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第十二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12月中下旬合肥、北京等地一些高校的少數學生出於各種情緒上街遊行。同一年，北京工人體育館的舞台上，崔健的搖滾樂橫空出世，那首《一無所有》震撼了無數年輕人的心靈，"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是情歌，更是現實的寓言。八十年代既是春光明媚的，也是一無所有的，年輕人借歌曲表達自己的失落感，從86年的"一無所有"可以預見之後的故事。

　　1989年1月1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指出"我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就是經濟生活中明顯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幅度過大，黨政機關和社會上的某些消極腐敗現象也使人觸目驚心"。八九十年代之交，闖物價關成為重要的社會變革。果不其然就在這一年中國發生了激烈的政治動蕩。在這風雲急劇變幻、交織著希望與絕望、充滿機遇與陷阱的大背景下，八十年代的讀書人雄心勃勃又戰戰兢兢地登場了。

　　陳平原的八十年代關鍵詞共有五個：上大學、辦雜誌、開會議、組社團、辦叢書。

　　並非"永遠"的1977

　　第一個關鍵詞上大學。

　　一代人命運的改變從1977年恢復高考說起，2007 年恢復高考30年的時候北京大學舉辦了徵文紀念活動"永遠的1977"，但陳平原為《永遠的1977》作序 《未必"永遠"的記憶》 ，強調"當初幸運跨過高考門檻的年輕人，如今大都功成名就，確實到了講故事的時候"，但這樣會把不成功者的敘述悄然排除了，當年27:1的錄取率決定了大部分人沒有考上，還有很多知青沒有回城，有很多就此埋沒終生。歷史轉折關頭很多人被甩出去了，1977並非對所有當事人都意義非凡，是永遠的記憶。

　　

　　*《永遠的1977》書影

　　講"永遠的1977"的都是成功者，成長起來后碰上國家知識化、年輕化的戰略，77-79級這些大學生日後受到社會的關注和讀書的熱情後輩人的確難以比擬，因此並不能體會被淘汰者的苦楚，不知道人世的若干艱難，很容易把這個時期理想化。所以回憶故事值得傾聽，也要質疑。

　　1978年2月至1984年7月的中大生涯讓他自言"脫胎換骨"，然而他卻發現"校友之追懷大學生活，不是老師風采，就是同窗情誼，再有就是演戲、出遊、辦雜誌、談戀愛"，而大學四年的主體——上課、討論、複習、考試，基本都被遺忘了。逸聞瑣事讓後人覺得讀大學很好玩，其實大部分時間都是枯燥無味的苦讀。

　　為了追索八十年代讀大學最真實的狀態，他還請中大中文系幫忙複印了所有的學籍和課程表。他曾寫文章回憶一門課程花了一年學文藝理，學得就是將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考試題目是"文藝工作者第一位的工作是什麼？"，如果不答講話中提到的"深入生活、理解生活"就算錯。依靠課表才發現，原來這個課本來就叫毛澤東文藝思想，但由於政治風氣的變化，入學前，課程的標號成了馬列文藝理論，後來又改為文藝理論，兩個月之間變了三種說法，老師來不及備課講的還是毛澤東的文藝理論。這就是那個時代政局不穩定的表現

　　朋友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第二個關鍵詞是辦雜誌。

　　《紅豆》是當時著名的學術文學刊物，總共出了7期，可謂全國所有校園學生雜誌印刷水平中最高的，那是因為《紅豆》得到學校撥款80元，在廣州空軍印刷廠印製，然後一本5毛上街賣。

　　為什麼停呢？《紅豆》第四期上刊登短訊：

　　一、編輯部已同全國各大專院校27個文學刊物建立聯繫；

　　二、全國高校文學刊物《這一代》創刊號十二月初在武漢出版。

　　這兩則貌似喜訊潛伏著危機，因為文革剛剛過去，27學校大學生的串聯和"激進"言論。這引起當局高度警惕，決定予以取締，《這一代》就此胎死腹中。創刊號成了最後一期，在當局查封之際，學生衝到印刷廠搶，拿出來賣賣出16000本，黑市價居然超過原價10倍多。

　　廣州的風氣最開放，學校出錢給學生辦雜誌。憶及自己在辦雜誌浪潮中經歷，陳平原兩年半內，在《紅豆》發了7篇文章 這並非因為編輯的特權，事實上編輯只負責文章的排序。而是只要得到導師的首肯之後便能刊載。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反對異化理論，他1983年第一期的一篇《論西方異化文學》不幸中槍，被上級點名批評了，是他的導師挺身而出，扛下了責任。事後回憶道：老師嚇出一身汗，早些年因為一篇文章有可能一輩子翻不了。弔詭的是，兩年後這篇文章在省里獲獎。

　　

　　*1983年11月17日《中國青年報》第1版。一九八三年，發生了對周揚、王若水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的批判，開始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

　　《文化：中國與世界》是另一個名噪一時的雜誌，但只出版了五輯。而且文章的編排十分隨意，各式文章混在一起，一來是為了打破傳統，給青年學人機會，二來是沒有那麼多稿子。陳平原說自己有幸未經審稿發表了兩篇，是因為編委的文章優先發表。所以文章來源基本就是編委自己寫的、朋友的、朋友老師的。什麼是好文章呢？甘陽有句名言"朋友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類似於民國同人刊物，志同道合的人湊在一起互相取暖，而同人刊物的崩潰在於不發朋友的稿子而搞幫派了。

　　再就是1988年春夏之交朱偉承包了一份瀕臨關門的紀實文學雜誌《東方記事》，移師北京，另起爐灶，首創用"欄目"的方式來辦雜誌，很多欄目主持人身兼數職：組稿、寫稿、編輯。顧問是汪曾祺，專欄主持人有李陀、戴晴、蘇煒、劉再復、錢鋼、史鐵生等人，而陳平原負責"讀書俱樂部"欄目，自嘲道"多麼不重要的角色啊"，故而又能輕鬆旁述。

　　八十年代的風氣一去不返

　　第三個關鍵詞是開會議。

　　碩士二年級，他想帶著自己的論文《論鄉土文學》參加全國會議，導師的意見是"文章寫得不錯，但我不同意參加"，可最後他還是去開會了。他後來的老師王瑤先生評論：這就是西南聯大的風格。老師是有立場的，但卻能讚賞學生立場不同又自成一說的，無疑是那一代學人的胸襟。

　　最重要的一次會議是1985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創新座談會，為打開八十文學研究新局面。他和錢理群、黃子平發表《論二十世紀文學》，有趣的是，三人談中的核心錢理群，可參加會議卻推舉當年最年輕的陳平原上陣。他們催生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這一概念。如今陳平原的評價是：30年前的謬誤很多，但概念基本被接受，到九十年代 很多大學開設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課程。

　　

　　*陳老師在講座中展示了他與黃子平、錢理群在北大再聚首的照片

　　從《讀書》到《文學理論》，關於此事的討論最終集結出了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三人談》，這書重印好幾版，三個人的名字排序不一樣，先是把陳平原放在前面，後來為了尊重事實又把錢理群放回最前。從中可以看出時代的風格：八十年代是尊重年輕人的時代。這是八十年代特有的氣象與風度，在其他的領域中也是如此，若干志同道合的年輕人聚在一起，醞釀出一場場日後影響深遠的變革。而九十年代之後，這樣的故事就越來越罕見了。

　　另一個有力的例子是1988年在鏡泊湖的中國文學史討論會，會議期間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集了一個徵求作者意見的座談會，大家不好意思開口，陳平原打破沉默，對該社偏重編纂老一代文化名人的文集，而忽視學界新生力量的做法提出批評，提到浙江文藝出版社"新人文論"叢書很有衝擊力。而出版社的領導也很有雅量，接受了批評。

　　陳平原不無感慨地說道"今日這個時代，很難想象年輕學者在會上對著出版社老總批評說不給青年人機會"八十年代的風氣一去不返了。同時他感到自己那一代學人的迅速成長得益於長輩支持，今天要出來呼籲尊重年輕人，要給年輕人出路。

　　情懷與傲慢

　　第四個關鍵詞是組社團。

　　首先要提及的是1986年在北京成立的"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編委會，主要以介紹當代西方人文主義思潮為己任，主力是北大和中國社科院當代西方哲學專業的的研究生髮起，創辦了"現代西方學術文庫""新知文庫"，對八十年代中國思想界廣泛影響。除了作為"領袖"人物的甘陽、蘇國勛、劉小楓，"霸氣和匪氣結合起來，干一番大事業"，他還特地提到了已經去世、當年打點台前幕後諸項事務的王煒，雖八十年代后不再從事學術創作，但保障工作功不可沒。

　　

　　*文化：中國與世界系列叢書

　　1986年12月10日《光明日報》刊登三聯書店的叢書廣告，受到高度關注，這個過程既是壯志凌雲也是跑馬圈地，因為沒有版權，只要有書就開始翻譯，廣告一登，別的出版社就不再翻譯了。這一批書的盛況前無古人，后也難有來者，三聯出版社獨立后，急切得需要書稿，撞上一批渴望施展拳腳的年輕人，一拍即合。現代西方學術文庫49本，大都系第一次翻譯的著作，如尼采、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阿多諾、馬爾庫塞、哈貝馬斯、薩特等。《悲劇的誕生》《存在與虛無》《存在與時間》印行20萬冊，中外學術界、出版界都看呆了。策劃的書目大部分（46本）都翻譯出來，而且不斷重印，這是第一批認真學習西方二十世紀學術成果的作品，現在看來大部分是好書。

　　編委會後來解體的原因很複雜，有政治問題，很多人流亡海外，有經濟利益上的衝突，有學術趣味的分疏，還有文人相輕，做事情往往是這樣，還沒起來時大家往往能齊心合力，有人牽頭就有人不服氣，稍有成就誰也不服誰，相互鬧矛盾。總之各種各樣的矛盾都出現了，"這批人89年就散了"。如今反思，那批人年輕氣盛、才華橫溢，帶著詩人的趣味與情懷，但也帶著哲學家的傲慢與偏見。

　　陳平原認為甘陽在《八十年代訪談錄》和接受《南方人物周刊》採訪中的一些說法對兩個團體的評價有失公允。一個是中國文化書院，由馮友蘭、張岱年、朱伯崑、湯一介發起，主要彙集老一輩學人，引進西方的儒學研究，1984年10月成立，其工作並且一直延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與傳播值得尊重。另一個是走向未來叢書，叢書出版時間始於1984年，終於1988年，共出書74種。由金觀濤主編，編委構成最為複雜，涵蓋多個領域的學者。內容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個方面，包括外文譯作和原創著作，因為走向未來叢書是編譯，陳平原笑稱這套書是"譯得動就譯，譯不動就編"。所以翻譯水平一般。但貼近現實生活，影響極大。

　　徐友漁在總結八十年代中期學術文化活動時往往依照當時有影響力的山頭分成三派：國學、科學、人文。陳平原提到此外還應注意兩股力量：一個是以王元化為首圍繞《新啟蒙》雜誌的一批思想家，他們討論更多的是馬克思主義向人性的復歸，這股思潮中還應該算上王若水和周揚。二是以鄧小平大公子鄧朴方為領導，出的一套《二十世紀文庫》，主要引介社會科學新思潮和觀點。但不管叫什麼派，所有社團都沒有登記，也沒有檔案，只是自由結社。

　　盛況空前的叢書熱

　　第五個關鍵詞是出叢書。

　　這次的核心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核心力量是"新人文論"叢書，專門給年輕學者出書，比如許子東《郁達夫論》、趙園《論小說十家》，李慶西在回憶文章中提到"後來這套叢書出了十六七種，像吳亮、黃子平、陳平原、南帆、王曉明那些學者當時還初出茅廬，後來都成了學界中堅。"近三十年後再回首那段經歷，黃子平說"生逢其時"，王富仁城"朝花夕拾"，許子東則稱"趕上了文學評論的黃金年代"。這套地方出版社囊括南北方青年學者出的書，"真的很有眼光"。

　　浙江文藝出版社後來乘勝追擊，又做了一套"學術小品"叢書，參與編這套書的時候，陳平原只寫過一篇短文，但總編一口咬定他能寫隨筆，就逐漸敢寫了起來。從《書里書外》 開始，陳平原寫專著也寫小文章，也告訴學生從事學術研究，也要和公眾對話，在現實生活中進行經驗表達，兩種筆墨同時經營。

　　再後來就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刊行的"人文研究"叢書。第一輯6種，西學為主，中國研究的聲音出現，日後則是研究中學或比較的更有市場，陳平原自己的《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不斷重印，而蘇國勛、杜小真介紹西學的著作則沒那麼幸運了。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書影

　　該叢書第二輯1988年交給出版社，但因政治風雲變化推遲到1991年方才出版，基本上討論的都是中國問題，例如錢理群《周作人論》、趙園《北京：城與人》、汪暉《反抗絕望》等。可見，隨著編委會的著眼點從翻譯向研究轉移，所謂"全盤西化"自然站不住腳了。他說錢理群是判斷是對的：第一步先引進西學，然後轉向中國的研究。發展過程是引進西學，消化，然後自己創造。

　　反思編叢書的經歷，陳平原得出了更加中肯、理性的評價：這個編委會留在學術史上的意義確實是以"西學引進"為主，還有就是書生氣十足的"學問崇拜"--前者使得編委會不認同中國文化書院的價值立場；後者則讓編委會成員普遍看不起"走向未來"叢書的兼及官府與學問。帶來的副作用就是輕視中國學問、輕視和現實結合的社會科學。

　　八十年代文學意氣風發的年代不存在了。八十年代最聰明的人去學人文，北大中文系哲學系的很多都是各省第一名，到了九十年代，學生要考慮出路問題，讀中文的很多就是第二志願，考不上去商學院就去念中文，然後是歷史，最後是哲學。那一代的青年學人年少輕狂，不拿老長輩當旗幟或顧問，甘陽說"誰來當主編？他懂嗎？！"，希望自己殺出一條血路來，這種姿態讓後來年輕人羨慕不已。

　　八十年代的幸運兒

　　陳平原這樣為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繪製基本輪廓：思想解放與西學優先，哲學與文學引領風騷，理想、激情和意氣用事並存，散文時代來臨。此外還格外強調了學院體制的恢復與重建的重要意義，這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勃興背後的推動力之一，78年除了恢復高考，值得銘記的還有派遣留學生和恢復學院體制，有了完整的學位體系，從八十年代起建立起了一套自給自足的學術體系。

　　激動人心的吶喊著呼嘯著前進的學術變革時代似乎已經過去了，接下去是沒有多少詩意而又更加艱辛的常規建設，沒有英雄、缺乏戲劇性，八十年代的弄潮兒們從"詩歌時代"走向"散文時代"，能否適應新的時代風氣，如何繼續引領風騷？

　　畢業三十周年回顧，他在《我們和我們的時代》中直言：我們都是幸運兒，從那麼低的地方起步，一路走來，跌跌撞撞，鍥而不捨，但因踩上了大時代的鼓點，於是有板有眼。回顧三十年有一點成績，但並不像想象中得那麼大。當年指點江山的年輕人今日也成了掌權的老一輩，陳平原自問，這一代人有沒有辜負自己的時代？之所以這樣自我拷問，是因為他心裡還有另一把標尺，八十年代的一代直接對話的是新文化運動的五四一代，長年的五四研究的這把尺子讓他知道差距，就拿《紅豆》對比新文化運動中年的《新潮》比，學問想比不過，對比台灣1960年白先勇他們的《現代文學》比，文學比不過，八十年代的青年只是在荒蕪的大地上得到了充分表演。如果出生在平庸的年代很難做出成績，所以到了自己的這個年紀，長輩有義務為後來者搭建舞台。

　　年輕人沒有舞台唱不了戲

　　今天中國大學生之所以承載了如此多負面印象和社會的普遍媒介化分不開，在一個高等教育大眾化的時代，全民皆可藉助網路發聲，眾生喧囂在所難免，但這代表不了中國的優秀青年人的面貌。1936年全國有4萬大學生，2015年專本碩博合起來2800萬。不能只怨大學生，只能說時代變化了，教育普及了，大學生不再有以前強烈的精英感了，但頂尖大學的大學生精英感和責任心依舊。這個時代不是精英消失了，而是精英不再那麼自戀，責任更多了八十年代還有首膾炙人口的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那個時代並不完美，但很多人，尤其是大學生，即便暫時一無所有，但仍走在希望的道路上。陳平原坦言，今天的年輕人面臨的艱難險阻沒有八十年代年輕人那麼多，但是對未來的預期不好；現在優秀的大學生眼界、學識、聰明遠超過自己當年，但是焦慮和彷徨也遠超自己。

　　

　　*八十年代，青年人思想開放，機關青年們跳起了交誼舞。

　　這涉及可以進一步討論的三個問題：首先，年輕人如何調整自我心態；其次，政府如何制定政策激勵我們的青年人；再次，長輩為青年提供舞台。物質條件的確已經好了太多，但重要的還有心理感受。總結自己那一代人，陳平原說他們起點很低，但鍥而不捨，九曲十八彎，和這個國家和民族一起上升，走到今天。年輕人的迷茫是很可怕的，年輕人如果覺得沒有未來意味著國家的發展沒有明確的方向。更重要的是現在的過來人該為後來者做些事情。沒有舞台唱不了戲，有時強求不得。生活在風雲突變的時代，青年因其敏感與膽略容易脫穎而出，而太平年代的青年一切按部就班，施展才華的時間相對推后，表演空間也明顯縮小，這無可奈何。如果只是做道德文章，批評青年人讀書不認真、沒有雄心壯志是於事無補的。

　　恰如其分地評價人文學

　　在提問環節，陳平原教授又談到對當下的不滿某種程度上講催生了對八十年代的想象和好感，其實八十年代還有很多風雨坎坷，政治運動、知青回潮、裁軍的困難、物價飛漲引起的動蕩，這些今人今天都不太談了，只記住了它的好處。

　　關於八十年向九十年代的轉折，有種聲音讚美八十年代，批評九十年代，但他提醒大家記得九十年代很多的制度建設很有意義，很多社會科學工作者把八十年代人文學者浪漫的想象落實了，沒有這些實在的建設，我們走不長遠。或許可以說，八十年代是人文學者的舞台，九十年代是社會科學家的舞台。他提出"理直氣壯、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分析人文學的處境和發展方向，但警惕只盯著人文學的立場，忽視學術界的變遷，甚至看不到其他學科的價值。

　　要客觀地評價人文學的位置，多年來他一直強調本國文學在本國文化發展中的地位。北大百年校慶提出要追趕世界一流，讓每個專業說與國際一流的差距，有的專業說二十年，有的說十年，有的說五年，只有他看不出人文學和世界的差距在哪裡。這並不是中文系的驕傲，北大中文系應該和誰比呢？要比就要東京大學的日文系、耶魯大學的英文系、索邦大學的法文系比，可是這個比較沒法操作。一國文史哲學科的論述擁有很強的在在地性，是在和這個民族、這個時代一起成長的，很難像自然科學那樣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一起向前。

　　

　　

　　在國外，再厲害的中文系也是邊緣的，而在中國，中文系不止是一個學科，也是一股精神力量，是溢出學科以外的文化建設的力量，不止關注學科，還要對社會發言。其實世界各國的本國語言文學教授都是如此，關懷民族的命運，積极參与當下的文化建設。在這個意義上，中文系的未來是樂觀的，他當北大中文系主任事說"人文學已經觸底反彈了"，生源質量比九十年代後期好多了，那是更多考慮就業問題，現在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學生父母輩創造的財富可以供養起純粹的人文學學習，很多學生選擇中文系是因為興趣，不考慮養家糊口的問題，在優雅地讀書。雖然回不到八十年代讀書的熱潮，但最差的時候可能已經過去。

　　一代人的苦悶只能由由他們自己解決

　　至於當下的年輕人如何做，那隻能看自己，每一代人都是基於自己的歷史認識和價值立場做出選擇。八十年代的過來人能做的僅僅是說說八十年代的情況，講講那些故事背後的價值認知和幾十年後的自我反省。

　　現在有人批評年輕人沒有理想和責任感，其實一代人的選擇是歷史逼出來的，這個時代不要求青年去堵搶眼，這個時代是完成謀生以外談做社會貢獻，教育讓青年人記得，在生活之外還有一個境界，這已足夠。過分的道德教訓說了沒用的，效果不好。

　　沒有一代人不曾苦悶過，但一代人的苦悶只能由他們自己解決。八十年代的人並不是沒有苦悶，很多人從英雄墜入到庸庸碌碌的謀生，很多人在國內呼風喚雨，出了國不被認可。他自己有個"失敗"的教訓，92年商品大潮來歷的時候十億人民九億商，他特別地書生氣，認為學問總要有人做，既然政府管不了，那就像北京三十年代的教授那樣，用自己的錢出自己的話。那時候他們的收入不高，相當於北京計程車司機的四分之一。他和錢理群、葛兆光等六個人辦了《文學史》雜誌，後來感動了出版社和大學，接受了資助，這本雜誌出了3期也就不出了。像堂吉訶德一樣去挑戰了商品經濟大潮。

　　當老師的好處是看得多，眼界開闊，但當老師容易有個缺點就是好為人師。其實老師能做的就是告訴學生曾經有過的歷史，然後讓學生自己選擇。

　　本文由曹檸撰稿、整理，未經陳平原教授本人審閱。